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有着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在境遇不佳时憾然归去，等到时机成熟就会立即出山。无疑，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居正也有这种双重性格。可是，如此的双重性格在张居正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是否一直会在这两个性格之间徘徊呢？
初登政坛的险恶局势
张居正终于踏人了仕途，迎接他的并不是坦荡的锦绣前程，而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小道。张居正初人政坛的时候，正值严嵩大权在握之际，年轻的张居正，对于这个声名远扬的奸臣，采取的是低调从事的策略，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逐渐让他认识到了严嵩的真面目。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被选为了庶吉士。前面说过，庶吉士就是所谓的“储相”，因此这就是他踏上仕途的标志。可是，这会是怎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呢？此时的张居正根本不清楚，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对于一个许多代人都在社会底层打转的家族的后代，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又陌生的政坛：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处理，有那么多的政客需要结交，有那么多的政治规则需要学习，有那么多的政治旋涡需要规避。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面临着比读书考试更为艰难的学习任务。
对于大明朝的政局，此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然而，张居正明白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取胜，最终掌握大权，才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百姓的宏愿。实力不足的他，现在正谨小慎微地潜伏着，静静地观察着整个政局。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所谓的君主专制。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一方面，的确，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君主也就是皇帝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是最大的独裁者；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不要忘记了皇帝之下的那帮大臣以及归属大臣管辖的庞大官僚系统。
一般说来，即使皇帝是比较有能力的，他也不能事必躬亲，也需要将一些具体的权力交给大臣们。如果遇上一个能力较弱的皇帝，这时非但不能统掌大权，反而还会受重臣的制约，有时甚至形同虚设，这就是历史上出现大臣专权的原因。那么，张居正走进政坛的时候，大明朝的权力格局是个什么样呢？
先来看一下皇帝的情况。张居正当上庶吉士时，皇帝是明世宗，这是一个大权在握而且非常英明的君主。他的英明，从他十六岁时入京的一件事情就看得出来。那时的明世宗只是兴王，明武宗死后遗诏要他嗣位。
于是，他就从安陆的兴王府来到了北京。到城外时，当时的礼部尚书请他用皇太子的即位礼，世宗立即就拒绝了，并且坚持说遗诏上指明自己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从此以后，朝中大臣都不敢轻视这个十六岁的青年。
明世宗即位以后，做了许多兴礼作乐的事，比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称其为先师，撤除孔子的塑像。从反对盲目迷信儒家来讲，这些举动可以说是不失为开明的。但是，随着明世宗年龄的增大，尤其是到了张居正入朝为官的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四十一岁，他逐渐厌倦了皇帝的生活。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居然有人会厌倦当皇帝？其实，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只是站在平常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换成明世宗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他的厌倦了：整天都大权在握，待在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位置上，长久下来肯定会失去上进心，会觉得生活很无聊。这个时候，如果再有繁杂的政务，那就会更加加深他的厌倦感。
事实上，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世宗就不再上朝，后来甚至连宫内也不住，干脆搬到了西苑万寿宫。
可以想见，这个时期的政务，他几乎是理都不想理。那么，这时期，他又在干吗呢？
原来，从嘉靖二年起，世宗就开始修醮（音同“交”），也就是修行道教，整天跟道士混在一起。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明世宗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权。尽管世宗一心向道，但是对于政局，他仍然牢牢地把持着。
因此，应该这样理解他：他只是厌倦了政治生活，但却没有厌倦到抛弃的地步。毕竟，当皇帝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越的生活条件的。
可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明世宗的大权毕竟有些旁落了。试想，那么多精明能干的大臣在身旁，一旦皇帝无心政事，他们能不趁机捞取政治权力吗？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权就逐渐落在了一个大臣的手中，他就是显赫一时的严嵩。那么，这个严嵩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这样大的权力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的核心是内阁。这个内阁可不是西方国家的内阁，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厅，专门负责为皇帝起草诏谕。
内阁里的成员称为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成员的数目多的时候有八人，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他们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阁讨论问题时，经常会出现意见上的很大分歧。在争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就是明朝著名的首辅制度。
首辅是个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其实，他就是皇帝的秘书长。由于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在内阁起草皇帝的诏谕时，事实上都是由首辅一人拟稿（被称为“票拟”），其他人只有偶尔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
关于首辅的产生，长期以来的习惯是根据内阁学士的资格，谁资格越老，谁就能当上首辅。其余的人，就被称为次辅。
这就是作为明朝政治制度核心的内阁。虽然由于内阁成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权力仍然低于皇权，但是由于内阁负责着诏谕的起草，因此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另外，由于内阁首辅在内阁起草诏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内阁以及内阁首辅就成为了明朝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
每个进入政坛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进入内阁，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要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拥有了对于大臣来说最高的政治地位。
首辅政治的残酷性
正是由于内阁首辅的重要政治地位，再加上首辅和次辅的职权划分一直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内阁里面，就存在着首辅和次辅的权力之争：次辅因为想要当上首辅，就会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到次辅的威胁，也要想办法驱逐次辅。
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悦于皇帝，以求得皇帝的信任，同时降低皇帝对自己对手的信任，从而借助皇帝打败政敌。于是，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核心里，就充满了血腥浓重的明争暗斗，这里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
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掌握大权的。在张居正当上庶吉士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内阁中的大学士除了严嵩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夏言。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一个来自分宜，一个来自贵溪。但是，这两人却毫无同乡之谊，只有相互的敌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九月，皇上就让夏言进了内阁，由于他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比严嵩老，因此严嵩只好退为次辅。
从这之后，两人就结下了仇怨。尤其是严嵩，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夏言。正好夏言又是一个性格刚强傲气的人，自认为君子坦荡荡，这就给了奸佞的严嵩很多机会。
一次，世宗戴着香叶冠醮天，一时高兴，就做了几顶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戴着香叶冠到西苑来了，可夏言竟没有戴。当世宗问他为什么不戴时，他却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戴道士的衣冠，惹得世宗心里非常不快。
严嵩看出了世宗的不快，就借机会向世宗哭告夏言欺负他。世宗本来就不爽夏言，于是便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的第一次失败。
夏言走后，内阁成了严嵩的天下，一时间贪污腐化成风，这时世宗才想起夏言，让他又进了内阁。
可是，经历了失败的夏言仍然是那个性格，决不讨好皇上的内宠。比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去时，夏言把他们当奴才看。严嵩却与小内监并坐，小内监走的时候，他更是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钱。
由于这样的原因，夏言得罪了许多内监。这些人就经常在世宗面前说他的不是，再加上严嵩借在外患问题上世宗和夏言的矛盾，极尽其诬告的能力，最终使得世宗龙颜大怒，下令杀死了夏言。
可以说，夏言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他的能力上，而是输在了他的性格上。
从那之后，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再没有谁能够跟大权在握的他硬碰硬，明朝的政局就这样被他一直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夏言和严嵩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之争时，张居正在干吗？他对当时的政局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因而在当上了庶吉士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实际上是待在翰林院里的。
明朝的翰林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一般说来，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向其他官职升转的一个中间机构，因此对于实际的政治，它并不承担任何职任。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同以前进来的士人们一起研讨诗文，过着悠闲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翰林院里养的只是一些会吟风弄月的酸文人，这里同样有一部分士人在研讨朝章国故。因此，准确地说，翰林院是一个既培养文人，也培养政治家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在张居正进入翰林院的时候一样存在着。大多数的进士们，都颇有兴趣地讨论着怎样才能做出西汉的文章、盛唐的诗句。
张居正并非不热心这些活动，只是在他的目光里，正在关注着更为紧要的事情：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他正在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人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
“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
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音同“葵”）只整编出五六万人的军队，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了，无可奈何之下，明世宗只好下诏勤王。很快，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就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前来救援。
可是随着勤王军的陆续到来，军队的给养成了问题。
士兵吃不上饭，也没力气打仗，因此仇鸾也不敢开战，只好派人和俺答谈判，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俺答回答说要明朝给他们进贡，于是明世宗只好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前来商议的有大学士严嵩、李本以及礼部尚书徐阶。
看着忧心忡忡的皇上，严嵩宽慰道：“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
可徐阶却严肃地说：“军队一直驻在北京城外，杀人如割草一样，这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点点头，转脸问严嵩看到俺答的《求贡书》没有。
严嵩从衣袖里抽出一份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要皇上做主。”徐阶接过话。
“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最大的困难。”徐阶说出了心中的焦虑。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可以给。”世宗很慷慨。
“只是要皮币珠玉，事情就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办才好？”
世宗背心一凉：“卿可谓远虑。”（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商议的结果是，还是接受俺答的要求，具体的事情由徐阶去做。徐阶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不能用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的理由，只要俺答开出长城，而且改用鞑靼文写《求贡书》并由大同守将转达，就可以答应要求。
俺答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军队也经不起久战，于是就撤兵了。
可是，明世宗这时却又想打了，他不停地催促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作战。
丁汝夔觉得为难，就向严嵩请教，可严嵩却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他的意思就是不打，等俺答自己退走。
这样一来，丁汝夔实际上就违背了明世宗的心思。于是俺答退后，他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表面上作出救他的保证，实质上却并无此意。
可怜的丁汝夔一直到被杀头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奸巨滑的严嵩出卖了。
正是在这次大变之后，张居正才真正认清了朝廷的武备是多么松弛，也更加认清了严嵩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其实，张居正以前对严嵩采取合作的态度，一是基于他的权倾一时，不得不如此，也是基于自己想要找个好靠山的考虑。
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全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朝廷做官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没有人赏识和提携，是很难在官场混下去的，就更不要说是取得大权，进而兴国安民了。
为了自己宏愿的实现，张居正不得不这样。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事实让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严嵩并不是自己的好靠山。
如果说，这之后的张居正对严嵩还有什么迎合的行为的话，那就已经是一种阳奉阴违的做法了。
通过这次事变，张居正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
那么，这次张居正有没有看走眼呢？徐阶对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徐阶这个人吧！
能忍方可成大事
低调从事的张居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吃大亏，即使是严嵩，也没有“整治”过他，张居正的仕途在崎岖小道上渐行渐远。
然而，他毕竟还是太过年轻，政治经验尚嫌不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徐阶大学士对于严嵩小心应付的态度时，他终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使得他下决心离开政坛一段时间。
还在张居正任庶吉士时，徐阶就已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了，从这方面讲，徐阶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据说身材矮小，脸面白皙。他不像夏言那样刚愎自用，也不像严嵩那样奸佞，而是一个“道中庸却极高明”的政治家。
这一点极好地体现在了他对于严嵩的态度上。无疑，严嵩的专权独任，徐阶也是知道的。可是，这位聪明的江南人跟张居正一样，并不直接跟严嵩斗，他们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和态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徐阶对张居正的赏识，因此这两人既是师友，也是政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离开人世为止。
上文说到，张居正在通过“庚戌之变”认清了严嵩不仅不是自己的好靠山，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之后，逐渐改变了对严嵩的态度。虽然他跟徐阶一样，都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但是他毕竟还是年轻，官场经验不足。一旦认清了严嵩的真面目后，张居正就很难忍受严嵩的奸邪了。
可是徐阶不同，他对于严嵩，不是一味顺从合作，而是有所抵抗，但是却又绝不撕破脸皮。
徐阶即使是在与严嵩合作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现在看来，这样的态度是最明智的，因为一方面严嵩那时正得势，跟他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严嵩是个大奸臣，迟早须被铲除。
毫无疑问，徐阶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跟严嵩翻脸！一场政治上的大决战，正埋伏在表面和平的两大权势之间。
不久，第一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庚戌之变”时，明王朝不敢开战，大将军仇鸾只有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就是由俺答每年“进贡”若干马匹，朝廷则每年给予若干的币帛粟豆。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的“马市”是在通商，实际上，由于俺答“进贡”的马匹都是老弱病马，而得到的币帛粟豆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这种做法无疑是赔钱买和平。
这样的屈辱，自然引起了很多忠心大臣的反对。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三月开了马市之后，时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上奏将“马市”关闭。
可是，在世宗召集的大臣会议上，已经勾结了严嵩的仇鸾诋毁他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世宗听信了仇鸾，不仅没有关闭马市，而且还将杨继盛贬为甘肃的狄道典史。
对于世宗的这个决定，徐阶几乎不置一辞，尽管杨继盛是徐阶执掌国子监时的门生。
这是徐阶性格的最好说明，他并非不关心学生的命运，而是他看到仇鸾勾结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才只好如此。
可是，马市对于朝廷和世宗，毕竟是一种侮辱。
我们知道，明世宗并不是一个完全放开权力的皇帝，他还有威权，而且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他心中一直不甘心失败，他还想着复仇。
也正在这时，俺答又开始进攻大同和怀仁了。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三月，气愤的世宗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起用徐阶兼东阁大学士，进内阁参与军事机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徐阶明白，世宗已经不那么相信仇鸾了，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两件事：第一件，向世宗告发仇鸾贻误大局；第二件，拉拢张居正。
第一件事的结果，五月仇鸾被召回京城，八月被没收了大将军印，九月关闭了马市。第二件事的结果，徐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做助手，张居正开始逐渐靠近政治核心。
在这两件事上，徐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而严嵩却损失惨重。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严嵩也知道世宗对仇鸾的反感，他正在筹划着借徐阶和仇鸾平时的接近，给他们来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没想被徐阶占了先。
其二，正如《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严嵩同样器重张居正，可是却被徐阶把这个人才给抢走了。
或许在严嵩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但是却只是一个善于应酬写作的文人罢了，毫无安邦治国的伟略。这也难怪，他总是看见张居正在那里写诸如《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一样的文章，不能不让他忽略了张居正的大才！
按理说来，经过了这一次的胜利，徐阶应该能够明目张胆地跟严嵩斗了，但是徐阶还是那么沉稳。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最好不要做。马市关闭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前面说到，杨继盛是因为奏请关闭马市才被贬官的。因此，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仇鸾失败后，杨继盛就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并且这四次升迁都是在一年内（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三十二年）完成的。
对于他的升迁，严嵩可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的权倾一时，他对于官员的升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知道，世宗了解自己和仇鸾的关系，而仇鸾又是主张贬斥杨继盛的人，这次仇鸾失败了，如果不赶快把杨继盛弄上来，自己恐怕就难辞其咎了。
他肯定在想：“杨继盛是我给弄上来的，这小子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杨继盛是个忠肝义胆的人，他早知道严嵩的误国害民，于是在他到任一个月后，就以十大罪状弹劾了严嵩。
然而，杨继盛上疏之前忘记了一件事：任用严嵩的是明世宗，指摘严嵩是奸贼，实质在指摘世宗不会识人。因此，他的这次上疏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杨继盛的上疏自然惹得严嵩大怒。很快，严嵩和刑部尚书何鳌（音同“熬”）就依照这个上疏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最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进了刑部监狱，一直到嘉靖三十四年才被杀死。
对于自己学生的再次蒙难，身为内阁要员的徐阶当然是知道的。然而，这次他仍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依然在于他的处世性格：自己这时如果出面保救学生，只会被严嵩抓住小辫，救人不成反要搭上自己的前途。如果自己不能保住官位和权力，又怎样能够最终斗垮严嵩呢？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五十二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内阁大学士才有的沉稳和老练。
对于二十九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样的处世态度让他受不了。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正如他的一首名为《拟西北有织妇》的诗中所说：
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什么意思？他可不甘愿在翰林院待一辈子，不做官就不做，要做就要当上“为君补华裳”的宰辅！对于这样的人，长久的忍耐和等待．只会让他觉得异常郁闷和愤懑。
这样的情绪，在杨继盛下狱以后，就更加强烈了。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就连身为内阁要员的知己徐阶都要如此，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给自己的政敌拜寿，给昏庸的皇帝称颂。除此之外，就只能在诗中宣泄自己的一腔哀怨了：
《述怀》
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均见《张文忠公全集》）
的确如此，在那样一个“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的时期，还不如“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呢！让那些“但为后世嗤”、“黄犬”一样的权贵们见鬼去吧，我要去“种松”、“植兰”了！逃出这个纷纷扰扰的北京吧！宏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道的奸臣无法灭除，知己的沉着无法人怀！
这时的张居正虽然年仅而立，但是已经满心忧伤。人生的痛楚，他已经感受太深，竟觉得衰老病倦了！
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留下一张病假条，回了江陵。临行时，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长信。
在信中，他隐隐地抱怨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意思是指明徐阶的内外不一、一味等待，因此劝他“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
然而，在徐阶看来，这仍然是青年的口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披腹心，见情素”，说得容易！难道不知道在一心宠信严嵩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的罪过，实质是在指摘皇上吗？杨继盛的结局还没有看到吗？
并非徐阶不意如此，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安全，还是隐忍些好！经验果然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编修已经忍耐不住，归隐田园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继续忍耐。徐阶心想：“既然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那就让他去吧！我宁愿‘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
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
“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人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倚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人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
“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
“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诈，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张文忠公全集》）
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明朝，宗藩势力太大，成为极大的经济和政治负担；而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又使得贫民失业；老百姓吃不起饭，民风也变得奸诈，到处都是偷抢，社会问题之复杂难解，甚于以前。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
“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
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
“每观其被风露，炙熵（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ū”）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
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
“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
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月的一次衡山之游中，他虽然写了一首名为《宿南台寺》的诗，内容如下：
“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音同“加”）趺（音同“蝠”）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这首诗延续了他出世的情怀，显得根本无意功名仕途。然而，在另外一首诗中，这种思想毫无踪影了。这首诗的名字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内容如下：
“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均见《张文忠公全集》）
张居正终于爆发了！“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说出了他心中一直在犹豫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遥远的北京！是的，他就是属于京城的，那里还等着这位未来首辅的归来。既出世又人世的双重性格终于倒向了人世一端，他决计早日回朝了！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离开了江陵，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在北上途中，他写作了《独漉篇》和《割股行》两首诗，内容分别如下：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均见《张文忠公全集》）
后面这首诗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张居正这次回京之意的坚决，“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哪怕京城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了！只要能够亲身事主、除奸邪、安国民，死也情愿！
有着双重性格的读书人张居正回京了。在他仕途之路上，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出世与人世两种性格的矛盾纠缠，这以后直到他斗垮严嵩、独揽大权，甚至到他死，这两种性格都在不断地争斗。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回京以后，他无疑是越来越人世了。那段时间的归隐，以及对民生疾苦的亲身体验，让他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地抛下了家乡的一切，奔着权力而去了。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是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放弃。他牺牲朋友，背弃老师，都是为了维持自己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才是报国安邦的资本。
或许很多年后，当他坐上了首辅的宝座，为公务繁杂而疲倦时，他偶尔会回忆起那段归隐的生活，心驰神往于山水田园，但那也只会是片刻地出世。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