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秦汉内河航运（三）

二长江水系航运

长江水系航运在战国时期已经得到初步发展。

《禹贡》称荆州贡道：“浮于江、沱、潜、汉。”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1957年4月出土4件，其中车节3，舟节1，作于公元前323年。1960年又发现舟节1。舟节应用的路线，涉及长江、汉江、油水、澧水、沅水、资水、湘江以及巢湖等水域。长江通航区段，自江陵直至镇江。参见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见《历史地理论集》。可见当时长江水系的航运，已经相当发达。

关于秦汉时期长江上游通航的记载，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

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

同书又记载了诸葛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的传说。《后汉书·哀牢夷传》：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病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

衰牢箄船，大约也经行今金沙江水面。云南江川、晋宁铜鼓图像中关于行舟的画面，当大致有助于我们推想当时箄船浮江的情形。不过，由于长江上游航行条件艰险，这一区段的航运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并未形成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燕策二》记载苏代对燕王谈述秦国的强横，其中说到秦人对楚人的警告：

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事又见《史记·苏秦列传》。

张仪为秦离间连横，说楚王时，也曾说道：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战国策·楚策一》。事又见《史记·张仪列传》，“马汗之劳”作“牛马之劳”。

对于航程，航速以至运载工具的形式和运载量都有具体的描述，可以看做关于江汉航运开通的比较明确记录。《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华阳国志·蜀志》：“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这些记载，也可以在讨论长江航运史时参考。

秦汉时期长江水系航运继续得到发展。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是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数术书，其中可见所谓“可以行水”（乙种七二正壹）、“可以水”（一○○壹）、“行水吉”（甲种四正贰）、“不可以船行”（甲种九七背贰，九八背贰，一二八背，乙种四四贰）等内容，说明秦代江汉地区“行水”、“船行”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运输方式。整理小组注释：“行水，乘船。《周礼·考工记》：‘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刘乐贤也以为“行水是乘船的意思”（《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112页）。吴小强沿袭此说，解作“乘船”。（《秦简日书集释》，3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7月）然而李家浩指出：“按简文以‘行水’与‘凿井’并列，其义非是‘乘船’。‘行水’除作行于水上讲外，还作使水流通讲。后一种讲法的‘行水’犹言‘治水’，屡见于古书。《孟子·离娄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赵岐注：‘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无事之处。’《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淮南子·时则》：‘毋行水，毋发藏。’据此，秦简‘行水’当指治水利”，而江陵九店楚简“行水事”，“当指治水利之事”。李家浩还说：“‘行水事’也可以说成‘水事’。”又引夏玮瑛《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校释》中对于《吕氏春秋·上农》“夺之以水事，是谓籥”的解释（22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年2月）：“刘熙《释名》：‘籥，跃也，气跃出也。’……疑此‘籥’，即‘跃’之借义字。该是今之所谓‘冒进’的意思。‘水事’，指治水利之事，如浚河修渠等。治水事，要在农间的时候；若当农时而治水事，就是夺于农时。治水事，本是为农的一件好事，但若是夺去农时而为之，这就叫做冒进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82~8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5月）刘增贵亦持此说，以为“行水”“恐仍应释为开渠引水等开凿水利之事”（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9月）。今按：简文所见：（1）“交日，利以实事。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四正贰）（2）“敫，是胃又小逆，毋大央。可以穿井、行水、盖屋、饮乐、外除。亡者，不得。不可取妇、家女、出入货及生。不可临官、饮食、乐、祠祀。”（三八正）（3）“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取妻，妻悍。生子，人爱之。”（七二正壹）（3）显然不可言“‘行水’与‘凿井’并列”，“‘行水’每与凿井并言”。（1）“凿井”与“行水”间又有“祭门、行”等。只有（2）“穿井、行水”并列，但是下文又有“盖屋、饮乐”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书》所列事项，都是以个人或家族为主体的行为，而古代“治水事”多是政府组织的工程，一般农户只是以劳力形式参与，不可能有关于动工或者停工的决策权。民间通行的《日书》以“治水事”的“吉”或“凶”作为关心对象，令人难以理解。参见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出汉中定三秦，东进雒阳，为义帝发丧。并遣使者告诸侯，扬言当“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郦食其说齐王，夸示刘邦军威，也说到“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江南水灾，中央政府曾利用长江航运的便利，“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赈救饥民（《汉书·武帝纪》）。

四川出土汉画像砖体现江上行筏的画面，反映出川江航运之最简便的方式，而当时长途营运的运输船舶则应是为加强稳性而设计的“方船”、“舫船”以及承载量更大的“大舶船”等。《华阳国志·巴志》记述一次长江水害，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这些结舫水居的民家，可能就是专以水运为生的船户，即《水经注》所谓“舟子”。《水经注·江水一》说到江峡中“淫预石”，即所谓“滟滪滩”，“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五《夔州府》引《水经注》。。据说“滟滪”音近“犹预”，因“舟子取途不决，名曰犹预”祝穆：《方舆胜揽》卷五七《夔州·山川》引《水经注》。 。《汉书·地理志上》：巴郡“鱼复，江关都尉治”。正是依此江险扼守江航要隘。江关的设置，也可以说明长江航运的密度与规模。《续汉书·郡国志五》“巴郡色复”条下曰：“扞水有扞关”，以为即战国楚关。《括地志》则以为故扞关在今湖北宜阳西。《封泥考略》有“扜关长印”、“扜关尉印”。这里所谓“扜关”，疑即“扞关”“扜”多讹作“扞”。《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方扜弓射黄蛇。”《韩非子·说林下》：“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闭户。”则作“扞弓”。又《吕氏春秋·贵卒》“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及《壅塞》“因扞弓而射之”，亦同。《汉书·西域传上》“扜弥国”，《史记·大宛列传》作“扞罙”。，曾经是重要的关防。“扜关”或“扞关”作为最重要的五关之一参见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1）；《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其设置临江，自是因长江航运的开发已经比较成熟。关长、关尉除军事防卫之外，也负有管理交通运输的责任。

秦汉时期长江水系中，以三峡以下江面水运条件最为优越。由此出发，陆抗临终上疏吴主，忧虑“西陵、建平、国之蕃表”，“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主张“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水经注·江水三》：

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