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春，匈奴闻卫青、霍去病北上，“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可见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族，当时也已普遍使用车辆运输军需。草原交通较早使用车辆。阴山岩画相关内容的刻绘年代可能相当于汉代。参见王子今：《阴山岩画古车图像与早期草原交通》，载《文博》，2008（6）。许多迹象表明，匈奴制车业当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汉成帝时，汉使夏侯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单于以“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不许。《盐铁论·散不足》：“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载《长杨赋》：“砰辒，破穹庐。”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辒，匈奴车也。”《盐铁论·论功》还说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匈奴制作的车器的特点，是朴陋无华，然而坚固耐用。匈奴木质和铜质车具多有出土，其中有些部件的形制自有特色，动物形竿头饰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尤为引人注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器形较大较为厚重的铜铃，有的学者认为是车铃。参见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载《考古》，1977（2）；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载《文物》，1965（2）；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载《文物》，1980（7）；［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61年；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赵充国击先零，先零“望见大军，弃车重”，辎重车数量之多，赵充国一战即缴获“车四千余两”（《汉书·赵充国传》）。汉安帝永初三年（109），耿夔破南匈奴三千余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后汉书·耿夔传》）。《后汉书·西域传·车师》记载，汉顺帝阳嘉三年（134）夏，以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斩数百级”，俘获妇女数百人，所缴获装备中竟有“车千余两”。
东汉时期军队中辎重车的数量显著增多。东汉初，邓禹破河东，获河东都尉所辖辎重达千余乘（《后汉书·邓禹传》）。张步军号称二十万众，辎重至万辆左右（《后汉书·耿弇传》）。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率骁骑三万北征匈奴，勒石燕然，去塞三千余里，行军深入交通条件并不理想的北边大漠，军车竟“万有三千余乘”，号称“长毂四分，云辎蔽路”（《后汉书·窦宪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永元元年，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则汉军为三万八千骑。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被统治者诬为“蛾贼”（即“蚁贼”），行军转战，往往携妻将子，各部也多拥有数量惊人的辎重车。汉献帝初平二年（191）与公孙瓒军战于东光南的十余万众，受挫后“弃其车重数万两”（《后汉书·公孙瓒传》）。张梁部众与皇甫嵩军遇广宗，一战失利，牺牲八万余人，被焚毁的车重也多至三万余辆（《后汉书·皇甫嵩传》）。
在农业始终被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中国古代，战争往往是人员和物资大规模实现地域移动，完成空间位置变更的最显著的历史现象。当我们考察秦汉时期车辆制作对于交通运输发展的意义时，首先注意到军运的效率与军车的数量。马克思十分重视通过军队的历史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理论原则。他指出，“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他还认为，军队的历史对全部历史有非常明显的概括意义。集中民间运输力量，将其强制性地纳入军事化的体制之中，是秦汉帝国加强国防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晁错曾经说到汉时以车骑复卒的制度：“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汉书·食货志上》）据《汉书·刘屈氂传》载录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春诏，丞相公孙贺“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致使“武备衰减”，成为终致“父子死狱中，家族”的主要罪状之一。在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的情势下，军运较其他运输活动组织较为集中，力量较为雄厚，因而效率亦较高。通过秦汉帝王穷兵极武所依恃的强大的军运力量，也可以看到当时整个社会运输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