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论说汉宋论者以语义拓展为特色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阶段。这一阶段，在不断扩大适用范围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对以意逆志命题内涵的不同理解。本章讨论其认同、使用命题的一致性与理解、阐发命题的差异性，并探究其原因，审视其意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命题进入后世论者视野，开始了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史。《孟子》成书以来，注本众多；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主要载体是各种注疏《孟子》文本。同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也存在于其他诸如《诗经苏黄集解》、《朱子语类》等等论著之中。在这丰富多样的诠释材料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可以在运用与阐释两个向度上描述。所谓运用是指不针对以意逆志命题本身作明确解释，而是引用以意逆志命题、运用以意逆志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在运用中显示接受与理解；所谓阐释是指针对以意逆志命题本身，以语词注疏、思想阐发的方式对其内在含义作梳理与建构。
论者运用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方法观念解决理解问题，从而扩展命题的适用范围。在这种使用扩展中，不同论者所理解的以意逆志命题内涵意义呈现出差异。
一、适用范围的扩展
对以意逆志命题的引用，现存材料显示最早的是东汉时期赵岐。《孟子注疏·孟子题辞解》记录了赵岐对以意逆志命题所作的理解：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
《孟子》文本的深度结构使赵岐扩展以意逆志命题适用范围。孟子擅长使用譬喻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在赵岐看来，孟子的语言表达不是直截了当而是隐含有深意，所以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说《诗》命题，启示后人深入把握文字背后隐含的深层意义。以意逆志说《诗》命题具有解文之法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方法不但适用于说《诗》，而且适用于解说《孟子》本身。
赵岐提出孟子“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命题中的辞－意关系，与后人理解“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命题中的文－意关系是同构的。虽然现代视野中可以从主体与文本的角度区分孟子与《孟子》，但在赵岐视野中孟子主体与《孟子》文本二者是有机统一体。辞－意与文－意的两组关系统一为文辞—意义的文本深度结构关系。
赵岐建立文本深度结构关系所用辞－意、文－意等术语，与其所引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中的文－辞－志、意—志等术语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被现代论者所关注与重视。
这里需辨析的是“以意逆志”句中“意”字的含义，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旧注一般都释为说诗者自己的心意。如赵岐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另一种解释是指作品蕴蓄的情意。如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显然，此处所谓“意”，是指孟子文章之“意”，即作者作品之“意”，而不是读者、评说者之“意”，与其注中的解释不一致。
论者强调赵岐提出“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深求其意以解其文”等命题中“意”是作者作品之“意”，不同于赵岐引用并解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中“意”为“学者之心意”。这种差异，一方面显示了赵岐引用语境与孟子命题语境的不一致，两人使用术语略有差异；另一方面，呈现出赵岐注释本身所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文本结构中的“意”与主体接受过程中的“意”的不一致。
《孟子》这段话的原文，明显地表露了以“意”来概括“志”的倾向。可是，在赵岐的注释里，则肯定诗人之“志”、读者之“意”都是“人情”。他在这里提出“人情不远”，认为作者和读者都有着共通的人性和人情。这是作者与读者能够互相沟通的原因，是诗之所以引起共鸣的理论基础。
《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中“意”显示的是从理解接受过程的角度看来源于主体的意义。虽然孟子没有具体表达是作者主体还是接受主体，赵岐注释以意逆志命题中的“意”为“学者之心意也”，突出作为意义来源的接受主体。赵岐《孟子题辞》提出的“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深求其意以解其文”等命题中“意”显示的是从文本结构的角度看，存在文本深处来源于作者孟子的意义。
文本结构中的“意”与接受过程中的“意”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作者，后者来源于学者。但在赵岐看来，“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因此，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中的意—志与赵岐“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命题中的意等术语统一在其提出的“人情”概念之中。无论是文本结构深处的“意”还是理解过程中的“意”都是共同的人性、人情。
因此，《孟子》文本深层意义的可理解性，使得赵岐主张以意逆志命题“不但施于说《诗》也”。在赵岐看来，孟子以意逆志说《诗》命题“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以意逆志命题是怎样深求其意以解其文？赵岐有解释：“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与《诗》的可理解性一样，虽有外在的比喻、文辞的隔离，但《孟子》内在深处表达了具有共同人情特质的意义。后人出于共同人情可以求得文本深处的这个意义，使《孟子》文辞得以理解。正是面对文本的深度结构与人情不远的理解可能性基础，赵岐扩展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适用范围。
孟子谓：“说《诗》者，不当以文害辞、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氏曰：“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此最知言。盖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于善地而已。故虽委巷野人之所传，茍可驾说以明道，皆所不择。其辞劲、其气厉、其变纵横而不测，盖急于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参差而不合，所以生学者之疑。诚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
王若虚肯定赵岐对以意逆志命题的理解与使用，他也明确主张以意逆志才是理解《孟子》的最佳方式。在他看来，孟子引用材料的丰富、表达方式的多样与孔子微言不同；但明道救世的意义主题又是《孟子》应该而且能够理解的关键。这种文本的深度结构特征正是以意逆志理解方法得以扩展的现实条件。宋程颐也提出“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史记》记录了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焦循考证了多种记载。在《孟子》文本中，孟子并没有直接说明此事真伪，但说明了舜行为的理由。程颐从“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的认识观念出发，强调“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他主张“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正是在于他感受到孟子所言之事与所言之理的差异。张栻认同程子主张“孟子未暇正其事之有无，独答其大意以明舜之心”。其事—理、事—意的结构与赵岐文辞－意义的术语有所不同，但理解对象的深度结构是他们主张以意逆志方法的共同观念基础。阮元引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以意逆志命题，强调孟子“言不可泥于字，而使作者之志昭著显白于后世”，也是因为感受到字与志的差异。
意义存在于文本深处与意义实现依赖于有效的方法，这也是其他论者扩展以意逆志命题解决问题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基础。
孟子又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斯言也岂独可施于《诗》，而不可施于《书》邪。
司马光也主张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扩展到理解《书》文本。面对孟子称尽信《书》不如无《书》，“后之学者皆祖其言，乃以《书》为舛驳，非若他经之纯美也”。司马光强调理解《书》有着文辞与文意问题，所以他扩展以意逆志命题的使用范围。宋代林之奇《尚书全解》中多处强调以意逆志方法就是关注到文辞与文意的差异。其书针对多处文本记载提出：“窃谓皆是史官增加润色之辞，学者以意逆志可也”，提示“史官记录其书之时，增加润色之辞。学者当以意逆志”，强调“此形容不尽之意于言外……故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主张“此则学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于章句之间也”，追求“使学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
宋叶梦得撰《春秋考》详细论说寻求历史事实的方式，提出了同于以意逆志的“求以意”。
《春秋》有可以事见者，求以事。事不可见而可以例见者，求以例。事与例，义在其中矣。有事与例俱不可见而义独可推者，求以义。义者，理之所在也。有事与例与义俱不可见而意可通者，求以意。意者，人情之所同也。莫易乎事，莫难乎意。……此皆不得其事与例而强以义求之之过也。若以意推之……此亦孟子论《诗》所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者。学《春秋》而至是，然后能出传注之外而察千载之上如在其目前也。
在以事、以例、以义、以意理解《春秋》的方法体系中，叶梦得认为“莫易乎事，莫难乎意”。他推崇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以意推之方法“能出传注之外而察千载之上如在其目前”，强调“人情之所同”是以意逆志式的以意推之方法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这种理解有效性观念与赵岐所论“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完全一致。
也常常有论者引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主张以意逆志方法来诠释其他文本。辞与旨的差异结构使杨万里撰《诚斋易传》引用以意逆志为证：“易有辞同而旨异者。……董子曰：‘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文辞志的层次关系是宋耿南仲借用孟子命题的观念基础，“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盖道志而为辞，修辞而为文也。”言语的深意让宋人程大昌看重：“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以辞害意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其执滞如此也。夫子此语主变易而发也。”庄子寓言的特征使王安石注意到：“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诋也。”方东树批判清代汉学方法提出：“盖义理有时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
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适用范围从《诗》扩展到《书》、《易》、《春秋》以及《孟子》等文本对象，并进一步扩展到一般意义的书。针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论者提出“此乃读书之妙法不但说《诗》而已”。“大抵读古人书，全在以意逆志”。虽然，在此论者观念中，所读之书必然是经。但后世诠释杜甫、李商隐、李贺等人的诗歌文本都主张以意逆志方法。当代论者认同以意逆志的有效性也是在于文本表达中夸张的存在。“孟子这段话，……这是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修辞特点的。……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已经接触到文学的夸张问题。”现代学术背景中，建构以意逆志诠释方法在凸现以意逆志方法适用于经典文本的同时，更把以意逆志方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普通文本。文本具有深度意义结构是认同与接受以意逆志方法的观念共识。
整体上看，主张以意逆志方法主要存在《诗经》诠释之中，宋代开始大量应用于其他经典文本，而明清时期扩展到一般诗歌作品。不同时期的引用与针对不同文本的运用，其共同性在于对文本背后意义的追寻和有效理解途径的追求；因此，历代论者认同与接受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方法意识。
二、命题内涵的转变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可以在运用与阐释两个向度上描述，但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基础。前者直接运用命题显示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这种诠释方式是以对命题语义的理解为前提的，只不过它更显示出对命题适用范围的扩展。后者直接以字词解释或以思想阐发的方式对命题本身内在含义作梳理与建构，这种诠释方式是以认同命题适用范围的扩展为前提的，它更显示出对命题语义的扩展。
以意逆志命题广泛引用，是以论者对其内涵理解为基础的。在各种直接引用以意逆志命题的论说中，认同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有效方法同时也认同了以意逆志命题形式是表示这种方法的最佳术语。虽有叶梦得所作“若以意推之……此亦孟子论《诗》所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者’”之类论说，显示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以意推、以意求的内涵；但直接明确的注疏解释才能更充分地把诠释者理解的以意逆志命题内涵凸现出来。
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关注以意逆志命题本身，以扩展命题语义、阐释命题内涵为特色的诠释，主要存在于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孟子》注疏与现代学术背景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诗学和中国诠释学研究等论著与论题之中。
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辞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志在忧旱灾，民无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非无民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云汉》，大雅篇名也。孑，独立之貌。遗，脱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者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
所谓的“文”指的是用字，“辞”指的是由字所组成的句，“志”指的是作诗者的动机及其指向，“意”是读者通过文辞的玩味，摆脱局部文句文字的拘限性，所把握到的由整体所酿出的气氛、感动、了解。由所得到的这种气氛、感动，以迎接出（逆）诗人作此诗之动机与指向，使读者由读诗所得之意，“追体认”到作者作诗时的志，这才真正读懂了，才可以说《诗》。
“以意逆志”，在这第三种传释观念的印照下，也许可以视为读者（带着自己的历史性）对作品中传达的志（“志”应可视为部分的传统）做出“迎”与“逆”的调协。（我认为“逆”字的本意应该同时保留），是一种与传统活跃的作品的对话。
“意”就是意料、意想、揣测、体悟的心理活动；就是古人所谓臆解、心解。“以意逆志”因此而可以理解为：读者和批评家通过对作品中描写的艺术意象的玩味体悟来获取诗人的创作旨趣。
汉代赵岐、宋代朱熹、近代王国维、现代徐复观、叶维廉和赖力行等不同时代学者，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学术立场与不同的学术论题中使用不同学术术语，对以意逆志命题所作诠释呈现出了命题语义梳理的丰富多样。对以意逆志命题中关键词的词性、词义以及词义关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中意－志关系形式，决定了其语义多样诠释形式整体上呈现出以意逆志命题所包含的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几种基本的理解思想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