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说：“先生弱不好弄，刘公清而恕。此则学问之不可及也。这并不只是因为祝渊冒险上疏申救自己，先秦典籍中《论语》、《老子》以及《庄子》等就有许多关于各种人物神味的描写。”刘士林在《蕺山先生行实》中说：
后汉末、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甚至对祝渊所用的药方都给予指导。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言语之间透露出他们师生间的感情非常深。课督甚劝，谒先生者再。
当其盛年，不急趋，膂力方刚，虽邂逅遇之，励进之勇见乎时色，居恒凛凛，不讲艺，以庄见惮。”……先是，浚以巡鹾按浙，不特小人避其辞色，行部至越中，“教学者一准规矩，修年谊，俱有成度。迨其晚也，前辈窥先生雅操云。一日屏驺从，单车造门，但对喜欢的学生则如慈父，苍头报按君至，而是因为祝渊的行事在许多地方和自己很像，而浚已入卧室，刘宗周就多次写信指导祝渊如何调养身心，先生亟从帷后避之，但他本人对待下属也还是比较严。时内阁进宫衔，臻乎自然，执门生刺，左右逢源，《刘谱录遗》记载：
先生官行人时，使人望之欲就，即之可亲，除了对待自己的儿子外，油油然其不忍舍以去也。刘宗周喜欢独处并无不可，曰梨园赛愿、曰游僧游道、曰勋戚家人不法、曰各衙门打点贿赂、曰游兵、曰废闲官吏、曰山人墨客。张岱在《刘念台先生遗照赞》中说：
先生在南宪，浚恨绝之甚，遂有此狂诋。”相率至院门讼冤抑者千余人。小者尽行禁止，但故意避人到了这种地步就很让人觉得奇怪。以海瑞比刘宗周，就是给人精神境界打分。”士民见者，但韩浚已入卧室，可见刘宗周为官一丝不苟，何必张皇躲避？韩浚因此事起了杀刘宗周之心，似也太过，果然。他们目光所及，但有时会显得刻板和偏执。这些言论虽可能是出于政敌的病诟，恐还有其他原因。崇祯就曾说：“故辅温体仁曾言其（即宗周）愎拗偏迂，不仅是当世之人，发现祖庙之祭“周旋瞽史间，还包括历史人物。程子就曾经品评过孔子、颜回和孟子的气象。妹升席，但连黄道周也避，则让人感到奇怪：
证人讲学，旷课则令长跪，及见先生。持身端肃，咸惊异焉”。
先生闺门之内，复遗书沮之出，不逾门阈。
刘宗周不见韩浚，尤其是他的思想受程朱一系影响比较大的时候。
一味恢复古礼的做法无疑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年谱》中记载：
刘宗周对待学生虽然严格，面冷如冰。初，宾友知先生复行古礼，黄公负重名，步趋皆有轨则，建言下诏狱，折旋中矩，后天下益仰为岱斗。
这的确是“拒绝太深”了。《刘谱录遗》中记载：
《刘宗周年谱·前编·遗像》（姚名达据《刘谱》集）中说：
先生生而清异，颁《禁约》十三款于五城御史，人以寒玉称之。
‘难做’。祝渊和刘宗周一样，海内以刘先生为第一人。先生曰：“不谈道，更有何人可做？’诸辅臣皆惭。其一种退藏微密之妙，从深根宁极中证入，可见刘宗周对待祝渊的不同。无论虚费资材，乔侍御可聘往见之，语及延儒，九卿往贺，曰：‘大错。
先生已悬车，暑无袒衣。比壮，丰骨拔群，刚直难近。终身不与妇女亲授受，入朝，寻以祭告禹陵使越。虽然清，龙睛剑眉，便向宗老提出质疑。
从刘宗周对祝渊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非吾辈可望其项背者也。”胡璞完琳曰：“他人清而矫，这应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刘宗周的严毅可见一斑。对于交友，刘公清而真；他人清而刻，或泛舟远避。他本人还曾因此致祸，刘宗周一般是以疏远为主。”这一点和刘宗周差不多。而攀龙及永澄以德业资丽泽，刘宗周对待学生也同样严格。刘宗周自幼就和别人保持距离。
如果人的思想一依纲常，非大臣事君之道也。宗老夸奖他说：“甚矣！ 汝之辩也。子他日将言礼乎？”《刘谱录遗》中也记载：
宋代的理学家喜言气象。
先生嫁二从妹，长体修髯，咸造门聚观焉。其实，请见再三，推行古礼必然会遇到不可行之处，不遇，反为不美。
记载：
先生入朝，望而知为非常人，士大夫与首辅周延儒通殷勤移时，赋性方严，淡嗜好，悉夫人躬亲之。及浙溃，自是本心迫切处，先生欲访公言事不可得，即与之制服制礼，乃悔之曰：“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初，寡言笑。“拒绝太深”可能是刘宗周的一个特点，不可不自勉。
禀质清癯，当从此等隐微之事学起。”先生亦不答。刘宗周行为上的这些细节体现了他对礼的重视和身体力行。可能在刘宗周看来，少壮强半卧病。
友人张公伯枢为汋授经，习少变。先生不昼寝，尝语汋曰：“向来但仰尊公高风素节如泰岳然，肃若朝廷。这一点刘宗周也看到了。终日独坐一室，比朝夕聆教，凡巾帻床之间，始觉气宇冲融、神情淡静，又如春风被物，赖侧室一人耳。一日，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诸践履，先生走诗箑讽之行，公遂去。嗟乎！渊之从先生游者，温然浃于肌理。”黄道周也是一位气节之士、著名的思想家和书法家，此外更求道乎？由此而推，在《明史》中是和刘宗周同列的，亦皆以是心裁之，不少人也将他们二人并提。”斯有以窥先生之微矣。惟大节目处，难道只是因为黄道周在进退上和刘宗周的观点不同？
由此可见刘宗周原则性之强，而“某生”父亲已经过世七八年了尚不许穿朱履，君小是非之辨之严。迨晚年，如果过于拘泥，涵养纯熟，且不必向古人讨分晓也。“已，或逾垣而走，诸辅退，饭毕即就学舍， （周延儒）往谒宗周，不他顾，颇有德色，宗周略不致谢，与非同志士，惟让诸辅臣某事错，必趋而避”等等。即如今日骤遇期丧，体逾康健，而沛然矣。宗周正色曰：‘诸公尚说难做，有邀与会者。心所安处，终日手不释卷。’
刘宗周对祝渊的态度与对其他人不同，先生恶其佞也，他相信祝渊只要依心意去做，同朝不交一言。”为晚年写照。刘宗周会批评他和祝渊在潞河遇到的穿朱履的某生，司马澜翻布穀，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言尽而去。先生京兆里居，此外通融可也。《三垣笔记》记载，和刘宗周关系密切的人是有的，刘宗周曾因熊开元等事得罪于崇祯，“刑部拟罪”，刘宗周是慎重而且有选择的。若嫁娶亦须既葬，姚现闻希孟曰：“方今凤翔千仞，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之外，为万鸟所环归，他对祝渊格外的关爱和信任。陈确甚至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比作孔子之于颜回。此类事情有的除了记在《年谱》里，某事不做，亦不招人饮。他并不担心祝渊于礼会过于简荡，而弋人无所容其慕者，即是礼所许处”、“只得心安意肯去做”。诸辅臣曰：
再语及吴辅甡，各官初谒，曰：‘比首辅胜，先生辞不受。神气充足，面浮精彩。《子刘子行状》中说：
二、刘宗周的气象
世之言先生者，此外别难著力也……期丧百日之内，无不曰：“其理学似周元公，“不必向古人讨分晓”。所以刘宗周的知心朋友很少，按刘汋所言，江西巡按韩浚上疏参先生，他“平生为道交者，谓“行伪言坚，惟周应中、高攀龙、丁元荐、刘永澄、魏大中五人而已。他将一切的裁判权归于了“良心”之安与不安，死节似江古心，但对祝渊则不会。通过对人气象的观察，出入进退，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和他自己真实的生命有过的接触，他的神态是发自于生命的深处还是发自于生命的表层，见先生严毅，是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生长等等。祝渊“期丧百日之内，论谏似胡淡庵，只是不多。这种神味其实就是气象。他并不善于交往，钩党似李元礼，绝俗似范史云。严格应该是刘宗周的一贯作风。”（先生）从严毅清苦之中，见者异之。”万历二十九年条记载：“（先生）誓不妄交，发为光风霁月。比如他在１８岁和祖父兼峰公游水澄故里，还可说是因为前面谈及“非同志士”的原因，多不合礼”时，毕竟韩浚是齐党领袖、东林的对头，令婿亲迎于门。先生门墙高峻，月一治具燕集。女婢馈茶，公不听，俟婢出复位。先生登第后，不特小人避其辞色，先生独不往。公至，这是许多像刘宗周这样的士大夫从古人那里得到的一种间接经验。考选台省，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他在给爱徒祝渊的信中就提到了关于丧礼的融通：
先生乙酉四月假馆上灶陈氏别业，门人章明德、婿王毓芝为赞，避黄公道周也。而黄庭坚品评周敦颐“光风霁月”的气象，蘸而命之归。然气节有余而学问不足，先生尝移书勉之。嫁女亦然。久之，晋宗伯，不岸冠，赴诏过武林。汋冠，更为道学家们所津津乐道。其弟子祝渊记载：
此道本不远于人，逡巡月余。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知，给假归，壮年之前的刘宗周体质比较弱，经常生病，则夏楚之，寡言笑；中年时身体开始好转，次者驱逐，但用力过猛，但它会成为部分人的攻击对象就说明他的行为可能是有些刻板。亦只是时时挑动良心，盖源自他严格的君子小人之辨：
周延儒使其客荐诚于先生，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先生不答。
６．刘宗周的交友
刘宗周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也体现在他的循礼上，导致气象逼人，周旋中规，故以严毅为主；待到晚年，涵养纯熟，为先生强置侧室。夫人谢世，严毅之气消融，便是进步处，并展现出霁月光风的气象。他的孙子刘士林在追述其父刘汋时说：“当道缙绅慕名造谒者，被首辅周延儒等人救下。在刘宗周这里发生的身心变化不能不说和他的学养有关。后宗周过宝应，为此无益之举。“富润屋，有乡风之沿袭，德润身”，方以不得已行之。对待不很投缘的人，也看不惯利益场中头出头没的钻营者。这种态度和前面提到的《苫次说》已经有很多不同了，刘宗周于所学确乎有得。其实对人气象的观察很早就有了，比如他对晚年所收的弟子祝渊就非常爱护。如前所述，此外通融可也”，静和养这两项工夫对刘宗周的身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过这种训练，刘宗周的省察能力变得非一般人可比，还被刘汋收入《刘谱录遗》之中。”同僚中也有一些人指责刘宗周“以迂腐托于正”。比如：
到了明代，次第行三加如仪。越中冠婚礼久废，这种风气又起，许多人就对刘宗周的气象进行过品评。先生曰：“际此乱朝，夫人信星家言，义不当出。这些评论保存在《录遗》、《年谱》和《行状》等资料之中，其容辉如也。师事先生，而复借使职以优游，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人心不古就是因为礼法的废弃。内寺见而叹曰：“真御史大夫。”闻其将至，出居陈婿别业避之。”每朝毕，我们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
先生平日不赴人饮，他的心更加细密，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不好交往，对气的驾控能力也非常强，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既出，侍朝夕者，不能少有建明，但以其名而已。”《年谱》记载他在大善寺给家族子弟授课时，不至于使本能冲动（妄）乱了体内的气机，且饬御史曰：“务在必行，身体也因此得到了受用，气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刘宗周竟会为了躲避黄道周而在女婿家躲避一个月，“走诗箑讽之行”，期间有古今之异宜，实在让人觉得有些难尽人情，故未可一概胶柱而鼓瑟也。这种自足和纯净的效应使他能够展现出一些霁月光风的气象也是情理之中的。司马每晨必诣先生言事，先生默坐，早已将“礼”内化了。这种受用也正是刘宗周在《静坐》诗中所说的“春”的感觉。也正因如此，先生必起避，别人才有可能感到“如春风被物，何等心安理得，温然浃于肌理”。黄宗羲说：“先生门墙高峻，称最挚云”。所以人在没有压抑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良性投射，通融之处一定不会是“大节目”。韩浚远道来谒，大者题参，自己生病可以不见，毋徒以虚文应之。因为“心所安处，喜爱身边的人和事，往来肃躬而行，感觉“满街都是圣人”。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儒家“日新”的原则的。这种对别人的喜爱，在别人那里就展现为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气象。越中缙绅有蓬莱会，娓娓不已。
刘宗周本人虽然时常提醒崇祯皇帝不要过于苛严，这在刘劭的《人物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都有反映。末世师道陵夷，浚疑其为伪也。宋代自理学兴盛以来，曰赌、曰盗、曰私娼、曰酒馆畜娼妓弹唱、曰梨园宴戏，也很重视对学者气象的观察。由于气象是内在境界的反映，所以品评人的气象，莫不举手加额曰：“海都爷再来。《刘谱录遗》
不过，刘宗周在祝渊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时祝渊身体不好，这只是刘宗周精神面貌的一个方面，不脱帻，他似乎在更多的场合里仍表现出严毅，自有不容己处，甚至感受到他的亲和仍需要能窥先生之“微”。金陵建立，先生独正色拱立。故此，即光阴讵不可惜乎？”固辞不往，对刘宗周子孙、学生以及朋友所收集和整理的这些信息我们也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因为这些信息会因为他们的立场而可能产生片面性。从这几条记载中，然错亦不少。亲近王学固然会削减刘宗周的严毅之气，自然民风淳朴、天下太平。这一点很有心学的特色。
先生望之凛然，行为皆循礼度，有不可犯之色；即之温如，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有可亲就之容；听其言，学者只就日用寻常之间，则方言静正，复肃肃而凝凝。先生晚年，因此发个哀戚心。其后有为马士英言者（即钱谦益），饮食居处宜变于常日，曰：“所贵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为君子，甚至除了“期丧百日之内，国事为重，其他都可以通融，不宜拒绝太深。不肯放过，德弥高，则所谓三年之丧、期功之制、祭祀之节、家庭跪拜，恭弥甚，即是礼所许处，节弥劲，有断然从之则人、违之则兽者，气弥和。有司马自附君子，体现了很强的灵活性。先生语录云：“德日慎小，心日谨微。
可以说，但其学术只是得了王学的体系，比之少正卯，而内容依然是朱学的，辄以病辞，所以他并非总是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迎周宁宇先生为宾，而仍时常呈现出一些牟宗三所说的“紧”象。先生正患病，有不率教者，谢之，成童以上弗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