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及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仰韶文化陶盆内壁的上部绘有人面、鱼纹、花纹的组合图形，人面的双眼表现出一种安详静穆、若有所思的情态，好像是陶醉于鲜花的芳香，又像是在谛听游鱼的细微动静。画面上的大鱼、小鱼均向人面游动，花纹也以人面为中心而展开，这可能是对人为自然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表现。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一件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缸腹部画有《鹳鸟石斧图》，左边画一只肥润丰满的鹳鸟嘴叨一尾大鱼，右边以棕色勾画出一柄直立的石斧。鹳鸟衔鱼是自然界生生灭灭的一种象征，而木柄石斧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整个画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平行发展、和谐相处的主题。新石器时代各种社会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暴力和征服之神尚未普遍降临人间，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以喜悦、乐观的情绪去观察世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状态却积极向上。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贫富分化与阶级的萌芽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基本平等的情况下，氏族首领凭借其权力往往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扩大私有财产的范围，成为氏族的权贵。
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显露端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地上，墓葬和葬具的规模，随葬品的多寡与质量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别。不少墓葬墓穴狭小，仅能容尸，随葬品很少，甚至有空无一物者。但埋葬一老年女性的10号墓却不仅有很大的墓穴，而且有内壁涂朱的棺和用原木卧叠构成的椁，随葬有用77个单件组成的3串装饰品、玉臂环、玉指环、玉铲、象牙筒、骨雕筒、象牙梳等精美饰物和用具，还有各种陶器90多件。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的，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墓葬还没有发现随葬品严重不均的现象，墓葬规模、葬具也大体一致。到了齐家文化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共发现88座墓葬，一般规模都很小，只有1件或2件随葬的陶器，有的小墓甚至空无所有，但有一座成人合葬墓，随葬品多达43件，其中各式精美陶器有37件，有一座三人合葬墓，除随葬7件陶器外，还有玉璧83件、玉璜1件、小石子304粒。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以及皇娘娘台的齐家文化遗址都用羊头、羊下颌骨或猪下颌骨随葬，仅猪下颌骨就有590多块，但是各墓数量不均，多者68块，少者仅1块。齐家文化时期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考古发现所见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社会地位悬殊的情况说明阶级已经萌芽。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用人牲为房屋奠基的习俗。河南安阳后冈龙山文化遗址的15座房基发现奠基人牲27具，有的埋在墙基下，有的在房基或房基外侧的散水下，还有的在泥墙中。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奠基坑就有人牲7具。用人殉葬的情况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有一随葬品丰富的男性墓葬，在墓主脚下，横向并列着随葬有穿孔石斧和猪、狗的2名殉葬者。齐家文化为数不少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并且面向男子。皇娘娘台遗址有一男二女合葬墓三座，男子仰卧居中，两女性侧身俯贴于男子左右侧，下肢后屈，面向男子。这类合葬墓的随葬品都比较丰富。专家们一般认为这类合葬表现了妻妾殉夫的关系。这类墓葬在山东兖州、江苏邳州和苏州、上海青浦、福建闽侯等地都有发现。
历史上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男女合葬的情况正是阶级萌芽的反映。
新石器时代后期社会观念变革的主要表现是人们在粗犷而可怖的自然现象面前不再只是迷惘和叹息，而是试图了解它、征服它，对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便十分尊崇。夸父追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反映人类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的传说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期的人们所敬慕的是英雄，是比自己更高大、更神圣的东西。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器物上屡见的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以繁复的回旋纹路突出了神人或神兽的巨眼，在其上的云雷纹中还有神面和双眼，犹如天神在变幻莫测的云雷中俯视人间，其形象处于若隐若现之间，显得非常神秘。良渚文化常见以神人兽面像为主题的纹饰。神人有倒梯形的脸面，重圈形的眼睛，鼻下是布满上下相对利齿的阔嘴，头上戴有高耸宽大的羽冠。神人腹部有巨眼、獠牙的兽面形象。神人双手直指神兽两眼，似乎只是轻轻一点，就已经将神兽驯服。神人和神兽的形象毫无和善妩媚之态，但却在狰狞与丑陋中表现出一种降龙伏虎般的威力之美。它能使人肃然，使人敬畏。这种对神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人世间权力的讴歌，是对英雄的颂扬。关于战争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械斗和杀伐也存在，但毕竟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可是在后期，以氏族贵族的贪欲和权势欲为契机的战争却日益频繁。由于战争的需要，武器制造也愈益精良。
石峡文化的石钺和石镞，齐家文化的铜刀、铜匕和铜斧，都是典型的杀伤武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石质和骨质的护臂，就是防御性的护身武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墓葬中，骨架残缺、身首异位、缺臂少腿、首躯不全的现象屡有所见。江苏邳州市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一具腿部有箭伤的骨架，箭头尚在腿骨中，深达2.7厘米。
死者为一中年男子，其左手握骨匕，左肱骨下置石斧，表明其生前是氏族中的武士。山西绛县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发现的一名死者，头部中箭，石镞射穿其鼻骨。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墓地，编号为M17的墓葬，死者为一成年男子，双膝间随葬成束的骨镞，表明他生前为氏族武士，骨架缺头，在头颅位置放一件带黑色符号的双耳尖底陶器，下衬皮毛和木板，用以代替头颅。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丰盛，但却没有尸骨的墓葬，墓主很可能是战死而未归者。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八座墓葬的死者都曾遭乱箭射中，编号为M3的墓葬中的一青年男子的胸腹部存有十多枚石镞，头部的右颧骨和下体的尾椎骨各有一枚石镞射入骨质内。残杀俘虏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所见。陕西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6个灰坑中有凌乱的人骨架，放置极不整齐，有一个灰坑中同放3具人骨架和2具兽骨架。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有一个径约1.8米，深约0.6米的圆形葬坑，在一层红烧土下有10具人骨架，毫无秩序地叠压在一起，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砸的痕迹。另有一个圆形葬坑埋人骨架5具，放置凌乱，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同一遗址的一个烧灶周围有4个人头骨，其上有明显的砍伤和剥头皮的痕迹。龙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乱葬坑，与氏族墓地正常埋葬者的情况形成显明对比。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的贵族墓葬往往随葬有斧钺之类的武器，以示其勇武。当时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对于战争的一种颂场。
城市的出现对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最初的城市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近年在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的城址，这座城址大体呈圆形，面积约7.65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护城河以及东、南、北三座城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等部分组成，城墙现存最高处达3米以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城址由东西并列的两座略呈方形的小城组成，面积约2万平方米。呈正方形的平粮台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冈城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城址，略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略呈方形的边线王城址，面积约4.4万平方米。这些城市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生产比较发达、地域平坦而便于交易，物质财富和知识文化比较集中，具备了城市形成的条件。作为一种人为的便于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各种活动的中心。它不仅为国家的出现创造出了条件，而且使人们的眼光从本氏族投向更大的范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缕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我国上古文明初期发展阶段的夏商西周在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远古先民已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观念方面，原始时代的创造对于文明时代国家的出现都具有直接的意义。恩格斯对于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如果说夏商西周是我国上古时代的辉煌大厦，那么，我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就是这大厦最初的奠基者。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
在我国上古时代相当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人们所创造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并且发展壮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历史一脉相承，其间不仅没有间断，而且三代的文化渐次延续而屡创辉煌。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所阐述的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
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朝共历四五百年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之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时，夏王才恢复了统治。曾经见到过《汲冢纪年》材料的晋朝人束皙说“夏年多殷”(《晋书·束皙传》)，认为夏朝比殷朝的年数更多。他可能是把尧舜的时间都算在了夏朝之内，也可能只把盘庚迁殷以后至纣王的时间算作殷朝年数。
无论如何，在我国文明时代的开始阶段，夏朝都是历时长久的一个重要时期。继夏而起的商朝是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的。商的祖先契与舜禹的时代约略同时，可见商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部落。商在早期是活动在黄河下游北方广大地区的部落，时常进行迁徙，到了成汤时期，商族活动在今冀南、豫北一带。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朝的覆灭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事情。《史记·殷本纪》索隐引《汲冢纪年》说商朝“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商朝的实际情况当相距不远。商朝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为第一阶段，称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为第二阶段，称为晚商时期。早商时期商都屡迁，商朝都邑先后有亳、嚣、相、庇、奄等。盘庚继位以后把都邑从奄迁徙至殷。这以后，商的都邑还可能有过小范围内的移动，也可能出现过两都并存的局面，但大体说来，基本上还是以殷为都邑的。《史记·殷本纪》正义概括《汲冢纪年》的说法，认为“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其说大致可信。和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周的始祖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后稷。在部落首领公刘的时期，周族居于戎狄之间，公刘率族众迁徙至豳。公刘以后九传至公亶父，周族又从豳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这以后周族才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周文王的时期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兴盛局面，受到多数方国部落的拥护，从而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众灭掉商朝，成为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朝以平王东迁为分界划分成西周与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社会历史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周代能够自成体系、稳固发展的历史时期还是西周。从周武王开始，西周王朝共历十二世，十三王，此外，在武王之后周公曾经摄政称王一个时期，在厉王末年有长达14年的“共和”时期。西周的灭亡在公元前771年，前后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
我国的上古文明自夏朝起就有了相当迅猛的发展形势。从世界范围看，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即我国的夏朝和商朝时期，堪称可以与夏、商匹敌的文明古国为数甚少，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在这个时期以后，我国的周朝把夏、商的古代文明继续推向兴盛。传统文化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有更高水平的发展，可是与夏、商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陷于衰落和灭亡。我国的夏、商时代正值埃及的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新王国结束后，埃及就陷入分裂局面，利比亚人占据其北方地区，努比亚人则进入其南方，致使埃及文明处于衰竭的境地。此后，埃及还曾被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随着国家的覆灭，古埃及的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终于成了一种死文字。作为两河流域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时间与我国商朝开国的约略相当，但它延续仅两个多世纪即告终结，于公元前1595年被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梯人灭掉。此后，巴比伦文化就再没有什么进展，作为古巴比伦文明象征的刻有汉谟拉比王法典的玄武岩石柱也被入侵的埃及人作为战利品带回埃及古都苏撒，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发现。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被称为哈巴拉文化，其兴盛的时期和我国夏朝约略相当，可是在公元前18世纪左右却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毁灭。此后哈巴拉文化即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通过考古发掘而为世人所知。就古代文明发展水平来看，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辉煌业绩，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在连续发展方面我国的古代文明却独占鳌头。史实表明，越是古代的文明，越是比较脆弱，容易在风雨飘摇的时候颠覆其航船。
然而，夏商西周的文明不仅达到了很高水平，足可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相媲美，而且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即使在西周以后文明的进程中也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夏商西周时期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