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学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学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记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作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开;到后来,仍旧多以史官兼史家。但作史学史,在史官以外,应从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学的发展。这部分资料,历代都很少。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比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会有史家,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虽根据鲁史记作《春秋》,但参杂了很多个人意见。《春秋》若即以史为目的,固然可叫作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作史。本来,记载什么东西,总有目的。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孔子无论为哲学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史家。即使他以记载体裁发表政见,《春秋》仍不失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其后最昭明较著的史家,当然是《国语》、《左传》的作者,无论他姓甚名谁,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内。这个史家是否晋史官,我们也不敢断定。据我看,作《左氏春秋》的人不见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国家所设,比较的保守性多,创作性少;但也不敢确定。若是一个史官,则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鲁《春秋》和《竹书纪年》大概是同一体裁,都是史官所记,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围很广,文章自出心裁,描写史迹,带有很浓厚的文学性质。真的史家开山祖,当然要推崇这个作者了。这作者的姓名事迹虽待考订,而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抬高。因为自这部书出现以后,史学的门径才渐渐打开了。《史记》称《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都是承风后起的。现在只有《吕氏》、《左氏》二种,余皆不存。那些若和《吕氏》一样,不能说;若和《左氏》一样,应属史家之类。汉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陆贾,著了一部《楚汉春秋》。可惜那书不传,不知内容怎样?以上诸家,都脱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史学因之转变方向。《史记》这书的记载并不十分真确,南宋以后,有许多人加以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至于事迹的择别,年代的安排,他是没有工夫顾到的。自司马迁以后,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记》这种体裁,通称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种《艺文志》和藏书目,史部头一种就是正史,正史头一部就是《史记》。虽说编年体发达在先,但纪传体包括较广,所以唐人称为正史。普通人以为纪传体专以人为主,其实不然。《史记》除纪传以外,还有书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谱》;但《周谱》只有谱,《史记》则合本纪列传书表在一起,而以表为全书纲领,年代远则用世表,年代近则用年表,月表。或年经国纬,或国经年纬,体例很复杂。本纪是编年体,保存史官记载那部分。书八篇是否司马迁原文,作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但书的内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单讲个人。《史记》八书所范围的东西已很复杂,后来各史的书志,发展得很厉害。如《汉书》的《艺文志》,《隋书》的《经籍志》,《魏书》的《释道志》,多么宝贵。所以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作墓志铭,专替帝王作家谱。我们尽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晋书》好叙琐碎事,滑稽语;元史多白话公文;这都保存了当时原形,这都因体裁的可伸可缩,没有拘束。所以司马迁创作这种体裁,实在是史学的功臣。就是现在作《清史》,若依他的体裁,也未尝不可作好,不过须有史学专家,不能单靠文人。自从他这个大师打开一条大路以后,风起云涌,续《史记》者有十八人;其书虽不传,但可见这派学风在西汉已很发达了。
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作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体裁半是创作,就在断代成书这点。后来郑樵骂他毁灭司马迁的成法,到底历史应否断代还有辩论的余地,但断代体创自班固则不可诬。从此以后,断代的纪传体,历代不绝,竟留下了二十余部。称中国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断代的纪传体。谈起这体的开山祖,必日班固。所以班固须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苟悦,即《汉纪》的作者。史的发达,编年在先,纪传在后。司马迁以前,全是编年;以后,纪传较盛,但仍感有编年的必要。《汉纪》即编年体,荀悦的地位同于班固。班固变通代的纪传体为断代的,荀悦也变通代的编年为断代的。所以荀悦也须一叙,以表示这种趋势。
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史家多极了。据刘知几的计算,自东汉到唐初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单是《晋书》就有十八家做过,自唐代官修《晋书》出而十八家全废。此外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北齐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国,或编年,或纪传,无不有史,即无不有史家。但那时著作,多半因袭,没有创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来得国家的帮助,国家把他当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书,这都受司马迁、班固的影响。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个人独立作史,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姊妹同作。他们的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问题;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参杂别人的见解,和唐后官修史书完全异致。
唐以后,史学衰歇,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国家始设立馆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这种制度,前代也许有,但都是暂时的;到唐代才立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当时刘知几已太息痛恨,而终不能改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闷烦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这可以让第三部分讲。
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马迁,而且要作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的史家。(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如后来钱子文《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还有问题。《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作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作《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迄。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哪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什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毫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