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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周敦颐:开理学内圣意境之先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云: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宋代心性义理之学,实际上是由周敦颐发其端,而后张载、二程等继之,才使儒学大昌,所以后世都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

周敦颐的思想,朱熹着重发挥的是“无极、太极”的宇宙生成论;而实际上,他作为理学开山,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种儒家圣人君子的人格意境。他以“无极而太极”探讨宇宙化生及万物与人的生成,最终落脚处是“主静立人极”,要人以天地为榜样,追求圣人境界。他以“诚”作为《通书》的核心概念,阐发了《中庸》的“性道”理想,认为“诚”既是人性的本质,又是天人合一的最高本体,是圣人与“太极”共有的特性。周敦颐讲“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周敦颐集》卷二)及“圣可学而至”(《通书·圣学》),开辟了宋以后儒者“学道成圣”的路径。所以程氏《遗书》中二程谓周敦颐每令其“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也不是偶然。周敦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的要义,除了指他对理学“心性义理”体系的奠基,也包括他对儒家内圣意境的体悟和求圣的践行。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与融通,使他得以开辟理学内圣意境之先。

一、濂溪先生的人品与《爱莲说》的意境

周敦颐的父亲名辅成,曾经是贺州桂岭县令,在周敦颐十五岁时故去,从此周敦颐跟随母亲由营道去京师开封,由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抚养。后来,他因舅父的荫子关系,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主簿,一到任就显示了断狱的才能:“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宋史·周敦颐传》)后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曾不顾自身的安危,为一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争辩。据载,当时南安狱中有一囚犯,法不当死,而被转运使王逵严加惩办。

众人都不敢争辩,只有周敦颐据法力争。王逵不听,他便欲弃官而去,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同上)由此使王逵醒悟,囚犯被免去死刑。周敦颐为人正直的品质可见一斑。又,他忠于职守,做郴州桂阳县令,治绩显著。他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时,为洗冤抑不辞劳苦,即使是荒岛绝崖、人迹罕至之地,也要亲自冒瘴气而往。周敦颐为官三十多年,所任都是州县小吏,但他不卑微职,不求名利,处世超然自得。晚年,他因病求知南康军,在风景秀丽的庐山莲花峰下定居。莲花峰下有一道清溪,他十分喜欢,并因此而回忆起老家道州地方的名叫濂溪的小河。他把莲花峰下的清溪也称为濂溪,筑屋其上,悠然自得,后卒于此,后人即称他为濂溪先生。

就在卜居濂溪期间,周敦颐曾作一篇《爱莲说》,其文清新隽丽,意境幽远,表达了他对洒落的人生境界和超越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原文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集》卷三)《爱莲说》以莲花的清净香洁比喻人性的至善高洁,与佛、道两家旨趣很有相通之处。其实,周敦颐的思想也确实受佛、道影响颇多,如他为官不求奢侈,生活清寒,自奉节俭,常常把俸禄分给同族中的贫者。他五十岁时,寄给家乡族人的一首诗写道: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水,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任所寄乡关故旧》,《周敦颐集》卷三)他喜欢游览山水名胜,为官所到之处,常与故旧好友游览一番,并写下诗句,以寄托思隐的心情。如他在《同石守游》的诗中写道:

“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山登水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周敦颐集》卷三)又在一首游道观的诗中说:“久厌尘坌乐静缘,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宿山房》,《周敦颐集》卷三)周敦颐羡慕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欲借此摆脱世间名利欲望的束缚,以求得宁静幽远的心境。但是,他并不似佛教徒那样追求虚空高远的世外生活,也不似道家隐者那样沉于独善的意境,而是主张既不脱离世间的人伦关系、道德责任,又要保持清心寡欲、不求名利的高洁品质。

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菊为“花之隐逸者”来比喻道家情趣,以牡丹为“花之富贵者”比喻世俗富贵,而独喜莲为“花之君子”,也说明他所喜欢的是身在世俗、心在方外的生活意境,所追求的是儒家君子中正清直的道德品格。《爱莲说》突出地表现了周敦颐以儒家圣人君子为修养目标的人格理想,是他自己生活处境的真实写照。

正如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所称赞的,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周敦颐传》)。

他的超越世俗、淡泊名利的气质,也正是他成就自己的思想并成为理学开山的重要基础。

二、“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

周敦颐的著作不多,所存的只有《太极图说》和《通书》,此外还有一些诗文。《太极图说》主要讲宇宙论,“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同上),以此为基础再讲人性、道德,以及政治论、修养方法等,这样《太极图说》就成为他整个学说体系的基础。

《太极图说》是对《太极图》的解释、阐发。《太极图》源于道教,据南宋初的说法及后来学者的考证,是出于北宋初的道士陈抟。

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认为,《太极图》的前身表示“方士修炼之术”,它所讲的是道教为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而修炼,因而用图来表示修炼的必经阶段。周敦颐把对这个图的看法颠倒过来,不是“从下而上”、“逆而成丹”,而是“从上而下”,以此表示宇宙演化的程序和过程。

这样看来,周敦颐的思想是受道家影响较多的。但是,他用图像所表达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把《易经》和道家的学说相配合,并吸收儒家及汉代“五行说”、“德合天地说”,来探求宇宙的本原及万物与人的生成过程。

《太极图说》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集》卷一)周敦颐以宇宙论为学说的基础,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到“五行之生”、“二气交感”的万物化生论,再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的人性论、修养论,最后归结到《易·说卦》的“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其文的大意是说:宇宙本来没有始极,它的无所始极就是一切最先的开始。宇宙的动静是从太极衍生出来的,太极动而产生阳,静而产生阴,动静阴阳互为其根,然后产生了天地两仪,阴阳变合又产生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变化,二气交感,最后产生了人。人是宇宙中的最灵秀之物,圣人又是人中之人。圣人与天地遵循一个共同的道德规律,因而知道人与物的最初由来,于是为人们创立了中正仁义之道。这样,便在天地之间确立了人极,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极。

周敦颐推测宇宙的生成是由最原始的“无极而太极”开始的。

他认为天地的本原是太极,而太极乃是无极,无极而太极是混沌的、无形而又无限的原始物质,是一体而不能二分的。他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有些像道家的道,是天地本原,但又是无。由无极、太极而有动静,无是静,静极生动,这就是太极的作用。由于太极的动静作用就分出了两仪,这两仪在天之道来看是阴与阳,在地之道是柔与刚,在人之道是仁与义。无极、太极的动静作用产生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相互配合,就形成了四时及天地万物,所以天地万物都是由无极而太极产生的结果。周敦颐认为,宇宙的生化过程,是由最初寂然不动的本体,经阴阳感通的作用,因此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二气化五行,五行生万物,这就成为一种“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在这一图式中,他把“无极而太极”定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原则,看作万物存有的最终根源。这样,他把《易经》的思想及道家学说加以配合,而完成了一个“太极图”。这个“太极图”上溯宇宙本原,下及天地万物,把生生不息的宇宙变化过程都包含在其中了。周敦颐讲宇宙和万物的生成,虽然多受道家影响,但是,他阐发儒家经典《周易》,并把道德与自然律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对后来的整个理学,而不只是程朱学派的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至诚”以达圣,“主静立人极”

周敦颐对理学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阐发了儒家心性义理思想的精微。在《太极图说》的后半部分,他着重讲人生观和修养方法问题,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是将他对道家思想有所吸收的宇宙生成论,进一步引申到儒家的人性论,将人性上升为宇宙本体。在《通书》中,他又提出“立诚”的思想,以“诚”作为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正是用“诚”来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相配合,从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与水、火、木、金、土五行相并列,让它们在“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生成图式中,置于万物之中而成为万物的本性。

周敦颐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他以圣人为做人的最高标准,而认为圣人是与天地合德,与太极为一的。他又认为“诚”就是天地的本原,圣人的特性,太极的本质“诚”是圣人与太极的共同特性。在《通书》中,他论“诚”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诚上》)在这里,他引用《周易》中的原文来描述宇宙间事物的演化及规律,意思是说,在宇宙演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诚”就开始了;在万事万物生成长大之后,“诚”就确立了。这整个的程序和过程,就是至善。因此,“诚”就是天道、人道的合一,纯粹至善的本性,道德性命的根源。他又说: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通书·诚下》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通书·诚几德》)诚,作为圣人的本质,就是“仁、义、礼、智、信”各种德性的根本,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

周敦颐把圣人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相等同,而认为“诚”就是它们的共同本性,因而,他也就人的心性及精神意志活动方面来描述“诚”的特性。他认为“诚”是以不动应万动的,它本身虽然不动,却具有动的能力,是触发一切“动”的本原。

他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通书·思》)诚是“寂然不动”的,又是“感而遂通”的,这动静与感通所描绘的正是人的意志作用,心灵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像外在事物一样是有形的,它是无形的,或说介于有无之间。通过这样的思维活动,才能够支配人的行为,使事物逐渐显现出来。周敦颐认为,人得其秀而最灵,圣人的伟大,正在于就静与动、无与有、“无思”与“思通”之间施展精神活动,因而使“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周敦颐以诚为最高的道德,以圣人为最高的榜样,提出了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诚是圣人与天地合德的本质,圣人是做人修养的最终目标,修养的方法是“主静”,这就是他的圣人观的大体思路。

周敦颐对“主静”的注解是“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他以“无欲”为达到至善“至公”圣境的主要途径。他以为“圣可学而至”(《通书·圣学》),学圣的要领是“一”,“一”即是“无欲”。在《通书·圣学》中,他说:

圣可学乎? 曰:可。曰:有要乎? 曰:有。请问焉。曰:

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学习圣人的关键在于心要纯一;心中纯一,没有杂念,这就会达到无欲的境界。周敦颐认为,人的一切杂念以及过分的欲望,都会引人进入邪道,从而产生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修养的目标应该是使人无欲。无欲,则心中虚静,保持平和的心境,对事物的了解就能明白透彻;胸怀开阔,思想豁达,对事物的选择会更明智,待人处事也会更公正。这就是“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人如能做到“静虚动直”,“明通公溥”,那么,从思想到行动,自然都是善的了。

周敦颐还提出要人“慎动”和“中正”。慎动,就是谨慎从事,合乎正道、合乎正德的事才动,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公正的态度。

中正,就是以仁义中正作为圣人之道,守之行之,而使自己的行为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周敦颐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

“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他以为天地至公,人以天地为效法的榜样,就能至公无私,达到圣人的标准。

周敦颐由“无极而太极”开始探讨宇宙化生万物与人的生成,又提出“主静立人极”,要人以天地为榜样,追求圣人的境界。他在《通书》中提出“诚”作为核心的概念,所谓诚,既是人性的本质,又是天人合一的最高本体。《通书》的全部思想,就是要人在心中确立诚的本体,而以中正仁义为做人的标准。通过至诚、尽性来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样,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了。

这就是周敦颐为后来理学的形成所奠定的基本思想。

周敦颐的圣人观,奠定了理学内圣思想的基础。其中的“诚”,原本于《孟子》和《中庸》,是讲天道并将天道与人道相沟通的范畴。《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二者都是把“诚”作为天道,而认为人从“诚”那里得到了性命之源;人只要“至诚”便能尽人性、尽物性,从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纯亦不已”的圣人境界,便能与天地万物合一。周敦颐发展了这种思想。“诚”在《中庸》中虽属天道,但这天道并没有自身的明确内容,它是靠人的修身成性的修养,并通过“成己”、“成物”、由人及天的扩展实现并建立起来的。周敦颐则明确地把“诚”当作宇宙本体,赋予其具体的内容,并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说明“诚”生成天地万物,又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性存在于其中的过程。“诚”在他这里,已经不单纯是圣贤复归天道的修身之本,而是人所受之于天的本然之性,是人与万物同出一源的道德性本体,是超越于个体生命之上的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宇宙本质。

周敦颐把“诚”作为天道本原,并由天道推向人道,“诚”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主要表现为客观精神本体的形式。但“诚”的本意是指人性,是为人处世真实无妄以求得心安的道德品质。他把这样的“诚”上升为宇宙本体,其实仍是把人的道德意识推之于天地万物,把人生的道德原则当作宇宙的本质和规律。这无异于说:人生一切大道都是由内在的德性发出,人生亦应以通达内在的德性为归宿;这种从主体的道德精神出发来推证本体,夸大人的心性以贯通天地万物的天人合一思想,本来就蕴含着心性合一、内外合一、心物合一的哲学逻辑。所以说,从周敦颐形成以“诚”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开始,理学中便已包含着发展演变而形成心学的可能与必然。后世的陆王心学,不过是把这种理论因素加以夸大,并发展到极致而已。

“诚”在周敦颐哲学中既是人生本体,也指圣人境界。他指出“圣人之道”以“诚”为本。诚是天道的本体,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因此,“天之诚即人之所得以为圣者”。又,诚是人受之于天之性,是构成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本,是孝、悌、忠、信等百行之源,故圣即诚,“人之圣即所得于天之诚也”(《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案引黄东发语,《宋元学案》卷十一)。

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表现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这种境界可以通过“克己”的修养功夫来实现。周敦颐说:“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通书·诚下》)同时,这种境界亦可以通过心性涵养的境地来体验。他用“诚、神、几”来描述这种境地,以为“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他以为“至诚”即可以达圣境,这样,他的“圣可学而至”亦为后世理学开辟了一条通过实践道德而成圣的路径。

四、寻“孔颜乐处”的佳话

寻“孔颜乐处”,是周敦颐对于圣人内心境界的探求与发挥。正像后来的其他一些理学家一样,他不是以对学说的著述,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体味、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来开一代新风气,并以此来影响后人。

周敦颐居官南安时,曾遇二程的父亲程珦。程珦见他气貌异常,非俗人可比,于是令二子程颢、程颐拜其为师。当时的二程只有十四五岁,周敦颐每令其“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据程明道(颢)说,他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于是厌科举,“慨然有求道之志”(《明道先生行状》,《二程集》)。大程子受到周敦颐的影响和熏陶,不再热衷于通过科举考试升官从仕,而是追求崇高境界的精神生活。由此可见周敦颐对二程特别是大程所产生的影响。

“孔颜乐处”,这一典故出于《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学生颜回生活贫困,居陋巷,吃粗茶淡饭,却没有影响他学道的快乐,孔子十分赞叹他这种精神。程颢谓周敦颐要人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正是要人体味这种乐道的精神。儒家要人为学修养以追求圣人理想为目标,而这种理想就包含着对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他们认为达到了这种境界,人就会有一种至乐的感觉。这种至乐的感觉是精神生活的幸福,它不同于佛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也不同于道教所许给人的“洞天福地”的幻想,而是以人在社会伦理、家庭中的生活为基础。但是它也要求人克制私欲,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与感官的享受之中。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享受,周敦颐要二程寻孔颜乐处,以及后世理学家津津乐道地讲孔颜乐处,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体会。

周敦颐令人寻孔颜乐处,首先表达的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乐趣。周敦颐曾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认为一个“士”应该把追求圣贤作为人生理想。他所谓的圣贤是什么样的呢?具体的楷模就是伊尹和颜渊。对于伊尹,他说,“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通书·志学》),赞扬他把国家之治与民众幸福作为自己的快乐,反之则以为苦痛;而对于颜子,周敦颐则更多地是崇尚他的修养境界。他对颜子有着极高的评价,甚至说:“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通书·圣蕴》)以为成圣的精蕴,寓之于颜子一身当中。《通书》中有《颜子》章,其中说: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周敦颐在这里是借颜子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以为颜子之所以能够在“一箪食,一瓢饮”的贫苦生活中仍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是因为颜子看到了人生所真正可爱可求的东西。周敦颐认为,富贵是一般人所喜好和追求的对象,但是若以富贵为人生的目标,那只是俗人的生活态度。作为儒家的君子应该看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求道,做一个有道德价值的、合乎人的标准的完全的人。求道的追求是一种超乎富贵利达的追求,因而相比之下是“大”,而单纯地追求富贵则显得十分渺小;只有以求圣贤为人生目标,坚定信念,才能见其“大”而忘其“小”,从而体验到真正的内心快乐,感到无比的安泰与充实。这就是周敦颐来作为人生楷模的颜子的境界,也是他勉励二程和其他人所追求的人生意境。

周敦颐令人寻孔颜乐处,也形象地表达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通书》中他曾用“诚”来表达人性的本体,而认为“诚”是与自然界中天地万物的本原“无极、太极”同等地位的。周敦颐力图把太极的天地本性当作圣人的本质,所以用“诚”来描述人的心性本体。“诚”虽然是源于儒家经典《中庸》,且《中庸》中的“诚”已经透露了儒家神秘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具有的本体意味,但是,仅仅是“诚”以及“太极”、“人极”等抽象词句,毕竟令人难于理解。

如果我们结合周敦颐所谓寻“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据传,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锄”,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这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自然洒落,追求洒脱的生活乐趣。上文提到,程颢曾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这一段话,也表现了周敦颐的思想意境。“吾与点也”的典故,出于《论语·先进》篇。孔子向他的弟子们问志,弟子们各言自己的志向:子路设想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且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自己只用三年便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冉有和公西华也讲了自己从政治民、修明礼乐的理想。此时只有曾点鼓瑟而乐,听到夫子问他,才慢条斯理地说:

我愿意在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陪着五六位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一路走回来。曾点所言的志向,受到了孔子的赞赏,他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这就是后来的理学家常讲的“吾与点也”之意,他们的这种体会正来自于周敦颐的感染。

“吾与点也”的意境也可以看作周敦颐寻“孔颜乐处”思想的一个内容。这就是从大自然中体味人生,向往自由自在、恬淡自适的情感生活。只有把自己融于万物和宇宙自然之中,才能够无处不顺物,无处不自然。这也就是周敦颐“主静立人极”所要言明的修养境界。

周敦颐讲天人合一,是要人以自然为榜样,效法天地,在至公无私的修养中追求美满的人生。因此,他虽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之说,推演宇宙的生成,但其核心问题还是在讲人生伦理境界。理学以人生伦理为治学的根本,并把它上升为宇宙本体问题,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

其实就点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寻“孔颜乐处”后来被传为理学的佳话,而周敦颐被推为理学开山的一种内在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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