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洲答曰：“生西方第七朵金莲中”。接着，罗辂亦随之病倒，近溪“急讯中洲”，中洲答道：“兹岂独二令郎哉？吾亦将告行矣。”并预告了自己的死期。继而罗辂自云死后将“职供斗府，积累将可复”，并口授一文，由近溪代笔，详记“频年持诵功课簿”，焚之以呈“斗府”。意谓斗府便是他来生归宿之地，而斗府乃是道教中的一种信仰。最后近溪写道：“自是二子灵应叠出，显明无比。备纪于怀智孙《行略》。”“灵应叠出”概指亡灵现象，俗称“显灵”。要之，在近溪家族中不仅有“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甚至还有“与神灵通话”之类的宗教体验。有史料显示，这一事件在当时已传得纷纷扬扬，近溪死后，还被人上疏指责，认为近溪的种种神秘描述是“必无之事”。不过在天台看来，近溪在生活上虽涉足佛老，但其思想归趣仍在儒家圣学。唐鹤徵的见解与天台也非常相近，认为世人多以近溪之“踪迹”未免有疵而横加非议，但究极而言，近溪之见识“终不可废也”。
简短小结 由上可见，近溪一生的思想经历具有多重复杂的面相，他在公众领域坚持以儒学作为教化之本，大谈良知孝弟，但在私人领域却处处表现出对释老之学及静坐体验的关心。对于近溪思想的这种多重面相，黄宗羲有一中肯之论：虽然时人以为近溪未免玩弄“气机之鼓荡，犹在阴阳边事”，与吾儒圣学似有“一间之未达”，然而“以羲论之，……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并针对上面提到的杨止庵对近溪的严厉批评，宗羲指出：“此则宾客杂沓，流传错误，毁誉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学也。”应当说，黄宗羲对近溪所表示的这一理解，与其对其他泰州学子的评判相比显得颇为不同，值得重视。总之，近溪对儒学思想特别是阳明以来心学理论的深刻认同必然根源于他一生独特的生命体验。因此，当我们在探索近溪思想的意义结构之前，有必要充分重视他的生活实践、生命历程。
（第二节 仁学思想
明儒好讲学，讲学喜言“宗旨”，这是史家的一般看法。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便以各家“宗旨”作为重要的取舍标准。那么，近溪之学以何为“宗旨”呢？ 许敬庵认为，近溪之学“大而无统，博而未纯”，意谓近溪学显得杂乱无章，缺乏一贯宗旨。宗羲以为敬庵此说“已深中其痛也”。邹南皋对此则有反驳：“或疑先生（指近溪）学‘大而无统，博而未纯’者。先生云：‘大出于天机，原自统；博本乎地，命亦自纯’，余读斯语，恍然如见先生。”此外，时人对近溪学之宗旨又有具体的评述，以下三例依次出自王塘南、周海门、孟化鲤（号云浦，１５４５－１５９７）：
先生（指近溪）平生学以孔孟为宗，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于天下为大。先生学以孔孟为宗，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孝弟慈为实，以天地万物同体，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于天下为大。《罗近溪集》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旨，以联属天地万物为体段，以不学不虑、赤子之心为根源，以孝弟慈为日用。以上三说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海门之说当是源自塘南，但多出了“以孝弟慈为实”一句，值得留意。总起来看，三说非常接近，并有重叠之处，大致揭示了四点：第一，以孔孟求仁为宗；第二，以赤子之心为的；第三，以孝弟慈为实；第四，以万物一体为大。
若与阳明心学作一比照合观，赤子之心意同良知本心，万物一体亦是阳明心学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以求仁为宗、以孝弟慈为实这两条，应说是近溪的孤旨独发，与阳明之立言宗旨略有不同，由此亦可略窥近溪思想之于阳明又有新的开发。
杨复所从另一角度对近溪学作了如下归纳：
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指朱元璋）。盖自江门（指陈白沙）洗著述之陋，姚江揭人心之良，暗合于高皇而未尝推明其所自，则予所谓莫知其统者也。姚江一脉，枝叶扶疏，布散寰宇，罗子集其成焉。这里有三层意思：近溪学直接孔子之统绪，宪意明太祖“圣谕六言”，集阳明心学之大成。复所在另处甚至断言：“窃谓孔子一线真脉，至我师始全体承受。”这是欲从儒家道统的高度，赋予近溪以孔孟之后第一人之地位。当然这类说法乃是宋代以来儒家道统意识的一种反映，是否符合思想史之实情，则是颇可怀疑的。不过客观地看，复所之说亦有留意之必要，反映了他对身处其中的思想状况的一种判断：在阳明后学的末流演变中，唯有近溪能将心学发扬光大。
一 “求仁”宗旨
由上述可知，近溪在思想上有一段由迷惘于“诸儒工夫”进而“回归孔孟”的重要经历。根据其回忆，他自童蒙以来，“日夜想做个好人”，却对《论语》、《孟子》所言“孝弟”未有深切之体认，只是依循宋儒所说的各种工夫“东奔西走”，刻苦实践，结果“几至亡身”。自从拜师山农以后，“从此回头”，再来细读《论语》、《孟子》，“更觉字字句句，重于至宝”，“更无一字一句，不相照应”，最终他发现，孔孟“极口称颂尧舜，而说其道孝弟而已”。可见，近溪之回归孔孟，事实上也就是发现了孔孟宗旨之所在，即“孝弟”。另据他的回顾：
《论语》一书，直是难读。芳初读时，苦其淡而无味，殊觉厌人。稍长从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条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后养病居家，因究心《书》、《易》，至尧舜二典、乾坤二卦，间有悟处，乃通身汗浃，始知天生孔孟为万世定魂魄、立性命，从之则生，违之则死也。自此以后，非《语》、《孟》二书，辄厌入目。以至莅宦中外，随处施措，自然翕顺，愈久而愈益简要、愈益精纯也。这段话说得更为明确。从“究心《书》、《易》”到“自此以后”，是指从胡宗正学《易》的一段经历。其中，“非《语》、《孟》二书，辄厌入目”一句值得重视，这表明近溪对孔孟宗旨已有深切的认同。
他深信《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而两书中所阐发的“求仁”思想正是孔孟宗旨。他说：
孔孟宗旨在于求仁。
孔门之教主于求仁。
盖孔子一生，学只求仁。
孔门主教，只是求仁。
孔门宗旨只在求仁。
他甚至认为，《论语》、《孟子》“求仁”、“孝弟”已将《大学》、《中庸》的义理阐发殆尽，其曰：
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亲之为大焉”，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子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将《中庸》、《大学》亦是一句道尽。正是基于对孔孟宗旨的这一认识，所以近溪坚决主张：“一切经书，皆必会归孔孟”，而孔子的“一切宗旨，一切工夫”，皆“必归孝弟”、必归“求仁”。
根据近溪的种种回顾性自述来看，上述“发现”是近溪自己经过一番人生磨难、求学体验而最终获得的。若追溯其思想渊源，那么可以说，“求仁”及“孝弟”之被重新揭示和强调，其实在心斋、山农那里就已有种种类似的迹象。比如，心斋撰有《孝箴》、《孝弟箴》，强调“孝弟”乃是“天则”、“心之理”，并强调“尧舜所为，无过此职”。山农亦云：“夫孔孟之道，亦仁而已矣。” “夫尧舜之道，帅天下以仁而已。”因此可以说，重“仁”、重“孝”，乃是泰州学派自心斋以来的一贯“家风”，只是到了近溪那里，这一思想旨趣有了更为集中的理论表述。在吾人看来，近溪思想之基本格局也正是通过对“仁”、“孝”这一孔孟宗旨的重新发现而得以形成的。
关于仁与孝的关系问题，近溪认为两者“亦无分别”，他指出：
“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则孝无不全矣。”意思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孝是人之所以成就人的实践证明，故而“在父母则为孝子”，必然同时意味着“在天地则为仁人”，反过来说也一样。总之，每个人都想成为“仁人”、“孝子”，必然是同时成就，更无分别。人而非仁，仁而非孝，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仁孝合一，便是“孔孟宗旨”。
不过，从理论的角度看，“仁”显然具有根本的地位，按近溪的看法，仁不仅是人文世界的存在原理，还是宇宙万物的生生之理。
所以近溪有时只提“仁”字，而讲到“孝”则往往“孝弟”或“孝弟慈”并称。至于仁、孝的各自地位，近溪的基本看法是：仁是抽象原理，孝是具体原则，他说：“仁义是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仁义是皆孝弟安个名而已。”显然这是从概念的名实关系之角度而言的。要之，在观念层次上讲，仁与孝是有区别的，“仁”可以涵盖“孝”，反之则不行，然而若从实践层面上讲，仁孝应当是合一的，必然是同时完成的。
二 《中庸》与“仁学”
由上可见，近溪将孔孟宗旨归结为《论语》、《孟子》的“仁”、“孝”。但在近溪的意识中，《论语》、《孟子》未必在义理上高于《大学》、《中庸》。他认为，《大学》、《中庸》特别是《中庸》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他指出《中庸》在抽象义理上“浑融含蓄”， 《大学》在工夫问题上“次弟详明”；就两书关系而言，“此今细心看来，《大学》一篇相似只是敷衍《中庸》未尽的意义”。意谓两书在义理上是可以互补的，故说“《中庸》、《大学》当相连看”。同时，他也坚持认为“若论入德，到先《中庸》”，理由是：“合而言之，《中庸》 则重天德，而《大学》则重王道也。”这里以“王道”、“天德”来分别定位《大学》、《中庸》，很值得注意。在近溪看来，若究极而言，《中庸》可成就内圣， 《大学》则通向外王，由于“天德”较诸“王道”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所以说《中庸》也具有实践论意义。
这个看法与宋明理学的两大领袖人物朱熹和阳明都看重《大学》的观点不同，显示出近溪思想的独创性。
与以往有关《大学》作者的传统看法不同，近溪认为《大学》是孔子亲作，是孔子“取夫六经之中至善之旨”而成，而且“其旨趣自孟子以后，知者甚少”。在他看来， 《大学》只是提供了一套“格物”手段，相比之下，《中庸》“天命之谓性一语，孔子得之五十以后，以自家立命微言，而盹盹仁恻以复立生命之命于万万世者”，两书旨趣之不同即在于此。比较而言， 《中庸》义理深奥， 《大学》“规模广大，矩度森列”。当然从思想的角度看，《大学》一书自有精义，特别是“善之至”、“物之格”，“尤是六经之精髓，而为《礼》之大经，仁之全体也”。而《大学》旨意则是由《孟子》“大人之学”、“赤子之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我们知道，朱子通过对“四书学”的长期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庸》义理深奥，最为难懂，而《大学》义理浅近，最适宜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故他主张为学者须有读书次第而不可乱：
先《大学》，次《论语》、《孟子》，终《中庸》。对此，近溪不会没有了解，他说：“先贤亦云《大学》为入道之门。”然而他还是要跟朱熹唱反调：“但以鄙意臆度，则义理勿论，而其次弟则当先《中庸》而后《大学》。”这是说，不仅就“义理”而言，《中庸》在《大学》之上，即便就工夫“次弟”来看，《中庸》亦在《大学》之先。那么在近溪的眼里，《中庸》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具体的实践方法呢？事实上，这涉及如何解读“中庸”，如何把握《中庸》和《大学》之间的关系。近溪对“中庸”两字，有一个独到的理解视角：
“中庸”两字可以概言，亦可分言。概言则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则必喜怒哀乐。……细细看来，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则言其平平遍满，常常俱在也； “中”则言其彻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浑浑平常，而其中之天体，时时敬顺，乃为慎独，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肤皮。这是从“概言”和“分言”这两个角度来训释“中庸”字义。概言之，“中庸”讲的是天命之性；分言之，“中庸”讲的是喜怒哀乐之情。究极而言，则两者互为表里，性情是一，俱从天命。就字义上看，“中”、“庸”则可互相训释，“中”是微妙义，“庸”是平常义； “中”指内在性体，“庸”指外在日用。结论是，“中”构成“庸”之本质，“庸”赋予“中”以形式。与此相应，近溪又以“良知良能”释“中”，以“民生日用”释“庸”；或以“平常而可通达”来解释《中庸》篇名的字义。质言之，《中庸》一书既有“蕴藏无尽”的义理阐发，又有贴近“民生日用”的具体内容。这也正是近溪为何强调工夫次第亦“当先《中庸》而后《大学》”的缘由所在。
有弟子问：“《大学》自有先后之序，如何必先《中庸》？”对此，近溪答道：
吾人此身与天下万世原是一个，其料理自身处便是料理天下万世处。故圣贤最初用功，便须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于人，人可以通于物；一家可以通于天下，天下可以通于万世。故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万人所资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说人性皆善。
吾不先认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荡荡平平，了无差别，则自己工夫已先无着落处，又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国家而成“大学”于天下万世也哉？这段话的主旨是说：“日用常行”就是“人情”，而“人情”乃是成就“圣王”之“平正田地”，也是千百万人“所资生活”之处，“生活”、“日用”之中，处处都是“性”的体现，而人之性体是“了无差别”的，因此只有落实在日用常行中去“用功”，才是“料理自身”，由此推之，才有可能“料理天下万世”。显而易见，“日用常行”是这里的关键词。在他看来， 《中庸》所揭示的“日用常行”、“庸德庸言”这些道理，正是“通于人”、“通于物”、“通于家国”，进而成就“大学于天下万世”之理据。
从思想上看，近溪对《中庸》一书之所以有特别的关注，还有这样的理由：《中庸》开头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实已将圣门精蕴“全盘托出”。从其语义脉络来看，“天命率性”是为“启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则是为了“卒乎天命率性之蕴”；从其义理结构来看，“《中庸》一书前头条分缕析，何等精辟！后面穷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说下，而不至尽性，不足以成教也耶！”反过来说，“圣人尽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总之，“《中庸》欲学者得见天命性真，以为中正平常的极则”。可见，在近溪看来，“天命”以下三句，实已“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尽”。正是在此意义上，近溪认为《大学》只是在工夫问题上对《中庸》的“意义”作了敷衍。
究极而言，《中庸》的“意义”是自具自足的，无须用《大学》来敷衍解释，《中庸》自身就可解释《中庸》，故他说：“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释《中庸》，亦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他甚至说：“无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没千载，而直至今日也！”语气分明是，《中庸》一书的奥义大旨是近溪重新“发现”的。不仅如此，他还直言人们必须相信自己就是《中庸》，提出了“我自己即是中庸”的命题。
三 《易》与“仁学”
由上可见，在“四书”问题上，近溪特别看重《论语》、《孟子》、《中庸》，相比之下，对于朱子和阳明所看重的《大学》则不免有所轻视。近溪的这一态度，值得注意。实际上，由对“四书”在儒家经典传统中之地位的评估，反映出近溪思想的问题意识不但与朱子不同，且与阳明也发生了某些偏离。朱子由“格物”贯穿《大学》的观点固然不为近溪不取，他甚至认为阳明以“致良知”来解释《大学》而于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近溪对孔孟宗旨的认同与朱子和阳明都有所不同的缘故。
在近溪看来，“仁”字才真正是孔孟宗旨，他自负地说道：“孔孟两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于言语文字，不无端绪可寻，却二千年来尚未见人说破。”这语气可与程明道“天理两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的”这句名言相仿佛。近溪进而指出：
芳辛遇人略曾指点，但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亦久蓄疑而未由请正。今诸君兴言及此，又敢过自爱耶？盖孔子一生话头，独重两个字面：一个是“仁”字，一个是“礼”字。两个字常相为一套，却乃各有重处。仁是归重在《易》，礼则归重在《春秋》。其中涉及仁、礼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近溪的立场可以八个字来归纳：“仁以根礼，礼以显仁。”不过总体说来，近溪对“仁”以及对《易》的重视，远远超过其对“礼”以及对《春秋》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