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司马法》的成就不如《孙子兵法》，但孙子的这位同宗在某些地方还是有特出的见解，比如在战争观上就是这样。《孙子兵法》的战争本质问题上，仅仅说它是件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却没有告诉人们它究竟是什么？《司马法》却明确地指出，以仁爱为根本，以正当的办法进行统治的就是政治，政治达不到目的时，就使用权势，而权势总要诉请战争手、段，而非出于中和与仁爱。这种看法，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所讲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反对战争本质的揭示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进一步，《司马法》指出了战争在政治中的位置。《司马法》认为，为家虽大而富强，但如果好战而穷兵黩武。则必亡，天下虽然安定。但如果忘掉了战争手段，也必然会导致危亡。所以战争手段是既不可轻举妄为，又不能须臾人下的一种特殊政治。这和《孙子兵法》上，君主和将师不可以恁一时的火气而兴兵作战的道理相同，但却有更深的哲理。《司马法》还从正面接触到了战争性质的问题。该书述道：为了保护人而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而爱护该国的老百姓也是正当。如果战争是用来制止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应该提倡的。也就是说，只要战争是正义，它的目的就是要制止战争和戮。这样就将战争分成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类。
与《孙子兵法》一样，《司马法》也有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它们分别是：1，顺天，即顺应天时，不违农令；2，阜财，即开避财源积蓄战争物质；3，怿众，即须应大众意志，符合民意；4，右兵，即重视武器的制造和应用；5，利地，即利用地形地貌。《司马法》的五要素与孙子的一要素各有侧重，前者比较突出人和武器的因素。
相为轻重
与《孙子兵法》一样，《司马法》充斥了辩证思想。《司马法》将诸多战争因素最纳抽象为“轻”，“重”这样的范畴。在《司马法》中，轻重不仅指兵力之多寡，武器装备的优劣，士兵素质的好坏，还用来排兵布阵的疏密严整，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等等繁多的要素。
其宽泛有时类似于孙子所谓的“奇”“与”“正”。
《司马法》认为，战争应该重轻相权，不能偏废，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相成，用《司马法》的术语来说就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以兵力部署为例，太轻则锐，易于受挫，太重则兵钝，远转不灵。
在作战指挥上，应该根据自己的兵力大小决定作战形式。兵力强大为重，应该力求严整不乱。兵力弱小为轻，应该力求变化，出奇制胜，兵力强大，利于正面作战，进退行止应稳如山，兵力小则反乎是，进退应变化无常。以优势兵力包围敌人，是以重临轻，应留个缺口让他们逃生，促其自行崩溃，以劣势兵力对抗敌人，是以轻就重，应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以争取胜利。
作战协同
作战的组织协同问题，《司马法》有它的独道之见。《司马法》认为，各种兵器根据各自的特点有不同的功用。作战时应组织安排好各种兵卒的比例，以实现协同配合，更好地发挥武器效用。因为种武器有所长也有所短，搭配使用才更有效。比如长兵器和短兵器应该相互配合，长以卫短，以短救长。弓矢与长矛也是如此，持弓者如无掩护，则敌人到来时等于手无寸铁。《司马法》对协同出效率的概念认识很深，其认为“兵不杂则不利”，兵器不不搭配使用是不利于作战的“皆战则兵强”，诸种兵器一齐使用则坚不可摧。
《司马法》的组织协同由于时代的限制，还只局限于长矛兵，殳越兵，弓矢兵待有限的门类上其协同效率的思想却是普遍性的，在今天高度现代化的战争是，协同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为所有军事粗所遵循。
《吴子》--亚圣箴言
《吴子》，在《汉书·六艺文志》中标为《吴起兵法》。计有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只人六篇，还有一些后人整理增删的痕迹。《吴子》是战国蝇期军事家吴起的作品，如果把孙武称为兵家之圣，那么吴起堪称“孙吴”之称谓，即指他们的著作，也指他们本人。一位美国军事学家说道：“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象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十巨册。他们自足地写下了数理有限的箴言。每则箴方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①历史已经证明，今后还将证明，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今本《吴子》分《图国》、《料敌》、《治兵》、《应变》、《励士》六篇。
《图国第一》篇
《吴子》的首篇《图国第一》主要是对战争的看法和认识。
关于战争的起因，吴起认为大体存在五种原因，一是为了战争名，二是为了夺利，三是由于积恶结怨，四是由于内乱，五是因为饥馑。显然，这五种原因还只是表面现象，未触及本质。当然，从逻辑上说这五种现象也可视为战争的起因。只中这现象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罢了。
关于战争的性质，吴起将之争为“义兵”，即正义之；“强兵”，即以强击弱之战，“刚兵”即无所曲直之战；“暴兵”，即以弱凌弱之战；“逆兵”即非正义之战。实际上将战争分成正义的，非正义的和中性的三中。
《吴子》对战争的态度是两个方面，即反对恃勇好战，又反对废驰武备。在吴起看来，真正的“明主”应“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一文一武相辅相成。
战争是国之危器，即危险的手段，万不可以滥用。吴起说，“战胜易，守胜难”。即取得胜利容易而保持胜利则难。仗打多了，即使百战百胜也容易生出祸端，出现麻烦。所以最好是一战而解决问题，能够一次战胜，速战速决。就有可能成就帝王之业。总的来说，吴起发挥了《孙子兵法》速战思想。具体指出，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即使对于战胜国来讲，也是沉重的负担，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料敌第二》篇
吴起在这一篇主要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
吴起认为，观察敌情就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全面明察敌情而乘敌之隙。对于不同类型的敌方将将，要运用不同的作战方式。所以战争的要点，是要先考察对方的将领，根据其喜好秉性，智愚巧拙来用我之权谋，如果敢将浅薄无知且轻信，就可以用诈降服之；如果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就可以用金钱美女利诱之；如果是一个胸无主见的人，就可以用疲烦战术摆布之；如果敌方上级将领富而娇，下级贪而怨。则可以有各种手段离间之。
其次要分析判断敌人所处的状态，对于处于不同状态的敌人，应采取不同的战法，如果敌人进退不定，部队伍对统帅失去信心可以用震撼性的打击使其溃败；如果敌方下级官佐看不起他们的统帅，无意作战，那就要阻断平坦的交通要路，放开崎岖难走的地区，这样就可以在敌人行进的半途邀击歼灭，如果敌人久驻一地，暮气沉沉，上下有懈怠之意，就可以奇袭之。
其三要判明敌人所处的地形。如果敌人处于前进易而后退难的位置，就可以引诱敌人前进。如果敌人进道险退道易，就要尽可能强迫敌人与我接战，如果敌人进道险而退道易，就要尽可能强迫敌人与我接战，如果敌人处在低洼之地，积水不易外泄，就可以设法水淹之，如果敌人处在林深草密之处，假如风向合适，就可以用火攻；如果敌人兵力众多，勇武异常，地居队要粮足兵精，那么对付他们就应该有更强大的兵力。而且步骑配合，多路进军，使敌人迷惑从而暴露空隙，如果敌人企图坚守，应派间谋渗透敌人内部，摸清敌情，如敌为我所劝，解兵而走，应适而可止，如敌不听我劝，则应发动进攻，战胜不必穷追，以防中计，不利则应及时回撤，以防为敌所乘，如果与敌狭路相逢，且敌众我寡应该果敢进攻，勇者为胜。
对待不同国家的战阵，也应采取不同的战法，吴起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和考察，对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战阵作了概括，认为各国由于地理民情和政况的不同，战阵也有各自的特点。齐国阵重而不坚，即布阵兵力配置较多但不坚固，秦国阵散乱而喜欢自斗楚国阵严整而不坚韧，燕阵能坚守而不灵活机动；三晋（赵、魏、韩）阵十分整齐但士卒不用命。明主了解了各国战阵的特点就可以对症下药，各个击破。
总之，天起料敌的总精神就是，用兵打仗必须考虑清楚敌方的虚实，然后乘隙而进。吴起还具体指出了八种敌人处于困境而可以进攻的情况：1、风大天寒之时，至夜行止未定，冒险破冰涉河用湖泊；2、酷暑炎热之时，行止均无节制，驱使饥渴的部队长途跋涉；3、军队在处旷日持久，矢尽粮绝，百姓怨怒谣言蜂起，将领又无力制止；4、军用物资匮乏，又多阴雨，欲四出要粮，却无丰饶之处；5、军队人数不多，资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人马疾疫流行，又乏援助；6、路途正遥，士兵行至半途而日已暮，士兵又饥又乏，正卸甲休息；7、将领无知乏识，无御人之才，士卒惊恐，又乏援兵；8、布阵尚未就绪，宿舍尚未安稳，在崎岖山路上长距离跋涉。如果审明敌人处于以上八种情况之一，就可以乘机进攻。
《治兵第三》篇
这一篇，吴起主要讲了士卒的训练和治理。
首先，他认为，兵不在多，关键在于素质好坏，如果士卒不听号令，赏罚不明，进退失据，纵在百万之师也无济于事。吴起心目中“治军”的标准是，平时要求一切行动合乎规矩，战时行动起来能令敌人生畏。攻则无坚不摧，退则敌人无法追击。其前、后、左、右均有节制服从指挥。一旦失去了联系，单个小部队甚至单兵也可以独立作战。部队上下信任，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为了实现这个标准，吴起认为必须选择“良材”入伍。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不过选拔精卒数万均能成就霸业，可见兵不在多而在精。他建议应把百姓中胆大力强者，甘愿效死力战者，身后敏捷能翻山涉远者，失职受罚作战失利而乐意建功以刷前耻者，这五类人编成五种军队，这五军乃是整个军队的精锐。有了这五种人组成的三千兵马，可以破围，可以攻坚，可以歼敌。
在选拔精壮的同时，吴起还强调对士卒要进行合理的编组，使人尽其才，各自发挥所长。因为精壮之士毕竟有限，打仗也不能只凭少数精锐，所以组织协调的作用就突出了。吴起根据士卒的体魄、身高和勇气差别，安排各个兵种，身材矮的持矛戟，高的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担任后勤工作。
在吴起看来治兵的关键一环在于训练。为兵者，往往死于他无能为力之事上，失败在他尚未熟练的事情上。训练才是提高士兵素质的最有效方法。
教练士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单兵动作，队伍动作，阵法演习，行军宿营以及保养马匹街等等。在教练方法上，吴起发明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扩散教学法，即“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兵教兵，老兵带新兵逐步扩散的方式教练，至今仍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
《论将篇第四》篇
吴起对将领非常看重，在他看来，将是总摄文武之事的人，而 非单纯的武人。国家只要能得一良将，则国家兴盛，反之则灭亡。他本人就是这样，既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又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在 魏国，他身为将军，百战建奇功，但总希望能有一日当上相国，主持国政。楚国给了他这个机会，结果数年之内就让诸侯不敢正眼看这个一度积贫积弱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吴起对将的要求很高，他认为，将在智不在勇，必须具备文经武纬的资质，用兵时不能一味砍砍杀杀，必须有政治头脑。大凡良将，都具备威、德、仁、勇的素质，和临危受命而勇于负责，“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果敢与坚毅。
在吴起看来，为将者应足以安邦抚众，断疑解难，令下则无人敢不遵行，言出则必有结果，处敌则敌人畏惧。还要善于掌握作战中的四个关键（四机），就是关于保持军队高昂的士气（气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地机）；善于了解敌情，运用计略（事机）；善于充实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力机）。换言之就是要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地形，运用谋略，并不断充实自己部队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应该说，这几点至今仍旧是指挥作战的关键。
吴起还对将领有五点具体要求，一日理，就是治理统率人数众多的部队象治理统率人数少的部队一样；二日备，就是始终保持戒备，大军一经开拔就如同已经见到了敌人一样；三日果，就是碰到敌人不优柔寡断；四日戒，就是胜而骄，始终如初战那样谨慎；五日约，就是军令军纪简明扼要。能做到这五条，就可以领兵出征了。
《应变第五》篇
吴起在这一篇中主要论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其核心精神是随机应变，因敌设谋。
首先，吴起认为作战的基本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让它前进就前进，要它后退就后退，凡不服从命令者，杀之无赦。只要三军服从统帅的权威，士兵乐于效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然后吴起讨论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所应采取不同战法。比如当“敌众我寡”时，就应该避免与之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接战，而要设法邀击于险恶地带。对于坚守险要的敌人最好要诱敌出战，使其失去地势依托，然后歼灭之。吴起还具体指出了谷战、水战、攻城、防御等战法的原则。总之，要了解敌情变化，掌握战场动态，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避。
《励士第六》篇
这一篇目主要讲如何激励士气。吴起认为士气高低的前提是战争要与人民的利益相一到致。剩下来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就是重赏重罚。
吴起提出的重赏办法有四种，其一为军功赐爵。他主张对那些善于用各种兵器，身手不凡，勇力绝伦者赐以爵位，并加赏良田美宅，以酬其功。其二为进飨。这一种荣誉性的宴会慰问。由国君亲自主持，在宗庙的大厅内设酒席，分列前、中、后三排，有上等功劳者会于前排，美食美器伺候；次等功劳者居中排，食与器也次之；未曾建功者坐后排，席上无美器，食物也差，宴罢立即退出庙堂。其三，颁赐。即在进飨之后对所有有功人员的家属给予奖赏，奖赏亦分等进行，使有功人员的家人也能沾惠荣光。其四，劳赐。凡是家中有死于国事者，由政府每年都依节令派人慰问赐予钱物。重罚的情形由于《吴子》的佚失篇节而无考，不过从其他史料上考察，应该也是十分严厉的。从吴起的赏罚办法可以看出他是精神与物质鼓励并重的，着重于满足人们的荣誉心，这一点倒是十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激励原则。
《尉缭子》--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奏
《尉缭子》为尉缭所著。尉缭具体事状不详，据考证是战国梁惠王时人，大约与孟子同时，曾在魏国入仕，后来又去秦国。据说是做过秦国的尉，但也有人认为魏国尉缭和做过秦国尉的人并非一个人。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毕竟留下一部有价值的书。至于这部书属于兵家还是杂家，有人还有疑问，因为《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中有《尉缭》二十九篇，而兵家著录中，复有“《尉缭》三十一篇”。不过，自宋代将《尉缭子》列入《武经七书》以来，一般舆论是把它算作兵家的，只是《尉缭子》谈兵的层次颇高，往往与政治哲学纠缠不清，难怪人要将之视为“杂家”。
《尉缭子》现今传世本共二十篇。首篇《天官第一》，讲述的是人事重于天命的非迷信思想；《兵谈第二》，主要讲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及战争的关系。讲清了如果国家经济不发展，那么战争胜利就没有保障。同时，胜利与国家政治的清明与否也有莫大的关系，《尉缭子》提出了“兵胜于朝廷”的著名命题；《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对战局的影响，认为进行战争，必然要改革制度。还较早地提出了“耕战”思想的雏形；《战威第四》，着重论述士气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以及保障军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论述进攻战略的诸问题，强调要在进攻前做好精神、组织和物质的一切准备，进攻时要善于选择敌人之一薄弱处；《守权第六》，则论述防守的一些基本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教训；《武议第八》是人庞杂的篇目，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位置与作用，权力运用，赏罚原则等；《将理第九》，说明了执法不严的后果，不仅会导致战上的直接失利，还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国家空乏，动摇根本；《原官第十》，讲述了国家分设官职的意义，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方法；《治本第十一》，主要叙述国家以农桑为本的道理，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积极现世思想；《战权第十二》，阐述战争权谋问题；《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如何处罚战败投降和临阵脱逃者；《伍制令第十四》，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连保制度的问题；《分塞令第十五》，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讲战场纪律；《经卒令第十七》，讲战斗组织、编队和佩戴标识的符号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讲金、鼓、铃、旗等号令工具的作用及使用；《将令第十九》，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战斗编队和各位置的任务职责，强调内部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的训练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罚制度；《兵教下第二十二》讨论为国君者怎样把握和控制战争进程及行军作战的训练问题，训练与实战的关系；《兵令上第二十三》讨论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及相关问题。
战争观
从哲学意义上讲，《尉缭子》的战争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它反对迷信，反对天命论，认为战争的进行不需靠卜神占鬼来预知先机，主要是人为的努力在起作用。只要人的谋略运用得当。物质供应充分，士卒训练有素，那就可以有效地驾驭天时地物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观点，比起殷周时每战必问巫师的情景，相去恍若天壤。
其次，《尉缭子》认为战争是应该有道德属性的，正当的战争应该是正义的，其功能是要“诛暴乱，禁不义”，以讨伐不义为目的的。“王者之师”要以“仁义”为本，不能一味杀戮。从本质上讲，战争毕竟是种暴力为基本色的手段。国家运用战争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所以不能穷兵黩武，应该“慎战”，把战争视为最后的手段。所以不能“废兵”，废兵则国必亡，反会招来更大的灾祸。
《尉缭子》对于军事、政治、经济三者关系有过很精辟的论述，它认为，经济是国家的根本，也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保障，所以必须发展经济，保障军队供给，而发展经济就是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奖励农桑，以农为本，如果土地广阔而又能充分利用自然就会使人能富裕，人民富了国家才会富，国家既富且治，则不发兵也会让天下服从。《尉缭子》还形象地把军事和政治比喻为枝干与根基、“表”和“里”的关系。它认为战争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武力为枝而以文治为根基，或者以军事为表，以政治为里的，政治是用来辨明利害这所在，识别安危之所系，而军事则用来付诸实施，“犯强敌，力攻守”。也就是政治才是战争的根本，而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
作战思想
对于具体的作法，《尉缭子》拿出的是付深思熟虑，老成求稳的脸孔。它非常注重战前的各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主张在发兵兴师之前，先要对自家与对手反复考察和掂量，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孰轻孰重，甚至把应该经过的道路都勘察一下，才好出动。
要攻城的话，如果没有把握将之攻陷，那么就不要贸然攻城。攻城时必须掌握两个原则，一是集中兵力，兵力分散是自取其败；二是出其不意，强调行动的保密性和突然性。进攻时还要切断该城与其他各方的联系，使之成为孤城，这是防止敌人迅速增援遭受内外夹攻的有效手段。
如果与敌野战，那么要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必言战。我方兵多可以力量的优势压倒对手，我方兵少则要动用权谋来弥补兵力的不足。一是要先发制人，占敌先机，二是要奇正互用，三是要尽量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则无之，无则有之，让敌抓不住你，你却可以从出敌不意之处打击他，这样战场的主动权就在你的掌中了。
如果你要守城，那么…定要坚守城外要地，守城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原则，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守御，一部分窥机出击，两者要截然分开，各司其职，免得出击时万一失利被敌所乘。守城如果单凭城郭抵御是危险的，守城必守险要；守城如果不主动出击也是危险的，因为那样会导致敌人放手无忌，而你则被动挨打，疲于奔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守城必须要有救援的希望才能真正坚守，如果救兵始终无望，再坚固的城池也终有要破之日。所以“有必救之兵者，则有必守之城。”
治军要则
治军先治将，《尉缭子》认为，一支军队能否成为训练有素之师，关键在于为将者应该为人表率，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个人秉赋。能够行事出于公心，秉公执法，任人为贤，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起仗来应该沉着稳重，奋勇当先。这样，品质优秀，又能恩威并重的将帅，才能有效地治理好军队。
其次，军队的行政系统应该是健全的，军队的制度应该是完善的，以使战斗命令上下通畅；指挥起来驱使如臂，浑若一体。《尉缭子》还具体规定了部队的编组与标志，指挥信号和军队训练的方法与步骤，以及训练的奖惩制度等有关行政原则。
其三，《尉缭子》特别强调军队的训练。不练不成兵，统帅乌合之众去战精练之卒，纵令统帅有天大的才能，也无疑以卵击石。因此《尉缭子》设计了一整套军队训练的系统方法、步骤和目的，提出了从最基层逐级教练，单练与合练相结合的训绣涉骤。
其四，《尉缭子》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军，强调战场纪律和军令的森严，具体规定了如何惩治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处罚条例，还特定了军队士卒什、伍连保坐法，对临阵脱逃，投敌叛变者实行同什、伍联带责任制度。
《六韬》--文武足备
《六韬》是挂在姜尚名下的一部战国兵书。这部书以周文、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形式写出，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大部分。由于作者只愿其说流传而甘愿自隐其名的精神，后人只能考证出挂名作者为伪，却无从寻觅真作者的痕迹。但是这部虽是“伪书”，却是一部有真学问的好书。宋代将之列入《武经七书》定为武学必读之书，显然不为无因。《六韬》继承了先秦兵家的优良传统，笔力雄健，旁涉杂收，内容十分丰富，哲理性强，规模宏大。其中《文韬》主要讲与战争相关的政治战略；《武韬》则讲战争的战略设计；《龙韬》则以“龙”为象征，讲军事指挥问题；《虎韬》则讲兵农一体及各种情况下的攻防战术；《豹韬》偏于特殊地形下的武装应变措施的叙述；《犬韬》讲述了各种兵种的优劣及协同问题。
《文韬》
《文韬》讲的是政治战略，它认为政治统率军事，战争决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抗衡角争，而是一种政治运行形式。战争要以道义为本，得人心者得天下，而非单纯暴力可以征服天下。要想顺乎民心，必先“爱民”，因为天下绝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以必须本着天下共同利益的原则，去处理政务。换言之，要想争得人民的拥护，就必须让人民获得益处。这种益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物质方面的包含勿使农民失农时，而享土地之利；作君主的不与民争利，能轻薄赋，省刑罚，救人之难，解人之忧。精神方面的有以德驭民，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总之，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借助于人民，要想取之于民必先给予人民一些他们所希望的东西。
《文韬》发挥了《孙子》战争五要素中“道”即获得人民拥护的思想，将这全面展开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要想获得人民的拥护，应着眼于平时政治而非战争的国事措施。其要点首先是要求君主要清静无为，不贪天下之利，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其次要任贤避不肖，只有上贤才能使整个社会风气淳正。《文韬》详列了举贤的标准和办法，明确划出了十三种不能任用的奸人，作为君主用人的参照。再次要赏罚必信，严肃行政法纪，避免官吏贼民害人，以权谋私利。最后，还要贯彻合理的经济政策，发展农、工、商以民富国强。一旦要想进行战争，准备工作必须暗地进行，时机成熟，要开战之先应公开召国内以正出师之名，吊民伐罪，激励民心士气。
《武韬》
武韬是讲军事宏观战略，既可视为政治手段，也可算作军事行为。
《武韬》认为，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出师必须有名，且须有正大之名，而非牵强附会之借口，出师应是吊民伐罪，诛暴乱，讨不义。或者抵抗侵略保卫国家。只有出师有名，才可以真正激励起民心士气，兴义兵和或起哀兵，若能为此，则胜利就有了一半的保证。
《武韬》受老子哲学影响颇大，它认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即完全完美的胜利是不存在争斗搏击的因素，真正的战争则不会带来战争创伤。这里，并不是孙子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运筹，而是某种大的政治策略的运用，行利民之道，使天下共利益，而无取其天下，从而天下百姓归心，不战自胜。这种胜利才是完全的胜利，既无兵革也无凯旋，但却蕴含着真正的上乘文韬武略。
《武韬》还发挥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权谋思想，主张进行“文伐”，而且具体提出了十二种具体运用智术达到不战而胜的方法。总之是要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敌国内部矛盾和空隙，分化瓦解，激化矛盾，挑拨离间，最后削弱或使敌人自我溃乱，至少可以为军事进攻创造有利的时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战争中阴谋的运用目的正在于此。
《武韬》最后还谈到了“兵道”问题，即获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它认为战争取胜的要中之要就是团结一致，上下通气。政令军令统一，贯彻通畅。它认为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就可以无行而不胜，用兵如神。
《龙韬》
《龙韬》主要论述军队的指挥系统问题。包括将帅的选择，立将的仪式等等。它认为将帅的选拔和择别有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在作者看来，将不仅要深通兵法，谙熟权略，而且还需有政治头脑和士卒同甘其苦的品质。作者还具体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
《龙韬》中最为特出的一点就是，它详尽地叙述了统帅部的问题，在中国军事学说史上首次对统帅的编成、功能作了论述。它指出，将帅是掌握全军的人，他重在掌握全盘情况，不一定也不可能专精于每项业务，协助他指挥。其中包括“腹心”，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协助统帅掌握全盘，制定作战方案；“谋士”和“权士”相长于作战参谋，出谋划策，参予军机；“兵法”负责执法和选择器械；“奋战”：“地利”负责侦察勘明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作战地点；“伏旗鼓”主管旗帜、鼓号的各种信号符号；“天文”负责气象安排；“耳目”与“游士”负责收集情报，行间反问。再加上军中的医生，后勤人员、财会人员以及联络人员，一个颇为现代化的统帅司令部已经有了雏形了。
《虎韬》
《虎韬》论述的重点不是宏观问题，它分别讨论了兵器和其他军用器材的配置以及各种作战形式的具体战术选择。其特出之点是它前所未有地提出了战时武器装备与平时生产、生活工具的一致性问题。它的主要观战是要实现“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战时结合，从而使生产工具与战斗武器的协调；生产技术与战斗技术相协调；生产组织与战斗组织相协调；生产工程建设与战争工程建设相协调。这一问题的提出受到日本军事学家的高度重视，并化为近代以来日本军民合一建设的主体设想之一。后来，我国近代军事家将方震对此也有过专门论述。
《豹韬》
《豹韬》主要讨论了某些特殊情形下的战术问题。比如在森林、山地、江河地带以及险要地形的作战方法；抗击突然袭击、应付夜袭的方法等等。这说明作者的战术眼界是相当宽的，在特殊地带和特殊情况下作战带有一般常规作战不同的性质，即使在今天仍旧是军事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犬韬》
《犬韬》论述了军队的集中，捕捉战机；挑选士卒，训练具体方法；车、步、骑各兵种的特点、性能、陈法、战法等等问题。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它着重研究了车、步、骑各大兵种协同作战问题。讨论了各兵种的优劣和各兵种运用的最佳动向，以及各种如何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以期提高效率的问题。总之，它的指导思想是要结合地形特点、以期提高效率的问题。总之，它的指导思想是要结合地形特点、敌情变化来安排兵种搭配，不可拘泥于教条。
《六韬》在世界上颇受重视，对中国的周边国家，日本、越南、朝鲜，都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六韬》一直是其军事学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8世纪西方第一次翻译介绍中国兵书时，《六韬》就被传到了欧洲。由此可见，这部书具有举世公认的价值。如果那无名的作者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何博士备论》--通古今之变
《何博士备论》是北宋人何去非所撰。这是一部借讨论古人军事史事来论证历代用兵得失的特殊的军事学著作。何去非真是一位“武学博士”，不过这个“博士”不是今日的学位，而是官衔，品级不高的官衔，这个“官儿”恰是他纸上谈兵得来的。《何博士备论》当年曾受大诗人苏轼的赏识，并向朝廷推荐。此书为文踔厉风发，瓷肆汪洋，纵论古今，成一家言，有不少真知灼见，也存在某些文人陋识。
《何博士备论》现在二十六篇，分别为：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促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蔡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每篇围绕一个人物或一朝军事史迹展开议论，然后例举古代相关战例，论证作者自己的观点。何去非立论颇高，往往从宏观大战略角度审视以往的成败兴衰，敢于否定旧说，创立新论，虽不乏书生意气，但仍不失为一部别致新颖的兵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