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治道德的批判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治，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开始发号施令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已经渗入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信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被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辱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治在统治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族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努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面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大景观。因此，在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谴责风险，还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治策略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是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我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量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但是他们还是迎合了社会道德的指向。显然，从策略的角度，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换来顽固大臣的喝彩。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黜后，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出于这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荫桓的影响，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谋私利。据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当时盛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驳所编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取去。”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出，”而确实有几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一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不会部分的变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特科，改革武科举了吗？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线，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邡庐抗议》的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康梁已经把希望全都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露出变法的不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同走到黑，最后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他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维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奢淫欲，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肝焦劳”为国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身处的时代，他们也提倡女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的“相夫教子”，以便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治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政治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的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治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上的亏负都不算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临的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有不甘；不放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就愈有丢失的危险。变法如果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光绪威望的确立和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心境是很矛盾的，西太后的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眷恋着她把持已久的最高权力，几十年的皇权代表者的生涯，已经把她从一个俏丽的后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离开了权力中心，离了批答奏折，处理朝政，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她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充斥阴谋、惊险和波澜的生活，并以此为乐趣。突然之间，这一切要结束了，她要变成一个无所事事闲来“扎花”的老妇人，显然，这是她所无法容忍的。显然，如果把国家的危亡和她个人的权力得失放在一块让她舍取，虽然她会犹豫，但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把后者作为必选的“熊掌”。
作为主宰中国命运四十余年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维新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事实上，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人能够将之解脱。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维新志士所碰到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遇，碰上一个更识大体，更有道德责任感的太后，他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人中间进行选择。
当时对于西太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制度的借口，或者一个“民意”（或官意）的托词，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保住权力或者分享权力，不致因光绪的亲政而失落。至于变法与否，对于她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谁能解决她的关键难题，充满功利细胞的她就会支持谁。而维新派恰恰采用了一条背道而驰的方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使西太后离权力越来越远。但是，西太后所渴望得到的借口与托词，却由顽固派给提供了。变法失败后，西太后起初并无意尽废新法。但是顽固派大臣却七嘴八舌，坚持要慨行复辟，刚毅说是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洋人的腿又直又硬，伸屈不灵，则一击便倒，所以，武试还应照样试矢石。徐桐则说八股代圣贤立言，为祖宗成法，变了以后令正人君子寒心，改试策试，应试的尽为康梁这样的宵小。西太后听了以后当然也知道这是胡说，然而启秀因政变有功新人军机，他“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果然，此言打动了西太后，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场变本加厉的大倒退。尽废新法，成了西太后训政的借口。以尽废新法来收揽那些因裁撤闲衙而失权失业者之心，那些因废八股而进退失据的士人之心，那些不愿自谋生计的旗人之心。因为需要废新复旧，所以训政又成了“出师有名”。
维新政治撞到了道德陷阱，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志士没有能走出陷阱，他们过多地依靠本能和良知去辅佐一位半是现实，半是理想中贤君，明知万难成功也不肯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光绪填补了他们昔日“圣君贤相”中君的位置，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光绪幻想成了一位合于他们口味的道德王（有道明君）。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相信只有有道明君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使之由弱转强。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的理想，而刚刚由士大夫脱胎的维新派，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理想。正是在与光绪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无意识中旧道德和旧观念都得到了加强，我们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做的《戊戌政变记》中，竟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实为篡逆乎？且我国向来所信奉，常引为政之准的者，六经之外，则朱子之书。朱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号称进步的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竟然是连当年的理学家也未必能说得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厚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为“书院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们是勇敢的，坚韧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五、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八旗制度，尽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素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绵长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救了驾，可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帖式，满员均占一大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也就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入门槛半步，入门的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入关之后，接受汉化往往易于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千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做出些努力来挽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的表示自身不合时宜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样，对所有新事物取阿Q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恿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的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中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期的汉族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入，徐桐、刚毅、奕劻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助可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但对康梁的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清代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再露姓名）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这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挑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很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之事。政府机构中的满员，只能增不能减。八旗兵久已丧失了作为国防军的地位，毫无用处，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运早改海运，但河漕旗丁却不能裁，各衙的满语翻译，久已无用，当然也不能动。解决八旗生计，只有年复一年的补助赏赐，断不可让旗人自谋生计。凡此种种，只要一动，就是“动摇国本”，来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会劈头浇来，谁出的主意谁倒霉。
然而这次变法，却一脚踢进了这个禁区，允许八旗自谋生计，虽然并没有砍掉他们的铁杆庄稼，但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信号，一个将要丧失特权的信号。河漕衙门撤掉，旗丁失去所凭之城社。及詹事府、通政习、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之撤裁并转，由此导致失业者近及万人，其中半数以上为旗籍。再加上废除八股，多年苦读“圣贤之书”的八旗士人顷刻之间十年寒窗之萤雪功化为乌有。甚至连整治北京城街巷卫生之举措也得罪了旗人。原来北京外城街市道路修缮，沟渠疏浚，以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实际上也例属旗丁的“利益范围”，每年六十余万的修缮费，“均为旗丁分之，以补生计，并当道中饱”。只隔几年象征性地雇人开沟一次“例在二三月，四月而毕，正举人会试之前后也，时人为之语曰：‘臭沟开，举子来，闱墨出，臭沟塞。’”结果是每年污秽满地，晴则飞尘蔽天，雨则淫潦没胫。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沟渠修缮体系，旗人的禁脔被触动，怨声载道。
这几项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发来自旗人的一场风暴，何况几项加到一块儿，而且在同一时间发生，结果可想而知，旗籍“群众”几乎异口同声痛诋康梁，“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而诋诸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康有为曾对伊藤博文诉苦说，西太后在变法期间几乎被满人包围了，她所接见者，“惟所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之人，此种议论日入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曰：‘如此，则我满入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这些在太后处大哭大闹的旗人，无非是愤愤于利益的被侵害。他们绝没有想到在“大清”旗号下，居然会有人悍然触动他们二百多年视为禁脔的东西。
最后，旗人激烈地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收复失地”的反弹受到了变法的强烈遏制。由于变法的倡导者均为汉人，支持者也绝大多数为汉人，光绪也怀着“将老缪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军机”又全系汉人，所以一心想要恢复昔日荣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将变法压下去，不但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就是现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显然，旗人的反击，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获得了自太平天国以来最大的成功。政变前夕，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告老还乡。而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为汉臣把持的督抚中分量最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满人囊中（先是荣禄，后为裕禄）。到了政变之后，整个中枢喧喧嚷嚷的俱为旗员，汉臣则噤若寒蝉（连李鸿章也被挤到了广东）。
时人叶昌炽曾说，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也是帝后之争。作为维新派的“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我所能，但满人仍喜黑暗，阻挡光的照亮。”看来，维新运动中这种满汉之争的态势，不仅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连外国人都感觉到了。西太后甚至把旗人的这种激烈反抗作为她政变再行训政的口实。在政变当日，西太后曾面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里的朝中亲贵重臣，专指满人）”。西太后揽权与旗人“收复失地”的两股逆流融汇在一起，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晚清汉族官僚势头的增长以及满人势头之衰，本质上是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统治力衰竭的体现。广个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依靠武力能统治中国那么多年，应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无论满清皇帝与“太后”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止旗人素质下滑的势头，不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骄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使旗人变得软弱无力、断不了“奶”的“铁杆庄稼”，旗人的新生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才智和武略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