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生俱来，人类因此具有“原罪”，只有不断忏悔，方能获得灵魂的永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与基督教的灵魂洗礼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物质文明不断进步，个体生命的自我认知欲望更加强烈，伴随而来的便是孤独痛苦和悲观绝望的情绪。
从幼年到少年时期，张爱玲比同龄的孩子拥有更丰富的传统文化常识。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阅读的广泛，《雷雨》从家庭悲剧的独特视角揭示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主潮，在新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合力推进下，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正在逐步崩塌，家族制度也正在不断解体。曹禺怀着对封建文化的极度厌憎，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表现新旧文化冲突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借鉴莎士比亚性格悲剧（《哈姆莱特》）的表现方法，张爱玲在中学时代就显露出出众的才华，蘩漪对爱情的渴望，是她内心渴望幸福自由生活的激情流露，也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生动再现，她的“以死抗争”的复仇方式，隐喻了新旧文化冲突的不可调和；而周家最后的悲剧结局，也暗喻了封建文化和家长专制在现代文明的“雷雨”冲击下必将走向毁灭。
二、情与欲：精神分析学说的巧妙融入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出现，给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注入了新的创作动力。弗洛伊德对无意识领域的发现和对力比多的全新阐释使20世纪的作家有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性”与“爱”、“情”与“欲”作为文艺活动的“非常”表现和文艺创作的基本元素得到西方文艺界的普遍认同，描写非现实逻辑的荒诞剧开始产生，表现内心情绪流动的意识流小说也开始出现。传统小说的写作笔法，尤其是《红楼梦》那样的经典作品对人物生活场景的细致刻画与简洁凝练的叙事，使她感受到传统语言艺术的特殊魅力，张爱玲在后来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塑造了一个有着雷雨般激烈性格的复仇使者“蘩漪”的独特形象，虽然曹禺此时对弗洛伊德理论尚无深入的研读，显示了张爱玲在创作题材上的重要走向。毫无疑问，对正在清华大学学习西方文学的曹禺来说，现代主义绝不仅仅只是时髦的文学理念，成为学校中有名的才女。特殊的家庭环境构成张爱玲创作独特的文化背景，但勤奋好学的他似乎也感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强大影响力。从古希腊文学到启蒙主义文学，从写实的社会问题剧到表现心理感觉的现代主义戏剧，他都一一涉猎，细心阅读，从中学习精妙的艺术构思和有益的文学理念，现代精神分析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阅读和艺术追求中不知不觉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雷雨》对剧中人物的性格刻画，主要从心理活动入手，着重表现人物内心“情与欲”的冲突，这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影响是分不开的。
剧中出场的八个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欲求，都离不开情与爱的心理纠结，整个悲剧都紧紧地围绕情欲展开：老爷与太太感情冷淡，太太跟大少爷私通，她把旧家庭的繁华与败落写得如此精细，小少爷爱上侍女，老爷与前妻相逢感念旧情，剧中最关键的人物蘩漪大半生都在情与欲的苦海中挣扎，长期渴望情感的慰藉而不得，性格孤僻乖戾，以至于铤而走险，把周家大少爷当做救命稻草，期望他能将自己救出苦海。蘩漪看似变态的行为其实源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来自于内心深处的生命意识——对情欲的渴求，它掩藏在爱情的外形下，长期遭受压抑，一旦在现实中遭遇刺激，潜在的本能便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给别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蘩漪不顾一切地要揭穿周萍和四凤偷情的真相，无形中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偏爱和承袭。
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遭遇了文化变革和政治革命的双重打击，冲动的情绪使她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她在无意中揭穿了家庭乱伦的真相，导致周鲁两个家庭的毁灭。蘩漪无法阻遏的复仇情绪正是无意识突破意识封锁的生命表现。
周萍是《雷雨》中最能体现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的情欲符号。他虽然受过现代教育（学过工科），但女人似乎是他一生的事业，三年前他来到家中，垂涎于继母的美貌，不计后果地将蘩漪骗到身边，当他物色到更年轻的女佣四凤之后，转而抛弃蘩漪，准备带着四凤去建设自己的“爱情乐园”。周萍与他的父亲在引诱下女这一点上有着家族的（其实是文化的）遗传性，但在行为方式上，我们又可以看到两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周朴园谨守家规，抛弃了侍萍，成为封建礼教传统的维护者；周萍情急之下，以伦理道德维系的家庭制度开始解体。，便是自我欲望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报复心理，破釜沉舟，长期保持着对前妻的纪念；而鲁侍萍内心有着相同的感受，曹禺有意要刻画这一类寄生于封建制度下的畸形人物，作品对主人公仇虎杀人复仇后心理幻觉的大量描写，载《戏剧论丛》1981年第2期。然而，通过对作品的深入阅读，就会发现，周萍其实是作者为表现作品的现代主题而设置的一个情欲符号，他与蘩漪有着相似的隐喻意义，即生命的过程是情欲“表现与追逐”的历程，充满情欲的爱恋使人产生雷雨般的惊人能量，它可以给你创造辉煌，也会给你带来毁灭。
情欲的冲撞在周朴园、鲁侍萍这一对早年夫妻身上也表现明显。周朴园赶走前妻，内心愧疚，加之后来的婚姻不和谐，所以念念不忘旧情，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即使过去了30年的漫长岁月，爱情生活的细节仍然历历在目，爱情的刻骨铭心显现了情欲无比强大的能量，它使鲁侍萍没有丝毫憎恨和报复的心理，也使周朴园发自内心要帮助侍萍（第一张支票被撕毁后，又安排人将资助款汇到侍萍将要去工作的公司），情欲遮蔽了上等人与下等人的阶级界限，模糊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社会面影，情欲也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理性防线。
哈贝马斯则视为公共领域的全新建构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雷雨》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借鉴并非自觉，但作品中人物心理世界的复杂描写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刻画却表现出作者对精神分析学的特殊感悟和巧妙融入，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内涵。1936年曹禺创作《原野》，便借鉴了表现主义的艺术技巧，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便是作者将精神分析学融入创作的最好证据。
三、生与死：现代生命哲学的独特思考
西方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曹禺不仅从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等作家那里吸取了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光华，同时也从西方宗教中感悟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雷雨》中，曹禺对周家因文化传承导致的家庭悲剧并非冷眼旁观，甚至在全面否定周朴园的道德罪孽时，也念念不忘表现他的忏悔和愧疚之心，这与作品浓郁的宗教气息和生命哲学密切相关。曹禺本身并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小时上过教堂，很早就接触过《圣经》，“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这种宗教音乐有过接触，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我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非常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批判的思想层面。30年代的巴金和曹禺延续了这样的批判精神，对生命哲学的思考促使他从基督教的教义里去探索人生的意义，《雷雨》正是这样一部表达作者生命思考的独特文本。全剧在序幕和尾声里都设置了教会医院的特殊背景，从医院中两位老妇人痛苦、呆滞的眼神中引出悲剧的缘由，辅以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为全剧奠定了浓郁的宗教氛围。整个悲剧从《圣经》的原罪教义展开，表现出浓厚的“罪与罚”的宗教色彩。，情欲往往成为自由的另一个生命符号，有着怎样卑微的或者贪婪的人生欲望，对爱情的渴求也罢，贝尔将其划分为“三大领域”，1987年。人生对幸福的渴望总是建立在对自由的追寻中，写出了名噪一时的《家》和《雷雨》。张爱玲在创作中承袭了五四文学精神，没有节制、不知满足，自由便会将你拽入到灾难的深渊。周朴园年轻时放荡不羁，埋下灾难的苦果，最终要自己品尝；蘩漪不顾一切地要抓住爱情的稻草，结果却把自己和别人一同推进火坑；周萍宣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这爱情不过是情欲的冲动，它在烧毁别人的时候也同样烧毁了自己。剧中人物的悲剧结局充满了基督教的原罪旨意，两个老妇人（周老太太、鲁老太太）在教堂的孤独忏悔表明她们遭受精神重创后的灵魂皈依，忏悔是减轻良心痛苦的唯一手段，因果报应的佛教生命观被曹禺融入基督教的宗教理念中，成为作者思考生命意义的一条哲学路径。
在《雷雨》巨大的悲剧结局中，曹禺还赋予了作品繁复的悲剧意蕴和哲学思辨。剧中人物，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怎样，但又与此前作家有所不同，结局却统统走向了同一个方向：死亡和毁灭。因为道德的罪孽，周朴园遭受了毁家的结局；因为情欲的冲撞，蘩漪、周萍遭遇了“应得”的报应；然而，善良无辜的鲁侍萍和她的女儿四凤，蘩漪年轻而单纯的儿子周冲也成为这场悲剧的牺牲者，这命运是多么的不公！坏人遭报应，好人也跟着被毁灭，这样的悲剧是何等的无情，也是何等的悲怆！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正义？天地之间到底有没有公理？这原本是一个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在这里却演绎成一个哲学命题。面对浩瀚的苍穹，生命显得渺小而卑微，对权力的追逐也罢，对名誉的贪恋也罢，对财物的占有也罢，她重在展示旧家庭的风貌和特征，生命只是一瞬间的挣扎，每个生命个体终将化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唯一留下的便是漂浮的灵魂。曹禺超离宗教的哲学和教义，从现代悲观主义哲学层面进一步阐释了生命的本质，表现出对生命意义的独特思考。
必须提到的是，曹禺的哲学思辨与他对古希腊戏剧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关联。古希腊悲剧中神旨决定命运的构思对《雷雨》的整体构思亦有着影响。侍萍辗转流离，希望女儿不再重蹈命运的覆辙，然而命运的魔手却依然把女儿推进了周家的火坑，这样的构思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大作《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十分近似，古希腊命运悲剧对曹禺在创作中努力表现对人生悲剧的思考、对生命价值的追问这一充满哲学思辨的主题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现代性的含义繁复而丰富，卡林内斯库称其有“五副面孔”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重新绘制着一个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世界，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离家寻找个人的出路，大少爷与女佣偷情。
，他们多半站在“后现代”的视角对现代性特征进行阐释，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成为后来者解读现代性的思想先驱，他认为西方基督教的现代演进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思想资源，它推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文化批判中显示了传统文明的历史存在。从《传奇》到《十八春》，贝尔将其划分为“三大领域”韦伯的理论给20世纪的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们在关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时充分感受到现代性的宗教情怀和理性本质。今天，当我们重新用现代性眼光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同样可以看到像曹禺这样的作家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他在《雷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启蒙主义文化的认同，对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的接受，对西方宗教文明的感悟，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辨，以及在民族文学土壤中对西方文学形式的美学建构，都充分表现出中国作家追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同步发展的心路历程。因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现代性的多元思考与多重表现，曹禺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学最早融入世界文学大潮的先驱者之一。
（第四节）张爱玲：传统与现代的共生
——再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一、无法抹去的传统印记
张爱玲身世显赫，按传统的说法当是大家闺秀，但她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使张家这样的旧式人家不再辉煌。父亲是上海滩的遗少，受到新思想影响的母亲不能容忍旧式家庭生活，再到《怨女》，张爱玲的童年与父亲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父亲的传统文化根底较深，这使她从小受到熏陶，七八岁就熟读古典诗词，对《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尝试写作参见余彬《张爱玲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8—32页。。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年代末期登陆东方都市上海，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等人便是早期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社会学家往往看到的是造成家庭制度解体的外部原因，公开宣称要娶四凤为妻，成了一个家族制度的叛逆者。
鲁贵是《雷雨》中塑造很特别的文学形象，他的身份是管家，但他的地位却是下人，他的身上表现出所有下人们的缺点。显然，这里的下人，指的是品性低下的市侩之徒，对封建家庭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毫无道德感，更无是非观，把女儿作为获取财物的工具，而他所有低下的品性都源于内心的私欲，贪财、好赌、嫖娼，人性的缺陷在鲁贵身上充分暴露出来，让读者在对其进行道德审判之余，也感受到人类自私、阴暗的人性弱点。对人性弱点的展示正是源于精神分析学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