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忠智主编的《百年金街春熙路》一书记载了诸多春熙路的逸闻,特意记载了郝朴勤在蓉的商场打拼。
郝朴勤出生于山西平遥县,在成都时结识了做北京毡窝帽生意的同乡原效鲁,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合伙经营。后来又认识了专做上海疋头洋布生意的山西人彭上卿。彭上卿在军阀黄逸民的父亲黄绍雍出钱开的“协庆丰”字号当领本掌柜。郝朴勤看见来货生意有搞头,就和原效鲁合伙取了一个不通天的招牌叫“茂盛川”,也做洋布疋头,完全靠同乡彭上卿想办法替他们在上海买货,生意确也得手,慢慢地攒了些钱。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混战,如果没有靠山,来货生意就很难进行。郝朴勤、原效鲁是外地人,要想攀附豪力没得路子,只有央求彭上卿搭桥引见黄绍雍。经彭上卿竭力鼓吹,郝朴勤的殷勤讨好,好不容易才得到黄绍雍首肯。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开始合作在成都署袜中街三圣祠开“益晋恒”内庄批发字号,除黄绍雍外,都是山西人,大家都称为山西帮。
1927年,成都是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个军的政治中心,生意特别繁荣,银行字号,开得不少。黄逸民当时任江防军总司令,在成都颇吃得开,郝朴勤就利用这块招牌从“益晋恒”拨一些钱在提督街开了一个“惠生”字号,吸收存款,把它搞成邓部、黄部一些军官政客吃喝玩乐的场所。大家知道这是黄司令开的,存款都很放心,很快就吸收了不少存款。他利用这些存款,扩大“益晋恒”的经营范围,除彭上卿长期在上海扎庄外,先后又在北京、天津、汉口设庄。
“益晋恒”是专门做疋头内庄批发的。郝朴勤看见春熙路热闹起来,就想在这块地方插一只脚,从内庄批发走向门市。通过努力,从1929年到1933年四年中他就在春熙路上占有三个门市:交通公司、恒兴绸缎庄、新兴绸缎庄。
当时成都电气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电灯公司开了几家,防区军队多,电话需要量也大,脚踏车是时髦的交通工具,五金器材更是建筑的必需品。郝朴勤看准了这一点,就在上海、天津两地大量买进廉价的日本货,想自开门市,独家经营。1929年在春熙路北段口开了一家“交通公司”,楼下卖五金、电料、脚踏车、无线电器材,楼上卖高级呢绒。人事班底清一色是山西人,总经理由郝朴勤自兼,经理郝宜斋是他的亲戚,负责楼上呢绒的是王竹青,另有职工七八人。店铺布置很讲究,商品也名贵,但是全店都是山西腔,成都人听不懂,只好用手比画,生意很不好做。郝朴勤没法,只得破例先后录用袁邦甫等三个成都人当学徒,换句话说,就是请了三个翻译。
交通公司所卖的商品,有英、法进口货,有日本在中国设厂造的货,也有走私货,成本低,售价高,利润厚,很是赚钱。脚踏车进货成本只需十几二十元,卖价就高达六七十元。
高级脚踏车为老人头、台顿牌、束林牌、红手牌、红飞马,每部售价都在银元100元左右。运来一批日本走私脚踏车几百部:每部售价银元20元,交通公司大肆宣传,买主闻风而至,全城都轰动了,才一两天时间,全部卖光。这一下交通公司的名声传播开了,生意特别兴隆,没有别家能够和它竞争,形成一家垄断的局面。
1930年,春熙北段交通公司的紧邻,同泰绸缎庄因受厂杂板泛滥的影响,经营失败,欠了很多债,最大的债权人是“益晋恒”。因为川帮绸缎疋头门市铺子都没有多少本钱,完全靠来货家上“架面”,一元钱的本钱就赊了三四元钱的货,假绷场面,虚张声势,一有风吹草动,就招架不住。“益晋恒”经常有好几万银元的货赊给门市铺,“同泰”就欠了好几千。“同泰”要倒账,郝朴勤就有点着急,也想趁此机会,把同泰的口岸拿过手来。于是就安慰“同泰”的经理罗镜明,他说:“生意做崩了,不要紧,我来帮你一把。”罗镜明当然感激,不过“同泰”已是资不抵债,郝朴勤提出解决的办法,收“同泰”改为“恒兴”,由“益晋恒”投资1万元,罗镜明出口岸,仍当“恒兴”的经理,郝朴勤任总经理。对于罗镜明的薪水,特别从优,每月银元50元,红利提人力股二成。这些都是特殊待遇,因为红利的总分配是“益晋恒”提百分之五十五作为资本股的红利,其余百分之四十五都是人力股,郝朴勤提百分之十,其他职工摊分百分之十五,罗镜明一人提得最多,工资也最高,罗镜明也很高兴,经理还是经理,不失体面,只分红利,蚀本与他无关,保证了实惠,疋头帮的同业认为郝朴勤为人厚道,都称赞他。实际上罗镜明是一个空头衔的经理,一切都是郝朴勤说了算。他派了一两个心腹就把店上的经济、人事大权掌握了。一年一结算,“益晋恒”就把百分之五十五红利提走,“恒兴”始终只有那点本钱,长不大,几年以后,罗镜明终于离开“恒兴”,口岸终于是“益晋恒”的了。
匹头商人成光庭在春熙路开了一个单间门面,做生意此人倒是个能手,但“手长衣袖短”,资金周转不灵。1933年,四川二刘之战爆发,营业萧条,成光庭被债务逼迫,走投无路,只好躲了起来。郝朴勤素知成光庭是个做生意的能手,立即派人将成光庭找回来,表示愿意与他合作,困难帮他解决。成光庭当然感激涕零,二话不说就由“益晋恒”出钱将口岸生财全部顶打过来,重新投资银元一万元,把招牌改为“新兴绸缎庄”,成光庭原有一班人马全部留用,经理仍由成光庭担任,郝朴勤自任总经理。
由于“新兴”的后台老板是山西帮数一数二的大来货家,有了这个靠山,成光庭在商场的地位和信用都大大提高。为了感恩图报,他特别卖力,配花色、抓季节、掌握销场,各方面成光庭都花了很大工夫,仅一年多时间,业务大大发展,赢利超过“恒兴”一倍多。郝朴勤见成光庭经营有方,主张扩大门面。1935年,“益晋恒”增资银元2万元,将单间门面扩成4间一通的门面,花了两三千元布置装修。当时春熙路还没有这样大的绸缎铺,职工人数不够,就招收练习生20名,最多时的职工人数达到60人。提升游跃如为副经理,协助成光庭搞业务,派张新三为协理,掌握经济和人事。这样,郝朴勤在春熙北段竟一下拥有了3个大商店。
郝朴勤生意做得十分顺手,几乎百发百中,和一些军阀官僚非常接近,人缘也好,存款很多,当时刁文俊师长存在“惠生”字号和“益晋恒”的存款就有银元好几万元。因为常常要买“申汇”和刘文成的“成益”银号、陈国栋将军的“福川”银号及与聚兴诚银行往来非常密切,郝朴勤经济上的活动能力是很强的,尽管有一些抵制日货运动,他也满不在乎,采用“改头换面”,或者依靠军阀武装掩护,都对付过去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蒋介石借口调整中日关系,允许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全国舆论哗然。日本派驻成都的领事岩井英一支使先遣人员深川经二、渡边庆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二一行11人于8月中旬偷偷窜到成都,沿途遭到万县、涪陵、重庆等地人民的强烈反对。23日午后,日本先遣人员田中武夫等4人住进大川饭店。24日数千市民结队游行示威,向省政府递交不准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的请愿书,数千群众于午后包围大川饭店,捣毁了该店经理室,打死了日本人深川经二和渡边庆三郎,打伤了田中武夫、漱户尚二。一部分群众还拥向东大街、暑袜街、春熙路等地,捣毁了“长期贩卖日货”的“宝元蓉”、“益晋恒”、“交通公司”等8家商号。
“交通公司”和“益晋恒”的职工被吓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赶忙关门,并飞报郝朴勤。爱国群众怒火冲天,冲进店内,刹时就将宝笼货架打得稀烂,脚踏车、收音机、电话机及各种商品都砸成一摊废铁,呢绒、布疋都撕成条条块块,撒了一地。“益晋恒”仓库里的货也拖出来踩扁。暑袜街、春熙路遍地都是垃圾,俨然成了怒火的发泄地。郝朴勤电话上向治安机关求援,反动军警赶来,见众怒难犯,也不敢进行镇压,直到午夜群众捣毁完毕,才各自散去。当晚郝朴勤绕室彷徨,通宵不寐,老奸巨猾的他,竟想出一条将错就错、浑水摸鱼的计策。
翌日,他派亲信清理损失,收拾残局,并令管内账的账房在他公馆里赶做了一套细账,夸大损失为银元10万余元,然后才约集股东开会,公开报账。其实交通公司有个仓库设在春熙西段一个院落内,单是脚踏车就还有几百部的零件尚未装配,还有其他五金、电料,爱国群众未曾发现这个仓库,所以当晚幸免,但他借此机会一并报了损失,真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店中的股东是黄绍雍老太爷,他历来相信郝朴勤,一点也不疑心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不但没有意见,反而安慰郝朴勤,其他股东更无话可说,一致支持郝朴勤继续干下去。
但是“益晋恒”和“惠生”字号还有一大批存款,存户们闻风都来提取存款,挤兑就要逼得倒号,怎么办?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郝朴勤就恳求黄绍雍老太爷出面稳住债权人,他保证一年之内就可以扳转来。黄绍雍义不容辞满口答应,随即大摆筵席宴请一些较大的存款户,席间黄绍雍说:“这次‘益晋恒’虽然损失大,但存底还厚,各位的存款我担保偿付,不少分文,请大家放心。”债主们见黄师长的老太爷担保,谁能不买面子,都无意见。刁文俊正想开口,郝朴勤赶忙抢先说:“刁师长放心,‘益晋恒’在上海、汉口有大批货物,陆续装船运来,师长的钱只迟几天日子,保证本息全部付清,决不短少。”大家一劝,也就算了。就这样才躲过倒闭的危机。以后郝朴勤把这些存款都还完了,单把刁文俊这个大债主拖了一年多才还清本息。
“益晋恒”、“交通公司”被捣毁后,名誉扫地,不能不换招牌,经股东决议将“益晋恒”改为“福泰和”,“交通公司”改为“兴业电料行”,一切照旧,继续营业。
抗战爆发以后,郝朴勤到重庆,经宇宙药厂总经理的介绍,结识了上海迁川工厂的一些工业实业家,其中有一位显赫人物是刘鸿生。他初步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想办一个工厂,一手抓商业,一手抓工业。在刘鸿生的帮助下,郝朴勤向迁川的美亚织绸厂购得电动抽花机20台,提花机10台,一面在成都西门外北巷子将“三新织绸厂”买下改建新厂,安装美亚厂的新式电机,命名为“福福丝织厂”,又将三新厂的木机迁到梨花街成立二厂,一厂是电机织绸,二厂是手工织绸,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于1940年改组“福泰和”。
“福泰和”改组成立福泰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法币300万元,下辖3个门市部,原兴业电料行连同顶过手来的东亚绸缎庄,扩建为第一门市部,“新兴”是第二门市部,五金电料停止经营,一律经营绸布呢绒布匹。一门市部是直属公司,规模甚大,经营的部门也很多,除绸布呢绒外有百货、皮件、服装,成为一个百货公司有多家门市部,还是独立核算。
客观地说,郝朴勤由一个商场走卒,经过富有心计的各种努力,花费30年时间,成为一代资本家,其资产总价值折合黄金1.6万两,这在当时的成都,可谓首屈一指了。1948年,郝朴勤转资于香港,1951年两手空空又回到北京,在东安市场摆摊糊口,了此一生。他的发迹史,正如自流井的盐商一样,值得如今的人们反思,但无论怎样,郝朴勤的一生都为晋商在成都的奋斗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这还使我们发现,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而郝朴勤独到的商业眼光,也在当时晋商没落的大势下,开掘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