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钟的历史只有250多年，重量有900多公斤，由多种金属混合铸成。1751年由宾州州议会以100英镑的价格从英国订购，当年工艺水平显然有限，第二年大钟运到费城，试敲时就破裂了。一年后两个当地铸造工重新铸造，总算成功。1835年庆祝华盛顿生日时，又被几个孩子敲出了一尺长的裂痕。十年后在同样的活动中，它被敲了几个小时，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著名的锯齿状裂缝，而事实上那并不是惟一的裂缝。自由钟再也无法修复，除了每年的独立日，全美大小教堂钟声齐鸣，头一个敲响的是自由钟，平时它极少被使用。
不自由，毋宁死
1775年3月23日，《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被誉为“弗吉尼亚之父”的帕特里克·亨利在大陆会议上发表演说，以铁的事实驳斥了主和派的种种谬误，阐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演说的最后，他大声疾呼：“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从此，“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口号激励了无数的美国人。
“圣洁的名誉”
在《独立宣言》上签署名字的56个人中间，有两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3位成为副总统，还有很多人当上了州长，有几位继续任国会里的参议员；但是也有4位在战争期间因负伤或劳累而死，5位成为俘虏，遭受监禁，几位失去了妻子和孩子，9位的家产被袭击并被摧毁。
在一致通过美国历史上最辉煌壮丽的文件的结束语时，这些签名者夸下的并不是海口：“为了拥护并支持《独立宣言》，坚定不渝地依赖着天意的庇佑，我们共同起誓，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圣洁的名誉作担保。”
“圣洁的名誉”，在当今已经不是一个惯常使用的词语，但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都受到来自这份历史馈赠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的感染，那就是自由，用鲜血来考验、用泪水来灌溉的自由。
大学里，谁是主人？
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是美国自由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培育美国人自由精神的重要园地。在美国的大学，资助大学的捐助人并不能干涉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不能随意因不喜欢教师的观点而解聘教师。
1901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因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言论触怒了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夫人而遭到解职，该校7位教授随即愤而辞职。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次会议上诞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大学教师类似于联邦法官的“行为良好便终身任职”的终身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学术自由，就好像法官的终身制是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一样。
那时候学术自由还只是被理解为教授个人的一项言论自由权利。而大学校长则要同时捍卫教授的学术自由和大学的学术独立。1936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胡金斯（Robert Hutchins）在《美国高教》一书中，对那些指手画脚的校友和自以为是的董事，老实不客气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向学校交了钱就自认应该控制大学，那么就请恕我提醒你，他们所发出的噪音是与他们所支付的钱成反比的。”“学校的董事与校友不同，他们至少无可置疑地拥有控制学校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越明智，就越不会去试图行使这种权利。”
炮击自家房子的州长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尼尔逊指挥本州的民兵队伍抵抗英军。当英军统帅查尔斯·康华利将他的司令部搬进尼尔逊在约克镇的富丽堂皇的家时，法军、美军猛烈的炮火开始向这个城镇发起总攻，要彻底摧毁这座城镇。据传说法军指挥官德·拉法格侯爵请求尼尔逊指示炮火攻击的目标，尼尔逊把手一挥，指向他自己的住宅，说：“那儿，炮击那座房子。那是镇上最有军事价值的房屋。几乎可以肯定，在那里你会找到康华利勋爵，还有英军司令部。”7年之后，50岁的尼尔逊在穷困潦倒中撒手人寰。他的房子至今犹在，墙上累累弹洞依稀可见。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宪法依据。当时，这条修正案的条文是针对国会，即联邦政府的，它大概无意将此扩大到各州。但最高法院1925年宣布，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保护表达自由不受各州侵犯。1927年，在“芝加哥警察局诉莫斯利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表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修正案意味着政府无权因表达所传递的信息、思想、主题或内容而对它进行限制。”
不实报导的“惩罚”
1960年代，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给当时的民权运动扩大影响，与另外3位牧师一起，联络64位著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 1960年3月29日的一个整版刊登了《请倾听他们的呐喊》的政治宣传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经，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广告还称，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孤行，镇压并力图消灭黑人民权运动。可是，后来发现，广告中有个别细节不够真实。L. B. 沙利文（L.B.Sullivan）是蒙哥马利市的民选市政专员，负责当地的警察局。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沙利文可以要求报纸刊出更正启事，但《纽约时报》没有刊出这样的启事，只写信问沙利文，广告中什么词涉及了他，沙利文以起诉作为回复。沙利文称这一广告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他即代表广告中的警察，证人也指出，他们能从广告中辨认出警察局长。沙利文控告路德·金博士等4名牧师和《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
初审判决沙利文获胜，但《纽约时报》不服判决，反复上诉，直到最高法院。1964年3月，最高法院以9票对0票一致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指出：如果阿拉巴马的做法“适用于公职人员对其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者所提出的起诉，那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大法官们看来，美国宪政史上没有任何判决“赞成以诽谤罪压制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联邦法院的法官们认为《纽约时报》虽然刊登了内容不实的广告，并且也的确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由于原告是一名“政府官员”，他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纽约时报》事先知道广告上的指控是假的，但仍然明知故犯，照登不误；或者证明《纽约时报》严重失职，对于广告上的指控存有严重疑问，但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核事实真相。布伦南（Willian Brennan）法官将此称之为“实际的恶意”原则。
其实，早在1923年，美国的一个判决书就指出：“宁可让一个人或者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能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而腐败的政府。”
不保护捣乱分子
对于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霍姆斯大法官自有高见。他说：“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院里谎称失火，并高声叫喊从而引起惊恐的人。”对于言论自由包括哪些内容，霍姆斯大法官认为：“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一种思想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使自己得到承认的力量。”
只许说不许干
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什么呢？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写什么，只要不真干，都无人干涉。真干的话，必须受法律约束，合法的行，非法的不行。因此，基于美国复杂的移民背景，你在这里不仅永远可以听到不同声音，而且，可以听到超出你想象的千奇百怪的无数种不同声音，包括滥用言论自由者发出的不和谐音。例如，1918年，一个曾四次参加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他的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权利法案》
在制定宪法时，反联邦党人同盟的存在不得不迫使联邦的支持者（联邦党人）考虑修订宪法，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立法者认为，即使政府结构存在着制衡，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公开的监督就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
《权利法案》就是要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制衡、监督和限制权力的宪政体制。在《权利法案》所保护的自由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使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也可以让当权者的政敌，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无情地揭露（或者相互揭露）政府的腐败与无能。
亚当斯不敢收取的手杖
1836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钳制言论法令》，规定“所有在任何方面……与奴隶制问题或废奴问题有关的请求，既不印刷也不提交，都要放到桌面上，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已经是众议员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违背了宪法和众议院章程，侵犯了选民的权利。在以后的八年中，亚当斯一直执拗地斗争，用尽他力所能及的议会武器，要撤销这一法令。
一天晚上，一个支持亚当斯的代表团送给他一根银头象牙手杖，手柄是一只金镶的鹰，手杖上刻有亚当斯的名字，名字下边是“请愿权利必胜”，再下面还空着一块地方，准备加上《钳制言论法令》被取消的日期。亚当斯被这一礼物深深感动，但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他奉行一项坚决不收礼物的政策，因此他把手杖带到专利局，交专利局长保管。八年以后，《钳制言论法令》最终被取消，亚当斯请人在手杖上刻上了“1844年12月3日”的日期，并且把它馈赠给“美国人民”。
不受政府控制和审查的报纸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伴随着移民们步伐前进的还有多种多样而且分布广泛的报刊。这些报刊诞生在西进的路上，使得任何政府要加以控制或约束都难乎其难。比较起来，英国和欧洲大陆报刊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印花税、审查制度、政府控制以及部分地和逐渐地摆脱这一切的编年史；而那里的诽谤法又长期阻挠报刊的言论自由。但是美国报纸的自由程度却近乎无政府状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报纸出版数量少且集中的国家里，报纸向首都以外的地方发行更有赖于邮递制度的确立，因此政府只要控制邮局就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报纸。可是在人流涌动的西进运动中，有谁能管得住分布在这广袤大陆的各个角落的报刊呢？这些报刊很大程度上可以更确切地称为“以地方社会为中心”：只关心一个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这并不是由于它们不喜欢外界，而是由于它们更喜欢自己的小天地。
受网络影响，美国报纸发行量加速下滑，但是各种媒体的影响却与日俱增。长久以来，美国的舆论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外的政治第四极，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
叛国者的地位
埃兹拉·庞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诗人，但其在政治立场上极端右倾，更让一般美国人民无法理解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和德意日***国家艰苦作战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居然跑到意大利主持一个反对同盟国的电台节目。战后他面临着叛国罪的审判，但他的一帮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竭力救助他，最后以他精神错乱的理由免除了起诉。然而，这位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兰登书屋要出版一本《英美著名诗选》，书店老板贝纳特一看书稿中居然有庞德的诗，不禁勃然大怒，对于这个美国的叛徒，他说：“要是我出版埃兹拉·庞德，我就该下地狱了。凡是在我名下出版的书，一律不能收录他的东西。”在他的坚持下，第一版的《英美著名诗选》没有收录庞德的诗。但此书一出版就遭到舆论的普遍指责，几乎每一位重要的评论家都批评此书居然不收庞德的诗，是无法容忍的缺陷，这是一本诗集，而出版者选诗不是根据诗本身的艺术性，却根据诗人的政治立场，这是一种政治审查员的角色。出版商因为自己不赞同诗人的政治观点就扼杀诗人的诗出版的机会，这绝对是错误的。于是在此书再版时，贝纳特特意道歉，并在选集中增加了庞德的诗。
美国的民兵
美国有许多民兵组织，这是民间的合法武装力量，与官方没有关系。它们由老百姓自发组成，拥有法律所许可的武器装备，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立民兵组织。由于成员的成分不同，他们的宗旨、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国民兵的存在正是依据了《权利法案》的第二条：“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保障了人民拥枪的自由及其保卫自由的能力。虽然在选择这份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看到，它并不使人感觉轻松，因为散布在民间的大量枪支毕竟不是那么好玩的。
梭罗抗税
美国作家梭罗零打碎敲的以文谋生的努力几乎从未给他带来什么稿酬。他发表的作品销路不佳，便不时在家中的小铅笔厂里工作。1845年，28岁的梭罗下决心撇开金钱的羁绊，在征得好友爱默生的同意后，在康科德附近爱默生家的土地上建了一座小屋。
1846年7月，当地的警官找梭罗，叫他支付投票税，梭罗拒绝支付税款，因为他已经数年未行使这个权利了。当夜，警官把他关在康科德的监狱里。第二天，一位未透露身份的人士──可能是梭罗的姨母支付了税款，他便获释了。不过，他表明了他的观点：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交税。他准备了一份解释自己行动的演说稿《论公民的不服从》，并于1849年发表了这篇演说稿。梭罗提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的权威，……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
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篇文章却成了经典之作，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批追随者。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00年读到这篇文章时，对它崇拜不已。印度“圣雄”甘地在南非当律师时，宣读这篇文章为触犯了种族歧视法规的印度人辩护，并且成了一位终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极抵制非正义权势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其影响，梭罗的主张便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中得到了新生。
“逐丑”的舆论
美国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使得美国国内各种各样的批评大行其道。不谙此道的外国人看了，往往会以为美国政治毫无希望，美国社会一塌糊涂，整个国家没有一点前途。但是瑞典观察家格恩纳·曼瑞德尔在1930年代考察美国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的弊端的话，那不是由于美国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其缺点。”中国著名的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对美国新闻界“逐丑（闻）”现象也有过这样的评论：“由于人性的弱点，每个社会都无法摆脱丑事的发生，但是，丑事能否成为人所皆知的‘丑闻’，进而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减少丑事的概率，却是衡量一个现代政府透明的程度、一个社会舆论监督力度的标志。”
真相与贞操
在新闻传媒和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普利策奖的创立者普利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楚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一定要坚信，真实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
四大自由
1941年1月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被后人称为“四大自由”。这四项基本自由的内容是：“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健全的、和平时期的生活；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世界性的裁减军备，要以一种彻底的方法把它裁减到这样的程度：务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1941年8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上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虽然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但这一举动向世界表明了美英将联手对抗世界***势力的决心。在此次会晤中，美英两国首脑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历史性文件，该文件全文共8条，宣布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人民的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毁**暴政后重建和平和公海航行自由，各国必须放弃武力削减军备，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如果说“四大自由”理念是罗斯福对于普世政治价值的宣扬和阐发，则《大西洋宪章》是他对于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原则性构想。
别让真理溜进来
美国有这样一句名言：“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要开一条门缝，让真理溜进来。”它指的是我们不能以二元化的思维模式去简单判别多元化的世界--凡事都要分出是非曲直，都要讲出真理，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会给许多人一个借口：真理在我手，以捍卫绝对真理的大棒去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回家的路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车厢里白人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后排的四个黑人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她因此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马丁·路德·金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公民有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他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在拒乘了381天后，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黑人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车上。
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86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罗莎·帕克斯有一句名言：“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
三K党的言论自由权
1987年8月，美国堪萨斯市电视台20频道办了“公众参与”频道，宣称来者不拒，先来先播。不论是谁，都可以事先制作好一套录像节目，付一笔费用后就公开播放。有一天，一位三K党的领导人，拿来了一套名为《种族与情理》的录像带，要求每周播放一集。这一次电视台为难起来，因为电视公司的周围95％是黑人居民，如果播放这套节目，很可能失去公司的闭路电视订户，甚至会出现抗议和引起暴力冲突。于是电视台拒绝了这个要求，引起了三K党在电视台前集会抗议。1988年6月16日，堪萨斯市的市议会以9比2通过决议，授权电视公司干脆关闭这一频道。这引起了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一场辩论。三K党委托的律师斯蒂芬·潘弗的一段话，代表了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么，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最后，堪萨斯市议会就此表决，由7票对3票通过：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公众参与”频道重新恢复。三K党的第一集录像节目在1990年4月3日播出。
1923年9月3日白天，3K党在缅因州举行的一次公开游行
一个惊叹号与三个惊叹号
美国的一种中学课本上，画着一幅有趣的漫画，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前辈的思考。漫画上的一个人拿着一份宪法草案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国家政府！”一个惊叹号；另一个人则激动地争辩：“你这文件上没有列出我们的权利！！！”三个惊叹号。
新闻自由
美国学者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写到：“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有学者把美国的新闻自由的信条归纳为以下4个：（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知情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