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代表政府，政府官员的个人形象是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直接影响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影响着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长期以来，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我国政府官员大多以较好的形象示人。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上，人民群众看到的官员形象一般都与勤政廉洁、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亲民爱民等有关，鲜见负面信息。而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的广泛运用和普及，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媒体为人民群众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政府官员提供了一面镜子。政府官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暴露在群众的眼皮底下，无处遁形，并在网络的参与下被不断放大。有的官员因为主动触网，通过网络了解民生获得网民的高度赞赏；有的官员因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甚至不当言行而被网民口诛笔伐；此外，部分国外官员良好的网络形象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会加剧与国内官员的作为形成对比，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政府官员正面形象的网络塑造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媒介，所承载的网络舆论包含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与期许，已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桥梁和纽带。当前，随着网络应用的快速普及和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官员“触网”步伐加快，部分政府官员正利用互联网了解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听取网民对政府施政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与网民的直接沟通过程中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展现出官员开放、包容、亲民的良好形象。此外，互联网也为官员正面形象的宣传提供了便捷的通道，通过网络参与，官员勤政、廉洁等正面形象更易为网民所关注，更易在网络讨论中被网民所接受。比如，网络上有关官员正面形象报道发布后，一般都会引起网民的讨论与质疑，甚至有网民会通过网络调查等方式求证报道的真实性。能经受网络讨论考验的官员，其正面形象往往更易引起网络的追捧并通过网络传播不断得到加强。
典型案例：党政官员网络拜年潮
2011年1月底，全国17个省区市的31位党政领导齐聚网络，通过“人民网”发表新春贺辞，向网友拜年并致新春祝福。纵观这30份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贺辞，各省领导文章篇幅普遍短小精悍，并且更有网络的味道，字里行间无不带着“给力”、“围观”、“拍大砖”等当下时髦“潮语”。比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云南省省长秦光荣，两位领导在贺辞中，将“十一五”发展总结为：“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引来网民跟帖叫好。[ 《31位省级官员网络拜年 “给力”“神马”入贺辞》，人民网，2011年1月27日。]省级党政领导网络拜年带来的示范效应迅速显现，很多的省市党政部门领导也纷纷加入网络拜年的行列。比如陕西教育厅、商务厅、财政厅等部门的领导通过网络向网友送出新春祝福；海南十四位官员通过网络拜年，并希望网民多提意见。官员网络拜年一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受到大多数网民的赞赏和追捧。
官员网络拜年之所以能够引起网民的热捧，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媒介淡化了官员与网民之间在身份、级别等方面的距离，使双方的沟通更加平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借由网络拜年这种形式，通过“网言网语”展现出政府主动听取群众意见、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的姿态，更易为广大网民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官员在群众心目中过于死板的印象。
二、部分官员负面形象的网络曝光
官员贪污、受贿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最易激起网络的负面情绪，但网络的作用不止于此，官员一切行为都在网络的监督之下，并可能被网络所放大。不法行为、不当言行、道德问题等成为近年来影响政府官员网络形象的主要因素。
1.官员不法行为。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人民群众对官员评价集中于街头巷议、私下议论，参与者较少，很难形成较为集中的舆论压力；在互联网时代，群众揭露、讨论官员不法行为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官员的不法行为往往在短时间内聚集成千上万的围观者，部分重大事件甚至有数百万的参与。互联网拓展了群众监督的渠道，也强化了群众的话语权，也在曝光、评论官员不法行为的过程放大着官员的负面形象，加剧了涉官舆情的负面性。官员的不法行为尤其受到网民的痛恨，也极易引发并传染负面情绪。据《羊城晚报》的调查，64%受访者认为官员贪腐最易导致负面心态传染。一旦有了官员不法行为的新闻，跟帖、讨论连篇累牍，“骂声”迅速传染，负面情绪随之爆发。[官员贪腐最易激起负面情绪。《羊城晚报》，2011年6月28日。]
典型案例：辽宁科级女干部贪污受贿6000万案
被媒体称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女贪官的原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通过私卖他人房产，骗取拆迁补偿款、受贿等并不高明的手段，疯狂敛财6000多万元。2010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罗亚平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所有财产。
该判决量刑适当，充分体现了反腐力度。不过，外界舆论却呈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主流媒体对案件评价积极，网民评论大多呈现负面态度。有的网民认为科级干部尚且如此巨贪，其它官员更甚，如“全国查一遍，看还能有几个不贪的，估计没有。”“全国科级以上干部没有一个不够判刑的！”也有网民认为腐败背后必有黑幕，必有漏网之鱼。如，“不敢查了，以免牵出更多的，多米诺骨牌，那还怎么收场。”这些非理性“杂音”源于人民群众对官员不法行为的痛恨，源于部分官员所作所为与人民群众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具有合理性。但网络放大镜下的扭曲的官员形象，正加剧群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官员的不信任感。
2.官员不当言行。由于官僚主义习气的影响，我国政府官员在面对媒体与公众时，习惯于高高在上的架势，缺乏沟通的意愿，经常是按照事前准备的新闻稿照本宣科，也不善于临机应变，甚至会因外界过激的批评而恼羞成怒，爆出“雷人”言论。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言论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公众的关注度也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而在网络时代，这些“雷人”言论一旦被发布到互联网上，便会引起网民高度参与，将使事件持续发酵，最终官员个人以及党和政府整体形象都会受到影响。
典型案例：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2011年7月24日晚，“7·23”动车追尾特大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媒体记者，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不断未能解答媒体和公众对事故原因和处置的诸多疑问，反而与媒体争锋相对，并因不当言论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在回答记者关于为何掩埋车体的问题时，王勇平说：“不是想掩埋，事实上这个事情是无法掩埋的。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塘，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他们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而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在你们救援结束后，在拆解车体的时候，还能发现一个活着的小孩子？”的问题时，王勇平说：“这是生命的奇迹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此言一出，迅速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网络舆论一边倒对铁道部及王勇平进行口诛笔伐，要求其引咎辞职，他也在8月16日被铁道部停职。而他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雷语”成为网民调侃、讽刺对象，并有网民在网上发起“×××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造句比赛，新的网络体“高铁体”也由此诞生。
该案例说明，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官员与媒体、公众的沟通具有平等性，政府官员不能以权压人，须以平等平和、主动沟通的心态对待外界质疑，并应具备一定的掌控局面的能力，切勿因受现场质疑影响而丧失理性，针锋相对，甚至曝出“雷人”言论，成为舆论热点。
3.官员道德问题。法律并未对政府官员的私生活、人品等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严格的约束。但受儒家“礼仪道德”传统思想的影响，人民群众历来都为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制定了高标准，认为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应代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史可为鉴：中国古代对官吏道德素质有什么要求》，光明日报，何宁生，2004年5月12日]。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涉及到个人隐私部分的官员道德问题很难为外人所知，而互联网带来的全方位监督，则使官员的道德问题频频曝光在群众的面前，一次次刺激着群众敏感的神经，也一次次侵蚀着官员甚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度。
典型案例：江苏溧阳卫生局长“微博开房”事件
2011年6月20日下午，有网民发现一对男女在微博上调情并相约开房，迅速引起网民围观。两人在微博上只关注对方，而资料显示，两人都在江苏常州。网民发现，两人在微博中的对话极其露骨暧昧并相约开房。如：“房卡怎么给我？我不到前台拿”“我拿好后送你”“我先把房卡给你，你先去休息一下，等会我去。好吗？”“你像章子怡，但她没你漂亮！”“没有身体的互相拥有，是不完美的！我期待那神圣时刻早点来临！”“那你下辈子嫁我，我和你浪漫到100岁。”“给我电话吧听听你声音”等。
微博对话了也暴露了男子的政府官员身份以及女子已婚的事实。如“正向市长汇报工作”“副局长在向他汇报工作”“市长请他们及家人吃饭”“宝贝，我上午一直在市长那汇报工作”“今后如这么巧的话，你就说和客户约好谈事的”等。
同时，微博对话曝光了该男子有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如，“在上海买东西没有啊，我给你报销。”“我外甥在做行长，去年买了一箱茅台给他。”“那好，请帮我开一张：溧阳交通银行，酒 6720元”
公开的调情开房、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都刺激和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一方面，部分网民在微博上转帖、评论，对“微博开房”的行为进行调侃和讽刺并借机攻击政府；另一方面，部分网民开始通过“人肉搜索”确认官员身份。在网络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传统媒体也参与到调查之中。媒体根据网络提供的信息，询问溧阳卫生局长谢志强时，他不仅承认信息属实，更对记者知道微博信息内容表示震惊。原来，该官员由于对微博客的不了解，竟将微博当做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致使丑事败露。随后，该官员虽然删除了所有的微博及资料，但微博截图满天飞，已无法平息高涨的网络舆论。面对网络舆论巨大压力，当地党委政府21日迅速作出决定，对谢志强作出撤销党代会代表资格、停职检查、接受组织调查等三项处理意见。
该案例中，如果主角是普通百姓，结果最多引发家庭矛盾。而一旦涉及官员这一特殊群体，无疑成为媒体、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官员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政府形象。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期望并不仅仅勤政爱民、奉公守法，还有更高的道德期望。因此，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还需要着力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提升道德水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另外，该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部分政府官员网络知识匮乏、网络运用能力底下的现状。
三、国外官员网络正面形象展示所带来的压力
互联网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外政府官员打开了大门。客观的说，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对政府官员监督确实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官员作为、作风等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在论坛、微博客等网络媒体上，经常有网民通过照片、视频、文字等方式将西方国家政府及官员良好形象与国内官员形象作比较。如国内某地官员参加活动由学生帮忙打伞与国外官员亲自打伞或淋雨相比较；国内某地政府开会送豪华手表、大肆公款吃喝与国外政府开会勤俭节约相比较；国内某些官员视察前呼后拥、趾高气昂神态与国外官员视察亲民、平等的姿态相比较；国内某些官员穿戴豪华与国外官员穿戴朴素相比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信息一旦出现在网络上，一般都会引起网民围观和热议。这种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的对比必然使网民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加深网民对国内政府官员形象负面评价。
典型案例：骆家辉现象
2011年8月12日晚，华裔美国人骆家辉携其妻儿抵达首都北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不过从他在美国启程到中国后的一些行为，在经过微博客的传播后迅速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其亲民、节俭的作风被部分媒体成为骆家辉现象，也使大部分网民在积极评价他的同时，对国内的政府官员表现强烈的不满和讽刺。
他引发网络热议的行为主要有：第一，轻车简从。从美国到北京，骆家辉手提肩扛、自背双肩包、穿休闲皮鞋，其妻子儿女各提有行李，拒乘大使专车拒绝警车开道；第二，像普通人一样使用优惠券喝咖啡。有网民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搞笑的是，骆大使拿出一个类似优惠券的纸给店员，店员左看右看，告诉大使此券不收，一点不给面子。大使也不生气，微笑地把它收回，随即拿出信用卡。”第三，参加会议乘坐经济舱。在达沃斯论坛上，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调侃美驻华大使骆家辉，问其“坐经济舱来参会是否有意在提醒美国欠中国钱”？骆家辉回应称，在美国，官员乘坐经济舱出行是一般规则。
诚然，美国制度下的官员非常善于塑造和保护自己的公众形象，不排除骆家辉有部分作秀的成分。但与近年来网络上频现的国内官员动辄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相比，骆家辉塑造的并不仅仅是美国官员的形象，而还是国人心目政府和官员的理想形象，这种理想形象与国内少数官员贪腐奢侈的作为相比较必然会引起网民心理上的极大的不平衡。
四、当前网络对政府官员形象评价的特点
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频发的涉官网络舆情事件，使网民网络参与的非理性化进一步加剧，对政府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与泛化。网络上一有官员负面信息曝出，尚未得到证实就遭网民一边倒的批判，甚至在一些涉及官员新闻（未必是负面）的跟帖中，也充斥着网民的谩骂、诋毁，官民对立、“仇官”心理在网络上表现的极为严重。如何化解政府形象危机、改善形象将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互联网对政府官员形象的评价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小见大。官员言语、穿戴等细微之处，都有可能形成规模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并将网民对该官员的评价扩展至能力、道德以及是否违法等各个方面。比如，有网民在图片中发现某官员有佩戴名表的迹象，随即在网络空间上发布图片并揣测手表的品牌、价格，就会迅速引发网民的围观。部分网民开始通过“人肉搜索”等手段爆料官员的负面信息，尤其是腐败信息；部分网民受到帖子的诱导，群情激奋的谴责官员行为，并且自然而然的将该官员与道德败坏、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相联系。如何应对网络上对自己的非议、提升自身形象值得广大政府官员深思。
2.以偏概全。现实中的官民对抗情绪以及官员负面形象事件的频发使网络上对官员的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并在部分网民的心中形成了凡是官员都是存在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行为的印象。诸如“处级以上官员全部枪毙，会有多少错？”、“在中国，还有不贪的官吗？”等言论充斥网络。而每次官员负面形象事件的发生又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印象，激化官民对立的情绪。如何改变官员在网民心中的已经逐渐“定型”化的不良形象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官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以假乱真。在上述心理作用下，部分网民对政府官员形象出现负面偏好，出现“选择性失明”。这类网民具有强烈的“仇官”情绪，他们对官员的正面信息或者不予关注，或者冷嘲热讽；而对官员的负面新闻，则显得尤为关注，并且从情感上相信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这为一些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捏造、传播虚假信息、混淆是非提供了可乘之机。网民基于这类虚假信息表达出的情绪必然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强烈不满，这必将是对党和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形象造成误伤。比如，2012年5月12日，有网民在论坛上发帖称，在云南楚雄，有一对公务员夫妻在一小吃店吃出苍蝇后要求该店老板娘下跪，并叫嚣“全家都是公务员”。帖子中公务员的特殊身份、仗势欺人的行为迅速招致大量网民对政府官员的声讨。但后来出现的视频证实该帖严重失实，那对夫妻并非公务员，也并非仗势欺人，完全是发帖人造谣。虽然事件的真伪最终得到澄清，但党和政府的形象已经受到影响。网民造谣行为固然可恶，也应受到行政、法律等手段的制裁，但此类消息为什么会迅速流传并被广大网民深信不疑，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4.主流媒体引导乏力。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对官员形象评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由主流媒体塑造的“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另一种是部分网民眼中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的形象，这是官民对立在网络世界的真实写照。他们互相争夺着网络世界的舆论主导权，此消彼长。如果负面信息多了，正面信息的作用也就小了；而正面信息占主导地位了，负面信息也很难兴风作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网民参与规模的扩大、参与频率的提升以及非理性参与的加剧，有关官员负面评价的舆论逐渐呈上升趋势。尽管主流媒体声音占据网站报道大部分，但在网民参与集中的微博、论坛、博客等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官员的负面信息，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效果仍有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