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单位资本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１４０００万人，下降到目前的３５００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１亿多工作岗位；ＧＤＰ中资本、资源、道路、办公楼、广场等形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小企业和服务业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带动，上规模、上档次、搞龙头企业，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路和战略。而过去的３０年，对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３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１０％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３０％。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２０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２．５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６００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２００－３００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５００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３００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虽然新疆今年７月发生的动乱，与民族问题有关，但是，新疆，特别是南疆青年的创业、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能不是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性的原因。
（２）三大差距继续拉大，各阶层心理不平衡可能会加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激化。中国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对缩小城乡、居民间和地区间收入及发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缩小。但是，差距还是在继续扩大和拉大。解决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最佳的是东亚发展模式。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被规模太小的土地捆住的低收入人口相对越来越少，ＧＤＰ中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与总人口中日益减少的农村人口相适应，保证了种粮农民的收入不至于过低；而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则吸收了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过剩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因闲置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而政府鼓励创业，中小企业主和投资者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这三个方面，使得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收入分配差距和基尼系数要比印度、拉美和中国都低和公平得多。与东亚比较，中国的问题在于，城乡差距扩大最基本地源于ＧＤＰ中农业增加值下降过快，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较多的农村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必然持续扩大；每千人口平均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低得多，使就业发生困难，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多，而创业和小企业不足，又使中等人口较少。结果必然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我想，中国社会动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将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视行为。
（３）在各种现代化道路中，还没有被学者们认识到的是，最危险的中国城市化方式，将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成巨大社会动荡的隐患。上面已经分析，东亚的韩国和台湾，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虽然分别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不同的模式来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但是，都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并且房地价格大涨之前基本提供了城镇居民的住宅。如台湾１９８０年的城市化水平为６５％，而住宅自有率为８５％。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贫民窟，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财力的增强，逐步地被改造了。关键在于人民的收入支出能力与当时的房价成本相适应，特别也使得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在城市中能住得下来。而拉美和印度则是相当比例，甚至主要是通过低成本的贫民窟办法，逐步转移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使他们在城市中进得来，住得下。虽然条件较差，景观不美，但是，人口城乡间的剧烈流动减少，家庭团聚，农村老龄化问题要比中国的未来轻。
但是，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严重得多。
（４）如不想出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操作严厉控制住供养规模的膨胀，严厉控制住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机构的收费罚款，痛下决心精简其对创业、投资和经营的各种审批和干预，国民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负担会越来越重，社会发展的活力会越来越弱，政府在ＧＤＰ中分配的会越来越多，形成尖锐的政民矛盾和冲突。从东亚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来看，政府对中小企业都实行了较低的税收政策，而且，预算控制机构和人员，将政府的膨胀控制住了，使政府的收入规模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印度和拉美，由于民主制度，收税要通过议会，预算首先要议会批准，也将政府的收钱和化钱基本上管住了。但是，在中国，与其他三种现代化道路相比，政府、政府各部门和一些行政事业性机构，其收税、收费、罚款，没有被控制住，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化钱，也没有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住。政府实际收入占ＧＤＰ的比例过高，在３３％左右，政府实际开支占全部实际收入的比例也要比东亚、拉美和印度高，在４０％以上。由于政府依靠权力分配ＧＤＰ，而这种收费权和化钱权没有得到制衡，形成ＧＤＰ中政府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是导致国强民不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５）长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与东亚模式比较，ＧＤＰ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裕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影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任。中国大陆是除了东亚发展时期外，在长时间中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但是，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快，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快，其城乡居民在二战后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迅速富裕了起来。而对中国大陆责备较多的是，改革开放快速增长的３０年中，居民没有象东亚那样快速地富裕起来。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一旦外需发生问题，国内很容易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实际上，韩国和台湾居民迅速富裕起来，从比较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巧，就是大力发展了大量的小企业。一个基本的经验来看，狭义的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大企业形成工业体系，增强国家的生产竞争能力，而小企业则解决民生，富裕百姓。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少，是就业困难，劳动在ＧＤＰ中的分配比例下降，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加上大企业收益主要由企业家和政府分配，政府分配ＧＤＰ的行为约束又松，于是发生了ＧＤＰ中国家分配比率高，居民分配比率低，国强民不富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从与东亚、拉美、印度三个类型的现代化模式比较来看，中国发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内部最重要的动因来自于上述五个方面及其合力。
３、调整我们现代化的思路、战略和工作的重点
那么，在未来的３０年中，如果我们还要持续快速地推进我们的增长和现代化，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至于政治上翻车和社会动荡，需要对目前的发展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
首先，要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降低人口和劳动力中农村人口和农业就业的比例，以适应ＧＤＰ中日益快速下降的农业增加值份额。并且，应当推进土地的流转集中，使农业从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转向较为规模的经营，并且使规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这样的战略，增加城市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力的利用，进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使国内形成有收入保障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使消费对国内大工业化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能力，改变目前严重依赖国外消费需求的格局。
其次，一定要推进土地和房屋制度的改革和进行政策调整，抑制土地和房屋价格高企，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能有住，留得下，避免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防止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关键是要按照人口城市化的要求，相应地供应土地；彻底改革目前的政府一家垄断招拍挂卖地体制，并且改变地方政府卖地财政格局；所有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使用权单位的土地平等进入市场，在小集镇、城镇、城郊等，放开容积率高的多层的小产权房；开征土地交易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清理税费加以简化，代替目前将几十年租金一年收支的出让体制和收费税收过多过滥的格局。以控制房价，加上提高农民工收入来增强购买能力，从而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居住成本门槛。
再次，将小企业的发展，当成一个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重大的战略来考虑。可以将目前中央每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发的一号文件，调整为每年为发展小企业发一号文件。小企业富民应当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深入人心的理念；放宽小企业的准入、监管；清理和减轻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改革垄断的金融体制，加速发展为小企业贷款的小银行。使中国小企业在数量上有一个暴发式的增长，成为容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并且创造出许多中等人口的源泉，从而在平衡居民收入和富民方面，发挥其最主要的功能。
最后，要管住政府和政府行政事业性机构，严格控制住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特别是严格控制住收钱和化钱的扩张。在二元结构转型的期间，ＧＤＰ中政府分配的比例，不应当超过２５％，政府的全部支出中，行政公务开支不能超过１５％；实行阳光预算，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的机构和人员，改目前编制部门控制为编制部门和预算部门共同控制。收钱和化钱，或者在中央财政层面设总理预算办公室，编制和执行分离，或者实际决策权力逐步地收向人大，或者二者相结合推进改革。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牢牢控制住党政公务的开支比例，控制住政府收钱的规模，为人民创业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宽松的环境，从另一个方面改变国强民不富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６０年了，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３０年的发展，胜过我们过去的几百年。６０年一甲，３０年一运，我们实际上又处于一个现代化的十字路口号，我们向何处去？与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他们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汲取，他们走错的和教训，我们不能再重蹈。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还在急剧向城市流动转型，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里，要向现代化持续迈进，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糊涂不得。糊涂，就会翻车。
我们在比较中也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也有中国自己特殊的问题，如城市化的方式，就与其他三种方式截然不同，分析也表明，我们现在的这种城市化方式与其他三种方式相比，未来危险和隐患最大，我们需要警觉，提早改变，防患于未然。
我们的目标是坚定的，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艰苦努力下，再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各项指标，并且推进以知识科技信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现代化到中后期，遵循正确的发展道路，坚决改革阻碍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一些体制，在２０４０年时，建成一个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社会安定和谐、生态环境美好的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