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多年来，让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注意的是，中国的特区和区域渐进的开放，在推动国民经济过去３０年高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了工作，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的区域开放，先是建立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五个省市；后来又开放了１４个沿海城市，１９８４年２月，邓小平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开放城市的权限，加上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构成了我国沿海自南到北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１９９２年，中国又对五个长江沿岸城市，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十三个边境市、县，十一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至此，构建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经济开发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的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形式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形成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仅就５４个国家级开发区而言，“十五”期间，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３４．５１％，对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２％以上。２００７年，其ＧＤＰ达１２６９６亿元，增长２５．４８％，比全国增幅高１４．０２个百分点；实现税收收入２０３７亿元，增长２９．７３％，占全国税收收入的４％以上。进出口总额达３３０９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１５％。
５４个国家级开发区已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区域， ２００７年实际使用外资１７３．２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７７％，高于全国增幅（１３．６％）４．１７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７４８亿美元）的２３．１６％。也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截至２００５年底，５４个国家级开发区内兴办的世界５００强公司投资项目超过１０００个。台商在一些国家级开发区投资比较集中，促进了两岸经贸合作交流。
经济特区和国家级开发区集聚了一批涉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环境保护、海洋技术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群，逐步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２００７年，５４个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８８９８亿元，占国家级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的４９．２％；机电产品出口１４２４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１１５１亿美元。财政累计投入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５９８亿元，区内企业拥有专利数３３４４２件。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共引进高新技术项目超过４０００个，设立研发机构１３５４个。被认定的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４０９３家，同比增长２３．２１％。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现价）１８８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４７％，高于国家级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增幅２．１９个百分点，占国家级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现价）的４９．２％，比上年提高了２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１９３４．４６亿美元，占国家级开发区进出口总额的５８．５％。
５４个国家级开发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产业聚集效应日益明显，成为了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市场循环的重要环节。现已形成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生物医药、化学原料及制品、航空航天和食品饮料等产业集群，在国内同行业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逐步形成了我国现代制造业的核心集聚区。物流、软件开发、金融、保险、咨询与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也得以初步发展，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发展优势。
中国政府在中国沿海，包括一些内陆地区建立的特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实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有的特区，如深圳， 还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权；并且中央在其开始创立和吸引外资时，在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在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特区实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机构数量上要比其他地区的政府少，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有几种管理模式，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模式，以及后来的上海浦东等一级政府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的管理，都本着高效、统一、快速的办事原则，设置机构和行政程序。在这里，企业注册、征地、投资、建设、投产验收等等方面的时间，要比其他地区快一倍到数倍。目前，许多特区和开发及高新技术区，除了管理机构小而精外，还从大厅式集中办公、一站式行政、电子政务、统一执法监督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设。
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有这样几个作用：一是阻断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对地方改革和创新的制约。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看，动力和突破基本上来自于地方，并不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积极主动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门对地方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开放举措，大多都按照部门的文件、规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权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违规”起步的，先是由诸多的议论，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批评；当改革出了成绩，并为学术界，社会舆论，管理各部门的政府，党组织，直至中央领导肯定，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才有可能转变看法。因此，给特区和开发区在机构设置、变通法规和行政审批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的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常规性管理，使改革开放能进行得下去。
二是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并形成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等接轨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这样的体制下，从政府对投资和企业的管理讲，企业有主管部门，生产和销售要有计划，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没有企业法等等；我们自己管理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还没有管理过外资企业，也没有搞过中外合资企业。而国外来注册和投资企业的，包括与中国企业合资，其适应的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体制，以及政府管理企业的法律和规则。这种局面下，需要特区、保税区和开发区等，按照国际上市场经济、通行法律规则等等，去建立没有特区，以及后来的保税区和开发区等等，按照产权清晰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注册登记企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企业的规则，取消企业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监督管理的规则，成立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企业、市场、监管等法律和法规，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应用于特区。
三是隔离了当地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特区和开发区发展经济的约束。对一个区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约束，除了来自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外，也来自于管理开发区域政府的各部门。而开发区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１、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审批上实行统一行政，防止了一个项目投资、一个企业注册等等，需要到许多个部门报批，并且时间极长的现象发生。２、阻止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企业的收费和罚款。由于中国对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的行政性事业机构，实行自己去收费，先是自己收费自己支出，后来改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经费体制，在没有特殊的区域内，许多企业被政府各部门的税费收垮。而在特区和开发区，一些收费和罚款被取消，一些收费和罚款就低不就高，并且收费和罚款统一进行，防止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个个加码。甚至有的开发区，区内企业受到保护，不允许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到开发区去收费和罚款。这是为什么特区和开发区企业投资经营发展成本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其体制和经验，包括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对非特区和开发区，以及全国形成试点、示范、扩散、带动、关联等效应。从特区，到保税区，再到经济和技术开发区，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省市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政府在特殊区域和园区内的体制和政策，逐步地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央级开发区到地方级开发区试验和推广。而从特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沿海大开放区域，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格局，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其产业的扩散性和关联性，由于分工协作、产业延伸，生产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发展带动了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产业、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樊刚（２００８）在谈到特区在体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时，认为，开始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识，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迅速吸收消化引进各种关系、制度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要理清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做全方位的改革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先试获得全方位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教训，然后用于指导全国的改革，为全国做示范、做样板。这就是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所在。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搞特区，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学习国外先进的体制和机制，新生出一种新的现代的企业和政府体制；就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形成新的产业体系，把国民经济经济搞上去，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对外开放，特区、保税区、沿海大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后来的内陆区域及沿边开放，功不可没！
五、对外贸易与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经济的对外关系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内部市场大，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工业，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出口导向，在积极出口的同时提升本国产业水平的工业化道路？３０年来，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２０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俄林提出了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学说。这一学说是发展了的比较利益学说的复杂形式。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上赋有不同的条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不相同，生产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应输出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该国家资源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输入在生产中需要较少的该国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之便，扬长避短。
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俄林等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赞扬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以下好处：第一，自由贸易会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由于贸易可以使一个国家超过生产可能性边界去获取资本和消费品，以较低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原料、其他新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等，从而为工业生产的持续而范围扩大的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二，自由贸易降低商品的价格而且使各国有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第三，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个国家进口它以相对高成本才能生产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对低成本生产的商品，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获得利益，并使消费和投资水平提高，而且进口竞争趋向于提高国内生产者的生产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票赋理论，出口将倾向于提高丰裕、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报酬，而进口则会降低昂贵、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由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丰裕要素享有的贸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贸易会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有所改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论者积极主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当积极地参加国际贸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销贸易壁垒并完全开放商品和劳务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１９７８年时，达到９５８０９万人，到２００８年时，达１３２５００万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矿产资源、能源、森林、国土面积等等指标，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５－１／２，一些指标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对此，周也（２００７）进行过研究：中国最核心的比较优势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便宜，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国土人口密度大，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容量较小，人口众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差，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也较弱。人均物质资源相对贫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并且素质较低，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而且，１９７８年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只有２２４美元，处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倒数第几名之中。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打开国门看世界，要与世界经济交往，在最初向外开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需要探索。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土地、淡水和矿产等资源丰富，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国土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技术、资本和土地等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昂贵，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劣势和优势，通过相互的贸易，生产并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并进口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各国形成适当的分工和协作，可以使各国双边和多边都在相互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