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先正式提出的。1953年12月31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开始在北京举行会谈。当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印度方面对周恩来的主张表示赞同。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就列入了这五项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先后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会谈。6月27日，尼赫鲁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说：“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随后，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6月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正式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会议最后公报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就包括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在这之后，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1963年年底到1964年春，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发表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也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内容。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又是其忠实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我国与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实践充分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二、“波罗”行动——中美建交揭秘
1955年4月2日，万隆会议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开幕。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新中国的这一外交思维令世界为之瞩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此后，很多国家和中国开始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开始了接触。先是有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后有开辟中美巴黎秘密通道，以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最后才是尼克松访华，至此中美关系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小球转动大球为波罗行动奠基。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时机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 4月6日，毛泽东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此后，毛泽东突然做出了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成就了乒乓外交的一段佳话。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双方建立了中美巴基斯坦秘密通道。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了他为期48小时的代号“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以“波罗”命名，意思是说这次中国之行堪比700年前的马可-波罗。作为烟幕，基辛格先到越南胡志明市、泰国曼谷、印度新德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地转了一大圈。7月8日晚，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基辛格假装肚子痛，早早离场。叶海亚-汗当即宣布，考虑到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决定邀请他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几日。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摆脱记者的追踪，乘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直飞北京。在中国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等人陪同下，基辛格于当日12时15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等在机场迎接，然后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其中关于台湾问题他表示：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周恩来则讲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着重谈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周恩来明确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基辛格表示：来访时间应该更早一点，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于是双方同意尼克松于1972年春天访华。
由于基辛格访华不可能长期保密，于是双方商定在访问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告，在公告中同时公布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7月11日吃过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按预定行程于12时20分乘坐巴基斯坦专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经过48小时的秘密访问后，返回巴基斯坦。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在各自的首都发表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这短短200个字的公告震惊了世界。直到此时，如梦方醒的记者们才知道，基辛格博士并没有在巴基斯坦的总统别墅里休养，而是去了一趟中国。“波罗”行动为尼克松访华打通了关键环节，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1972年2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陪同下，乘专机达北京。周恩来总理等党政军领导人到机场欢迎。尼克松为了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决定在他同周恩来握手之前，其他人员都留在机舱内。当尼克松走下舷梯一半时，周恩来总理等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尽头时，尼克松就伸出手去，走向周恩来，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时间足有一分钟之久。20多年来两国没有正式交往的坚冰，在两位领导人握手的一刹那间消融了。后来，毛泽东同尼克松进行了寓意深刻而又幽默风趣的谈话。尼克松又和周恩来进行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谈话，就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台湾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沟通和交流。1972年2月27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
此后，中美之间建立联络处，开始推动中美正式建交。1977年年初卡特上台以后，美国政府明确地把同中国建交作为一个战略目标。1978年7月，两国开始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晚，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和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两国正式建交。
三、恢复联合国席位始料未及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很多国家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开始讨论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然而，美国却借口改变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要问题”，须有大会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强行阻挠会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自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起，尽管美国操纵大会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但联大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不断增加。1964年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同西方大国在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产生明显的影响。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虽然继续通过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随后大会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一项要求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这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又一突破。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是中国代表权问题起根本性变化的一年，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联合国大会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时，有51票赞成，反对者仅47票，这是在历次表决这一提案的过程中，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表决结果一公布，掌声即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犹如波涛汹涌，持续很久。这是对美国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预示着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做法已走到了尽头。
无疑，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迟早的事情，但这一美好消息的到来却超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估算。因为在1971年秘密访华期间，基辛格还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使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达一周之久，80多个国家代表发言，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批评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华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提交大会讨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有三个：第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人们将其称为“两阿提案”）；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称：要从联合国中取消“中华民国代表权”属于重要问题，须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三个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10月25日，大会先表决美日等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表决结果一显示，会议厅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不少亚非国家代表高声欢笑、唱歌，有的代表甚至离开座位在走道里跳起舞来，出现了联合国历史上少有的热烈场面。接着表决“两阿提案”，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该历史性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2758号决议。2758号决议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至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法理和程序上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中国长期以来努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突破，对于提升国家威望，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非常重要。从此，中国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出现在联合国。
四、参与世界维和、派军舰护航
从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不结盟运动，再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维，中国一直在为推动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地区因民族、宗教、边界等问题陷入秩序混乱。处于该地区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维护地区和平，联合国向这些地区派出维和部队，帮助当地民众重归正常生活轨道。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承担国际义务。1990年，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截至2006年8月，中国已先后向联合国14项维和行动、9个任务区及纽约联合国总部派出维和人员5872人次，其中，成建制派出各种分队4957人次，参谋和军事观察员约915人次。
从2008年开始，为保护商船不受海盗的侵扰，中国派海军舰艇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12月，中国向索马里海域派出由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大型补给舰组成的舰队，执行维护国际海运安全的任务。这支舰队从海南出发，第一阶段的任务期大致为3个月。就此有专家指出，“中国派军舰前往亚丁湾抗击海盗是响应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亚丁湾航运的正常秩序、为中国船只保驾护航，这很正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一行动却是中国自十五世纪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海军远征，也表示中国海军走出了国门，既是展示海军实力，也是迎接大洋的实际考验。
五、解读
弱国无外交。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没落的中华帝国开始沦入世界末流国家，先后被一些西方国家欺辱，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由于国力贫弱，黄皮肤的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诬称为“东亚病夫”。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揭开了新篇章，60年来，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新中国外交不仅很好处理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很好地处理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等大国的关系；不仅很好地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还继续巩固了与非洲的传统友谊。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和技术打开了方便之门。新世纪，中国率先提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外交新思维。和谐世界的愿景，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足迹，传递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无论是中国的近邻，还是远隔千山万水的拉美、非洲，都能感受到中国践行和谐世界理念的习习“和风”。
新中国数十年外交风云，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的最突出的明证。从中苏结盟到中法建交，从恢复联合国席位到基辛格秘密访华，从三个世界划分，到“一国两制”收回香港、澳门，从大国外交，到倡导建设和谐世界都表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