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中无戏言”
面对非典危局，中央政府首先果断免去了在这次行动中采取措施不得力的两位政府高官：一位是卫生部长，一位是北京市市长。临危受命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以一句“军中无戏言”，开始了他的抗击非典的非常之旅。中央的果断举措以及王市长的务实点燃了人们抗非胜利的希望。
非典疫情发生后，国家领导人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指挥抗非工作。胡锦涛指出：“夺取防治非典型肺炎斗争的最终胜利，关键是要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制定和实施科学的防治策略。” 4月20日，当一种快速诊断非典的试剂问世第二天，他又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对科研人员表示感谢。广大医护人员在救治疾患的过程中，观察病情、收集资料、总结经验，逐步掌握了非典症状和病理的基本规律，摸索出有效的救治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中国的经验和方法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亲民总理温家宝也先后到各地，深入医院、学校、工地，检查、部署防治工作。4月26日上午，温家宝在北京财富中心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向工地负责人询问外来民工防治非典的措施，并向一些民工了解他们防治非典的方法。温说，北京的各用工单位一定要加强外来民工防治非典的工作，做到既不影响工作，又防止疫情传播。民工身体如有症状，要立即检查，采取救治措施，治疗费用由用工单位负担。用工单位不要计较一时的利益，要从国家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绝不能把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推回原籍和推向社会。民工们也要理解北京市政府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离开工地时，他还再三叮嘱工地负责人要对民工的身体经常进行检查。随后，温家宝来到位于北四环樱花西街的物美大卖场。恰逢周末，超市里顾客还不少，商品琳琅满目。员工和顾客们看见总理到来，纷纷热烈鼓掌。温家宝边走边向售货员和顾客问好致意，并提醒大家做好自我防护工作。他说，我们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完全能够满足市场供应和居民需要，广大群众对此完全可以放心。他反复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商品供应，做到不断档、不涨价，保证质量，让群众安心，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生活秩序。
温家宝还来到地处亚运村的安苑北里小区，这里居住着3000多户居民，温家宝同社区负责人和居民亲切交谈，他说，群防群治是防疫工作的重要方针，社区工作很重要，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在防治工作中的作用，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宣传普及防疫知识，让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知道防疫知识和信息，认识到非典型肺炎是可防、可治、可控制的，既要高度重视，又不必恐慌。温家宝来到小区9号楼退休工人张栋的家中，同他们一家人亲切交谈。听到安苑北里小区每天都定时消毒时，温家宝十分满意。他说，居民们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除了室内多通风，也要注意锻炼身体。临近中午，温家宝来到北京大学。在勺园１号楼留学生宿舍，温家宝对部分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说，政府十分关心在华留学生和外国专家的身体健康，为他们的学习、工作和防疫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在北大农园食堂，温家宝与同学们一起用餐，边吃边谈，仔细询问他们防疫和学习生活情况，他希望同学们加强自我防护，保重身体，安心学习，将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温家宝说，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打好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攻坚战，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重大疫情面前，大家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种种磨难，铸就了愈挫愈奋、坚韧顽强、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信经历这场与非典型肺炎斗争的考验，民族团结和凝聚力会更加增强，国家将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国家还果断采取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促使抗击非典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4月6日，卫生部公布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14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进行管理。15日，卫生部印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同日，卫生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在接诊疑似非典患者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抗击非典斗争提出总体要求：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提出切断非典传播途径的科学策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同时，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专项部署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等。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通知强调，加强非典型肺炎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必须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通知明确了五项基本任务：进一步明确各级领导的责任；建立防疫工作统一领导的机制；千方百计尽快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严格疫情报告制度；统筹安排做好各项工作。23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为进一步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24日，温家宝在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会上强调，成立这个指挥部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是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他要求，指挥部要扎扎实实做好十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做好防治工作，准确统计并及时公布疫情，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防治效果；做好卫生检疫工作；组织科技攻关，尽快找到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把农村疫情的防治工作做在前面，对城市农民工就地救治；加强学校的疫情防治工作，对患病师生要及时救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传染病防治法与防治知识；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合作；把北京市防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好。29日，卫生部要求严惩防治非典不力的医疗机构负责人，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医疗机构非典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同日，财政部和卫生部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5月1日，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就非典救治费用问题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疗机构救治非典患者简化手续，并规定检查费用和救治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采取记账方式，事后按有关规定解决。5月13日，卫生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针对非典型肺炎防治亟须解决的问题，制定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于当日发布施行。
中央高层的带头行动之多，政府制定政策的效率之高，是很多年未曾见到的。这向广大群众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对防治非典有信心、有办法。
二、“别怕，有我在哩！”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击非典战斗中，白衣天使冲在了危局第一线。众多医护人员镇定、无畏、果敢，用爱心、智慧甚至生命，拯救患者于危难之中，展现出了无私奉献的英雄风采。
解放军302医院感染一科二病区护士长唐永红，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就是这个战场上无数医护勇士中的代表。3月初，302医院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唐永红凭借多年对传染病的护理经验，预感到这种疫病的传染性绝非一般。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个别护理人员有些不知所措。有个年轻护士搂着唐永红的肩膀说：“护士长，我心里好怕，好像做噩梦似的。”这时，唐永红以军人特有的豪情，对身边的护士们说：“别怕，有我在哩！”话语中透出刚强与自信，这给护士们吃了一个定心丸。为缓解护士们的紧张，她经常在排班表上写上一些鼓励护士们的话语：“各位小姐辛苦了，注意保重身体，确保完成各项任务！目前救治任务非常艰苦，望多理解，多支持，多关心，多协助！”
不难想象，与病人接触最频繁、工作最琐碎、感染机会最多的是护士们。唐永红经常提醒大家：面对传染性极强的非典，一定要加强自我防护，严格遵守消毒隔离制度，只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良好的身体状况、平和放松的心态，我们一定能够抵御和战胜非典。进入病区后的每一天，唐永红对身边所有医务人员上岗前的隔离着装都一一过目。对新调来的医生和护士，她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戴口罩、帽子、手套、防护镜，怎样穿脱隔离衣，直到她认为合格为止。唐永红与护士们一道，为非典患者输液打针、喂水喂饭、端屎倒尿，给危重患者翻身、叩背、更换被服、调节呼吸机，一进入病区就几乎没有停歇。从3月份以来，她没有休息过一个双休日，还经常替班加班，有时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唐永红的带领下，二病区的护士们你鼓励我，我支持你，手挽着手，一直坚守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4月初，医院领导考虑到她已在一线工作了近一个月，并出现了干咳、心率加快等症状，决定让她休假。然而，唐永红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安排。她还专门去做了血常规、肺部CT等检查，在确定身体状况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找到院领导说：“现在病房护理工作这么繁忙，一些病人病情还很危重，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怎能退下呢？”就这样，唐永红与她的战友们在抗非典一线，一直工作了55天。
非典是一种特殊的疫病，患者往往因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倍感孤独。为此，唐永红发起成立了“送温馨小组”，撰写了《致非典患者的信》，入院患者人手一份。她和护士们每天都要来到病床前询问病人需要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烦恼？一一记录在案，及时帮助解决。每天下班后，她还拖着疲惫的身体，为病人炖银耳莲子羹、熬鸡汤。一些患者感激地说：“我们患病是不幸的。可是能够遇到像唐永红这样的好护士，又是非常幸运的。”
说起白衣战士我们不能不提抗击非典时期的风云人物——钟南山。他是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
2003年春节前后，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这时，钟南山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钟南山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病人或合并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疗工作相当繁重，一个病例资料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病区全部病人资料的总和。钟南山告诉自己手下的大夫：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抢救每一个病人。为此，他成立了由老中青三代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终于找到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突破口：当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阻止肺部纤维化；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这些治疗措施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钟南山勇敢地否定了卫生部所属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钟院士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认为：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指导意义。
钟南山的呼研所中，有一个家庭的5口人有4人感染。其中大儿子情绪非常不稳，经常从隔离病区冲出来，说要见太太，舍不得他太太。在钟南山的鼓舞和带动下，呼研所的医务人员像战士在一线冲锋陷阵。患者周某曾使很多医务人员感染，被转到呼研所后，医务人员明明知道有危险，仍毫不畏惧地救治。可以说，在发病高峰期，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就像战士炸碉堡，救一个，就有一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倒下。在抗击非典期间，66岁的钟南山院士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南方网的通讯称：这是一座在非典激流中，岿然屹立的南山！作为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和同事们一道冲在救治非典病人的最前线。呼研所，成为广东病情最危重病人的庇佑所。作为全省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不顾年事已高，冒着被感染危险，悉心指导救治病人，成为救治业务的主心骨。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合作，努力寻找病原，其科学家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成为学界楷模。作为一个受人敬仰的老先进典型，钟南山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广东人乃至中国人的骄傲。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中，呼研所一共有26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没有一个人逃避，没有一个人后悔。一些感染后治愈的医务人员重新披挂上阵，还笑言自己有了抗体，“百毒不侵”。据统计，截至4月19日，广医一院呼研所共收治101名非典患者，有87人康复出院。其中54人是需要插管的最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为87%（只有7人因转送太晚，或合并有其他重病而死亡）。
三、“我最担心的是传染源的切断”
2003年4月30日，北京患非典型肺炎的人数已多达2705人，临危受命的北京市代理市长王岐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最担心的是传染源的切断……传染源如果不能彻底切断，说句实在话，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战胜这个病。”因此堵截非典传染源、切断非典传染链的工作，对扑灭疫情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2500名流行病学调查队员(以下简称流调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相关部门一起，封堵住传染源、切断了传染链，化解了王市长的“心腹之患”。4月8日，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下午四点左右，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流调大队的刘秀军接到通州医院的来电：“有一名从地坛医院回来的女病人，发高烧39度，怀疑是非典患者。”刘秀军立刻戴上口罩、穿上隔离衣，来到马路对面的通州医院，对该女子做流行病学调查。可问及女病人的岁数、单位、家庭住址，女病人都不说，刘秀军一再追问，女病人就用“我发烧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话来搪塞。病人是通州区第一个非典病例，为了防止疫情在通州的蔓延，必须了解她的接触史。看到女病人惊恐的表情，刘秀军安慰她说“非典也不是不治之症，95%的病人都被治好了，疾控中心了解您家人的情况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终于，在刘秀军的谆谆诱导下，女病人提供了家庭和单位地址。刘秀军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六点，他已和有高度传染性的非典病人密切接触了两个小时，是医院规定10分钟接触时间的12倍。
4月7号晚上六点左右，疾病控制中心流调大队接到通知：三里屯小学一个叫李朋朋的小学生的爷爷、奶奶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李朋朋和他的父母是密切接触者，现在李朋朋和他的父母需被隔离。于是滕仁明和流调大队的同志用120急救车把李朋朋和他的家长从儿童医院接到了胸科医院。谁知到了胸科医院，密切接触者怎么都不愿意下车，坚持说，孩子不是非典，干吗隔离我们？腾仁明不厌其烦地对李朋朋的家长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被确诊了，你们有过密切接触，为了保护你们和孩子必须接受隔离治疗。”双方从晚上七点开始协商，终于在第二天凌晨三点，李朋朋的家长才带着孩子下车接受了隔离。流调队员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外面站了近8个小时，这期间不知废了多少口舌，打了多少求助电话，但大家就是靠一种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坚持下来了。4月8日非典被确定为传染病，隔离工作受到了《传染病防治法》的保护，同时随着群防群控措施和媒体宣传的到位，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隔离的好处，开始主动配合隔离工作。5月25日开始，北京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患病数字逐日下降，有关专家在总结时说：北京市2500名流调队员通过他们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疾病控制中心流调队对堵截传染源、切断传染链的工作获得了成功。
再看非典垃圾处理场的普通工人。当数公斤的橡胶防化服穿在身上的时候，唯一能识别他们身份的是粘在胸前的一块块布条，那上面写着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当密不透风的防化服一穿数个小时的时候，唯一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是那一袋袋的成人纸尿裤。他们的牺牲、忍耐和奉献，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平凡中的伟大。在朝阳区的一个非典垃圾处理厂内，有66人参与非典垃圾的处理工作，分为3组轮班，每组工作15天后方可去隔离休息10天。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22岁，多数在40多岁。带头的业务副场长赵敏说，在两次共一个月的工作中，面对非典垃圾，没有人因恐慌而显出怯懦，没有人说过抱怨的话，他们就是埋头干活。由于防护得当，他们保持了“零感染”纪录。在非典垃圾高峰期时，一天要拉18车垃圾，昼夜焚烧，那时候所有人轮番上阵，除了紧张工作，就是短暂休息。天一黑，焚烧垃圾的工作就开始了。他们穿防化服的时候要提前穿好纸尿裤，工作中防化服不能脱。防化服是橡胶的，厚实不透气，一个工人刚穿上还没戴面罩就热得额头出汗。戴上面罩，他们互相就认不出，只有扒着衣服看标记才知道谁是谁。而夜色里看不清标记时，要对话就先朝着对方耳朵喊：你是谁？不仅对话困难，呼吸也是憋闷的事，要通过防化服的炭罐呼吸。两个月下来，工人们经历了一个“升华”。他们是普通工人，但他们心态平和：拿着不多的工资，干着高危险的工作，在幕后默默工作，从没人提出过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建设小汤山医院是北京市抗击非典的重大举措。由于非典的传染性强，综合性医院无法做到各类病人，特别是非典病人与其他病人之间的封闭与隔离。为了保证非典病人和社会的整体安全，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应急医院，专门收治非典病人。为了快速建成这所医院，北京市20多个政府部门参加到建设指挥部中。为了边建设边为接收病人创造条件，又成立了8个和部队对口的工作组，调集了北京市6个最重要的建设公司参加这场建设。4月24日至30日，全体施工人员和现场施工人员、质量监督人员吃住在现场，奋战七天七夜，胜利完成了医院的基础工程和结构工程。小汤山医院装备了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安装了1000门电话1000部无线通信设备(小灵通)，保证每个病房与外界的联系畅通；建立了数据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安装了医疗信息处理软件，建立了电视系统，保证每个病房都能看到电视。落成的小汤山医院占地面积122亩，其中建设用地6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病床，成为一所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为了让病人尽快康复，北京旅游集团抽调了各大饭店近100名厨师为医院提供后勤保障。解放军总后勤部抽调了1200名医护人员，作医护工作。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这真是一个人间奇迹。有了甘于奉献的中国人，奇迹出现实属情理之中。
四、“我感到了个体的脆弱，但更看到了生命的力量”
为了渡过难关，中科院、北大、清华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用百倍努力争取时间，找到病原，为抗击非典奠定了科学基石。而普通百姓则用自己的爱心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传染危机。
中科院始终强调科研工作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对非典型肺炎这样一种突发疾病，中科院科技人员十分清楚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4月18日，院领导及相关人员紧急召开非典型肺炎项目讨论会，当天迅速启动800万元应急项目经费并拨下去。随之，中科院倾全院之力，部署各相关研究所启动非典病毒研究。北京基因组所、微生物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所、上海有机所、上海技物所、武汉病毒所、地理所、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纷纷加入团队，他们从基因测序、免疫试剂、RNA开发、疫苗研发和药物筛选等多方面展开攻关。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中，24小时连轴转，24小时全天候供应盒饭，这既是北京基因组所，也是中科院其他研究所科技人员在这些日子里奋力攻关的真实写照。
这次科学家只用了1个多月便找出了非典病毒。北京基因组所仅用36个小时便解开了这种病毒的基因图谱。全基因组测序后的短短4天，又研制出酶联免疫快速诊断试剂盒。上海技物所科技人员奋战8昼夜研制成“非接触性红外测温仪”，只要将仪器放在人的额前，2秒内就能测出体温。经过连日拼搏，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药物所、生化与细胞所通过与有关单位联合攻关，在非典病毒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与结构分析及药物设计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完成了非典病毒的3个关键蛋白的表达。这是继非典病毒分离成功、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完成后又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从武汉病毒所进行病毒分离培养，微生物所等进行疫苗研制，上海药物所进行药物筛选，到动物所、地理所的疾病流行分析和预测，中科院围绕非典快速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科学研究，体现出中科院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中科院研究人员在这些日子里不仅仅争分夺秒、日夜奋战，而且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深入一线采集病毒样本，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奉献的精神更加令人感动。此外，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科研机构也为防治非典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导演谢飞坦言：他看到了生命的力量。2003年8月16日，谢飞在回忆自己遭遇非典病毒经历时说：“我感到了个体的脆弱，但更看到了生命的力量。在中国有一些可爱的生命逝去了。但同时也有令人振奋的一面。当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防控病毒时，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中华民族所蕴涵的巨大生命力。”自4月26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后，谢飞在地坛医院接受了20多天的治疗，于5月16日顺利出院。这位61岁的电影人是地坛医院收治的年龄最大的非典患者。刚入院时病情十分严重，胃部痉挛，肺部供氧严重不足，体温高达39摄氏度，医院将他列为重症患者。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谢飞的病情很快好转，4月28日，他从病房里给朋友们发出手机短信：“今天已闯过了14天的鬼门关，死里逃生，体温呼吸正常，开始恢复，谢谢连日关怀。”谢飞的主治大夫蒋荣猛说，谢飞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情绪，积极配合治疗，这对治愈康复有着很大的影响。“刚入院时，我们就要求他不要打电话，因为说话过多会使耗氧增加，不利于治疗。结果，这位大忙人一下子就把手机关了。”在住院治疗期间，最让谢飞难忘的是许多陌生人的关心。“我一共收到了七八封并不相识的影迷的来信，有的给我寄来了药方，有的鼓励我，这都让我很感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一直没有来得及回信。”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人性。平民百姓的伟大人性在抗击非典战役中尽显无遗，这正是帮助我们成功战胜非典的精神支柱。其中，西部省份的甘肃定西地区百姓在抗击非典中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位于甘肃中部的定西地区，十年九旱，工业薄弱，是全国有名的扶贫对象，号称“苦甲天下”。整个地区缺医少药，人均医药费不足发达地区的1/4。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治好了5名非典病人，阻止了非典在本地的传播，全区未发生一例二次传染现象，所有医务人员安然无恙，挡住了非典的西进。这里仅选取两例事迹，以展现他们的实绩。4月18日下午，一架来自北京的客机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机上走下一位步履蹒跚、情绪颓丧、年约六旬的老人。这位老人是几年来跟随儿子在京经商、家居定西地区会宁县头寨乡马家堡村的农民马思成。他的妻子在京被非典夺去生命，马思成回乡，只想骨留故里。回到定西第二天，由于发烧，他被送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非典，他被隔离治疗。马思成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不愿配合治疗，拒绝吃药，拒绝进食，还拔掉输液的管子。定西地委书记石晶和行署专员武文斌主持召开多次会议，研究方案。于是在老马和医院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拉锯战。医生护士向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可治愈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鲜花、慰问信、温情的话语、可口的饮食，终于使老马感动了、醒悟了。他开始眷恋人生，配合治疗。36天后，他痊愈了。4月中旬的一天，半夜12点多，一位在广东打工的青年农民返回定西通渭县。“爹！娘！我回来了！”儿子边喊边敲门。爹娘答应着，屋里灯亮了。父亲隔门劝慰儿子说，现在闹非典，上边有文件，村里有制度，户户联防，咱不能破例。外出回乡的人，要一律先检查、后留观，一个也不让漏掉。咱不能为了自家坑了大家。孩子理解父母、理解家乡，不再要求进屋，按照父亲的提议，把驴圈的栅栏门摘下来，临时搭了铺。父母把被褥和饭菜从门外递出来。大清早，父亲报告了防疫站，医护人员登门对青年进行体检，并按规定对他留观。如此对待打工回乡人员，是定西的普遍做法。在防治非典面前，定西精心科学防治、严格周密管理，使得本地无患者产生，所有医护人员也无一受到感染。
河南一位抗美援朝老英雄因劳累过度，殉职抗非第一线。6月5日，河南省商丘市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向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以身殉职的老军人孙吉友学习。孙吉友老人曾在赴朝参战时立下战功，光荣负伤，火线入党。复员回乡后，一直担任村干部。防治非典工作展开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及患有严重高血压病，带领民兵排查摸底，掌握外出务工人员情况，向外出务工人员发出劝阻信，同时打电话劝阻返乡人员200余次，负责对外出返乡的63名人员的隔离工作。在自己身体一天天衰弱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5月16日，孙吉友愈发感到不舒服，在家人劝说下，他到卫生院拿了点药后，又返回抗非典一线岗位，终因劳累过度，于5月20日凌晨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平凡中孕育伟大。可以说，抗击非典取得胜利，和祖国各条战线上的普通百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五、解读
2003年6月24日，是很多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我们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历经4月遭遇战、5月攻坚战、6月大决战，中国在这一天迎来了“抗非”胜利。
回望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们不能忘记党中央、国务院带领我们抗击非典所采取的举措。在防治非典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决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深入防治非典的第一线，强调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求各级政府把防治非典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系统。我们不能忘记广大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患者，救死扶伤而建立的不朽功勋。一些同志为了抢救患者，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不能忘记，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响应号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群防群控，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为战胜疫病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在我们抗击非典最困难的时刻，与我们团结合作，并多次深入到医院、病房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在防治非典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广大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传递信息、动员群众、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等方面做出的艰苦的努力。
更不应该忘记的是在抗击非典中彰显的伟大民族精神。多难兴邦。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唯有那些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考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天灾人祸的民族，才能培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唯有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才堪称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的民族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们从那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日夜奋战在救护和科研第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身上，看到了当年三江军民抗洪抢险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从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抗击非典的实践中，感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体验着民族精神的绚丽光彩。抗击非典的过程是我们坚定信心，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
更为可贵的是，非典后期，我们痛定思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思想，为以后妥善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十一章 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计划经济下的荒谬怪事
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有些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再看，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运输上、时间上的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计划经济的条块控制却不允许。上述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极其罕见的，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司空见惯。
当时中国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模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立基础设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带有相当多的弊端，主要是权力高度集中，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要由行政计划部门决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不能发挥创造性，积极性，效益低下；造成企业失去活力，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大陆，豆腐、肉类食品以及80年代的棉布等供不应求，都要凭票供应。“文革”时期，计划色彩更加严重。
二、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他调整了经济发展思路。1978年1月，他在同四川省领导同志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这句话实际上既点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表示要对旧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1979年，邓小平针对这一弊端，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邓小平在1992年给出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答案。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坐着专列火车开始了他的南巡，第一站是长江之畔的内陆港大城市武汉。1月19日到达深圳特区，深圳是他的杰作，有人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邓小平出现在深圳，极力称赞这个城市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样板。邓小平在南方一直呆到2月中旬，先后到了深圳、珠海、上海。这次南方视察后来被人称为邓公南巡。一路上，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言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邓小平把反对改革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不敢往前走。他公开要求撤销反对改革的人的职务。这次南巡过程中，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冲破了长期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计划、市场与意识形态挂钩的迷雾，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手段性质，为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月26日，一篇以邓小平考察深圳为内容的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刊发在《深圳特区报》上，通讯很快被新华社和国内各大媒体转发。3月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小平南巡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他的重要讲话内容。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路不谋而合。
三、江泽民总书记深夜打来电话
1992年4月1日深夜，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接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江泽民吩咐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个建议。体改委主任迅速布置召开了相关研讨会。这年6月，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来到了中央党校，这是一所培训中共高级干部的机构。江泽民来的时候，中共主要的省部级高级干部大多在这里学习。江泽民向他们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建立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时，对江泽民的讲话表示赞成。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邓小平的关键支持，对于力图推行市场经济的江泽民来说十分重要。这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五年后召开的十五大上，决定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就市场经济建言献策
人们还记得，为中美关系改善作出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中国决定是否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件事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是因为，在国家体改委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基辛格博士发来论文指出在当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没有比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题目更重要的问题了。基辛格说，他很赞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主持了这一研讨会。基辛格还提出三点看法，一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纯粹的市场制度和计划经济。并举例说，美国无疑是所谓最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政府仍在一系列的部门中（如石油、天然气、电讯等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其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他说，一个改革方案在某个国家运转很好，但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没有两个一样的国家。他同时认为，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确有一些共同点可以考虑。他讲了7个特点。基辛格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经济生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显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基辛格的这一观点，被国家体改委主任直接递交了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市场经济”四个字让入世谈判足足谈了六年
1986年至1989年间，中国复关谈判十分艰苦，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在于四个字“市场经济。”因为这4个字谈了6年。
开始谈判时，当时中国的不少“新名词”让西方人难以理解。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不敢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当时中国对外称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外国人不了解什么用意。美国就曾在审议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中国到底是哪一种经济体制。中国讲不清楚，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西方谈判代表就问一个问题，“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迫于国内政治氛围，谁也不敢讲！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领导召开的十四大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对其他国家的代表讲，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日内瓦还是引起极大轰动，会议当即作出决定，结束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从此，“复关”谈判进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步入了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阶段。而此时距中国提出复关申请已有6年光阴。
由邓小平亲自开创，其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初建，已经显示出相当威力，机制也在日益完善。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布局不尽合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有待扩大，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较大，农民增收的后劲不足；就业矛盾突出，下岗再就业、大学生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等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重要核心技术依然被发达国家掌握；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缓慢；宏观改革落后于微观改革，尤其是投资财税体制改革进展不快，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缺陷，金融风险较大；社会保障层次低、漏洞多、覆盖面不够宽；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缓慢，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较弱。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10月在京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逐渐形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第一，不断增强执政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第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日益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成绩明显。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国有经济活力有所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三是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建立。四是，现代市场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入正轨。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六、解读
应该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从酝酿到制定改革目标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至今不过几十年，而西方国家已经在其中浸泡几百年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大不一样。它体现了我们执政目标的价值取向是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体现了我们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用宏观调控这一社会主义的优势来弥补市场缺陷，解决市场失灵的世界性难题。但这是一个探索，能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的结合起来，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与努力。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急需健全。执政党专门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单独列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部分，对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部署。
但正是因为是一种探索，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万能的，一切都交给市场来解决；也不能过于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把一切都交给政府来解决。最佳方案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角色明确，责任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