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业化的艰难探索
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共领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皆是基于一种世情和国情的局限之下。所谓世情，就是国际上两大阵营日益对立，中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下。同时，就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工业化路径也处在转型时期。所谓国情，就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在苏联帮助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外，国家安全也一直是中央决策层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早在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建国前夕，***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这说明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共领导人就对中国未来工业化的道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该经济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目标，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二）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农业的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农业集体所有制。大跃进时期，更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从而建立起城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而由政府作为投资的唯一主体，甚至管理国营企业，大大扩展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排除了市场机制，同时，也使得企业丧失了应有的权利和活力。
（三）推行赶超战略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
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并构建起与该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宏观政策环境。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从国家内部加以解决。除了农业“剪刀差”以外，还有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因此，国家除了彻底排除市场机制，采取扭曲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进而构建起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外，还采取统收统支，剥夺企业自主权，最后建立起将企业剩余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的微观机制。
正是在上述制度安排和体制背景下，中共领袖开始探讨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问题。尽管早在1956年，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就提出“以苏为戒”的号召，试图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正如后来历史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正是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特征下来探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始终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苏联模式。
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推进
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是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而逐步深入的。尽管囿于主客观条件未能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它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一）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同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也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雏形。
在“以苏为戒”思想的指引下，自中共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领袖多次提及现代化的思想和概念。但总体来说，在1957年以前，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领袖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仍比较单一，尚未突破传统理论的思维框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此时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已经萌芽，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工业的本身，还提出了农业、文化等方面，这些思想火花，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中日益明晰起来。
（二）现代化思想的逐步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这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成功，遂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肇始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就是毛泽东亲自酝酿和发动的一场希望能够超英赶美、同时赶上前苏联，并尽可能快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一场经济运动。然而，脱离客观实际的“大跃进”运动发动不久，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问题迭出，困难局面开始显现并日益加剧，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能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国内各级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目。由读书引发的理论思考发展了中共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较为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是从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这一时期开始的。
还在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当时国内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次讲话中的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提法，从字面来看只差了国防方面。
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所谓的“原来要求”，就是指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的三个现代化的要求。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0年1月4日，周恩来又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和现代化国防。这样才会建成一个既富且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0年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研讨会发言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中，再一次提到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提出和平友好的友邦关系，有利于一切争端的解决。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总之，在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这段时期里，以毛、周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频繁使用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说明中共领导层就这个提法逐步趋近一致。但由于国民经济局面的迅速恶化，使得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国民经济调整这一工作的上面，因此，四个现代化的正式提出还没有提上日程。
（三）“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完善
从已经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里首次公布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概念的是1961年9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该文件指出三年“大跃进”，使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1961年年底和1962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全力以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时期。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和调整措施的出台转移了中央决策层的工作重点。直到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以后，有关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才逐步提上日程。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第二天，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公开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也随之中断了。1974年年底，毛泽东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在第二步设想前特别加上了“在本世纪内”几个字，明确表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 “在本世纪内”或“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并且使这一口号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宣传，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总之，“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萌芽到丰富发展，直到最后的完善，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它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该思想由毛泽东最早提出，其他领导成员则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对此，身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见证了这一思想的滥觞与发展历程。1980年4月1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演变
从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出台，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而不断发展的。其发展趋向由单一工业向多维产业迈进，其发展路径则由探索农轻重比重的单一维度向国家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多元维度靠近。
（一）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在建国初期，***是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思考较多的一个领导人，也比较有代表性。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思想得到党内决策层的肯定。在中共党内领袖中，***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有关设想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体分为三个步骤是：首先，“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
在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刚刚确立并施行，模仿苏联模式中的弊端尚未显现，因此，要在这个时期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之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二）“两步走”发展战略
“大跃进”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挫折触动了中央领导的思想心弦。于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号召读马恩经典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水平，探索发展之路。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其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再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实施问题。并通过了自1975年就着手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四个现代化的“二十三年设想”。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后以后，经济工作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而且，他还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应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但他同时对现代化的水平、所能取得的成绩和困难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等中共领袖的脑海中，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有区别的。不久以后，即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将四个现代化具体量化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他对大平正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总之，这一时期直到1987年以前，邓小平反复提到四个现代化，即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可行性，也说明了实现的艰巨性。这既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又使得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经过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中共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重要论断，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至此，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完全形成。
四、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原因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目标提法的转变，从其当时的世界背景来看，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国内背景来看，对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深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也日益深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提法转换的原因。
（一）“工业国”、“工业化”的提法不完全
在“以苏为戒”思想指导下，中共领袖通过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和我国以钢为纲的经验教训，觉察到了工业化等传统提法的弊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即“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提法为此后不久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自毛泽东酝酿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后不久，即在1958年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于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中大办工业，“多快好省”、“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提法和口号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快字当头、工字为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加剧。因此，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经济建设中纠偏的问题。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的雏形后，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想发挥，使其日臻完善。如在1963年8月，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中曾谈到，1966到1975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认为：“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化的思想，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萌芽和发展的，这是该思想的内生因素。
（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国仍处于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中，但中共领袖高度关注着世情的发展与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战后军工技术向民用工业转移，使战争中最先使用的高科技成果及时应用于工农业等领域，直接带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原子能、雷达、声纳、喷气式、火箭技术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各个产业的联动作用，从而使得西方世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了科技革命的高潮。
同以往只涉及自然科学某个领域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科技革命不同，这一时期的科技革命几乎在各个科技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着距离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到后工业时代，因此，探讨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的问题成为一种世界思潮。
五、解读
尽管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中共领袖始终未能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们的确都在一直致力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共领袖对于超英赶美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如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谈到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问题。此后，他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谈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3年，周恩来谈到远期的奋斗目标时也指出，“我看不要把走在世界最前列作为重点，还是提四个现代化。”
尽管超英赶美的目标没有放弃，但似乎中共领袖对此问题的长期性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莫不如脚踏实地地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中国也提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共领袖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步骤都作出了越来越明晰的概括，从而为我国的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对于以后我国能够集合全国之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都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第十二章 巨龙腾飞绘蓝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
一、廓清理论盲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一）“文革”结束与“洋跃进”出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普通百姓，都希望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出现崭新的景象，开创新的局面。
1977年9月，李先念、余秋里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新的《十年规划纲要》，是在1975年规划纲要基础上修订形成的。新纲要与原纲要一脉相承，只是其中的一些指标做了重新修订。
《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1978 年到1985 年，我国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粗错的算下来，该纲要的全国基本投资额度，差不多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仅宝钢一项就要200亿元。
为了实现《十年规划纲要》的目标，国务院又制定了八年引进计划。八年引进的项目包括支农工业、轻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方面，共需外汇65亿美元。1977年7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计划。
1978年3月，中央又批准了一批追加的项目，从65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
就这样，我国的建设很快出现了“洋跃进”的局面。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总之，通过“洋跃进”的教训，党内决策层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国民经济调整为契机，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和发展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现状与过高的社会期望形成的尖锐矛盾，使得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思想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发展目标，但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陈云、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发出了降低目标、调整政策的声音。
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在不折腾的条件下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陈云、李先念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现状，在1979年3月提出了“需要两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并很快被中共中央所接受。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表达了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通过阶段性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思考。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见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邓小平关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中国式界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的探讨留下了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
在中共中央进行政策调整和理论探索的同时，理论界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和思考。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冯兰瑞等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他们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出发，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们的观点和著述引起学界和理论的一场影响较大的理论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制度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的首次出现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系列稿件中。1981年5月16日，在准备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中，就出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判断，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提法，昭示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崭新时代的到来。
尽管早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就正式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从一种提法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指导理论，则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仍坚持了历史决议中的提法，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1986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重申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于光远认为，这个表述“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
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我国陆续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探索引发了各种理论思潮，也引起了人民思想的混乱，甚至有些人认为在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此，认清我国处于怎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1987年8月，邓小平明确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全面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种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确立的标志。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者回答了我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界定了我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后者则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略。随着中共十五大、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共和中央政府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并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成功描绘出了中国经济社会伟大复兴的改革蓝图，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一）基本路线的内容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
但是，在制定和贯彻基本路线的过程汇总中，还是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的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是一切政策的纲，而改革开放只是个目，其目的就是借反自由化、反资本主义来否定改革开放。也有的人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期，开放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按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办事，凡是不适合国际惯例的通通要改，并借此来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中国应该彻底地改革，完全按照西方世界的逻辑行事。
对于上述两种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和纠正。在现实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同时，也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来推动改革开放，否则，我们所坚持的只能是完全资本化的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既是它语重心长的心里话，也是他的政治交代。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能够较快地实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想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二）基本路线的充实与发展
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后，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新要求而提出来的深刻思想，它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基本路线的内容。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现有的较为雄厚的国力基础上，我国的经济社会应当而且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也是对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新要求。科学发展观正是着眼于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在总体上充实和提升了基本路线。这是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必须科学发展；另一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能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做了补充：由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社会主义“三步走”发展战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国家走向强盛，人民迈向富裕是中共中央决策层一个坚定不移的既定目标。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我国就已经有了“两步走”的设想。那么，“三步走”战略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可以说，中国“三步走”战略的形成，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不懈探索。亲身经历过数次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大折腾所带来的教训和痛苦。在逐步摸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步骤等问题有了比较务实的看法。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他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他第一次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用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当年12月29日，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概念，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虽然是小康之家，肯定日子比较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
（一）翻两番的提出
1980年7月17日至20日，在姚依林汇报十年规划设想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从1981年到1990年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翻一番？进而提出，是否考虑分成两段，十年或略多一点时间翻一番，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人民受益不能只表现在工资上，还要看住宅、教育、就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房维中讲到他亲自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切身感到这既鼓了大家的劲，又实事求是，不搞高指标。
1982年7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了《二十年设想和“六五”计划》的汇报提纲，回答了二十年翻两番是能够做到的，前十年速度慢一点，后十年速度将高于前十年，前十年和后十年是衔接的。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个汇报，说：可以了，就这个样子了，到“七五”末期能同“八五”、“九五”衔接上，出现一个大发展，我就放心了。
在中共中央决定翻两番目标的时候，也有的人对此表示担心。为了统一思想，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曾要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能够从理论方面来论证一下这个问题。孙冶方作为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曾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1964年，说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名言和其他的理论观点，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中共十二大召开时，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曾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但也有人信心不足，认为目标定得太高，又要犯浮夸与冒进的老毛病。于是，中央领导便请他写篇文章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看到他的大会发言后，曾专门到医院来和孙冶方商讨。孙冶方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
孙冶方的《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文章见报当天，下午两点，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随后，中共十二大通过了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前十年打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战略部署。为具体了解2000年是不是可以达到“翻两番”，怎么个翻法，1983年2月，小平同志亲自到浙江、江苏考察后，满怀信心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接着他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讲：“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
中共十二大 “翻两番”的宏伟目标，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这些发展速度，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二）小康社会的建设
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同志全面阐述了他的构想：“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首先在1987年提前3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的目标，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了小康，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汇率计算突破了1万亿美元，圆满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当初的设想。
按照“三步走”战略，进入小康，只是实现了第一、第二步的目标。“三步走”虽然已经走完了两步，但不等于走完了中国现代化全程的2/3。这是因为前两步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而第三步要用差不多50年左右的时间。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根据“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结合我国实现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实践，对原有“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展开，详细地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将其分为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逐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由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间约50年，跨度比较大，所以中共十六大确定将21世纪头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是第二步与第三步战略目标之间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报告还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给全面小康社会注入一个重要的新内涵。那就是：首次提出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而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尚没有使用“人均”口径。对此，有专家分析说：中国人口较多，如果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可以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但是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提高，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可以反映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四、解读
早在1939年，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由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盛行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中共成立以来，认清国情与否也是关乎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扩大与冲击，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无不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党人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典范。它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更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准确地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保证了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同样是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依据，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