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黄陂行
从常州到武汉，最方便的路线是由镇江过长江，从瓜洲渡口登轮，溯大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汉口。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瓜洲，是瞿秋白的旧游之地，风物依然，它只能引起几缕思乡的愁绪。船行的前一站码头是浦口，在浦口停留中，可以下船过江到南京一游。这时的南京，是直系军阀、长江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冯国璋驻节之地。冯国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争夺北洋政府的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宝座，这时已见分晓：10月30日北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冯为副总统，11月8日冯在南京就职。南京城里，六朝的豪侈已经逝去，余下的只是破落和衰败。瞿秋白照例要到象征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走走。这时，秦淮河已是一道臭水沟，景况萧条：“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夫子庙旁边有一排茶楼，其中一家壁上挂着一副对联，联云：“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长圆”。尽管世道沧桑，有钱人对于饮食男女的欲望，却从不降低水准。大众生活每况愈下，官僚豪客们的奢靡腐化却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闹酒，天开不夜，正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上层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给瞿秋白的印象是强烈的。后来，他对于这次旅行，写了如下的话：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1］
纯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纯白。他比瞿秋白大十岁，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纯伯，以字行。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2］。这时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以满足“饥渴似的智识欲”，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3］。
不久，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录取，学习英语。那时的学校，特别是某些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有些教员在国外镀了几年金，本事没有学到家，确实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也都很差。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哪里能够满足渴求知识的愿望呢？瞿秋白不满意于武昌外国语学校，同时“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他到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结果，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黄陂周家与瞿秋白家是两代亲戚，即所谓亲上加亲。瞿秋白的二姑母阿多嫁给周福孙（曾任翰林院编修），生子周均量（君亮）。周均量娶瞿世珪（秋圃）的五女、瞿秋白的堂姐瞿兰冰（懋陛）为妻。周均量的曾祖父周恒祺（福陔），做过山东巡抚、漕运总督，致仕后回籍，寓居武昌与瞿赓甫往还甚密，因而结为姻亲。当瞿秋白来到周家时，姑母阿多把他一手揽在怀里，痛哭失声［4］。
在周家，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的唯一爱好是读书。周家后栋有一座小园，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家塾，由周均量教读。瞿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朝朝暮暮，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四史。晚间还在灯下一直读到深夜。周君亮三弟君适与他同榻而睡，有时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苦读。瞿秋白身体虚弱，面容消瘦，经常咳嗽。姑母和堂姐请中医诊脉，医生说他是初期肺病，嘱他按方服药，并注意休息调养。姑母劝他不要深夜读书，早些睡下。他总是说没有什么大病，等大家睡熟，还是悄悄地阅读到深夜。后来他请堂姐在窗上挂一厚窗帘，不使灯光外露，以免姑母又发现他深夜读书。除了读书外，他有时画山水画、篆刻印章。
瞿秋白在黄陂很少到街上游逛。只有一次，1917年的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满城箫鼓爆竹之声，十分热闹。周家弟兄邀他去看龙灯，他却提议到离闹市较远的铁锁龙潭去赏月。据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把一条龙锁在潭里，潭中铁柱拴一铁链，下垂潭底，因此，称为铁锁龙潭。在小小的黄陂，它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靠近城墙，清静冷僻。面对寒空的月色，清澈的潭影，瞿秋白高吟着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着又吟杜甫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句诗他反复念了几遍，声调愈来愈低沉。他是在怀念远在杭州的弟妹了。周家兄弟问他潭中锁着龙吗？
他微笑着说，对这种传说，何必认真，随即把《史记》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5］。
瞿秋白到黄陂不久，瞿稚彬携阿垚也来到黄陂［6］。阿垚在周氏家塾读书，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一首五言绝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罚他跪下。瞿秋白走进书房，看见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声喝叫：“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读书，也不和瞿秋白说话。过了两三天，瞿秋白对周均量说：我不是袒护弟弟，只是反对这样的教育方法，体罚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总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聋，脑子迟钝，瞿秋白为此深感苦恼。
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瞿秋白由于表兄的帮助，对诗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时他所写的诗词，一首也没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与周均量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佛学也津津乐道。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涉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周均量的诱导，使他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这时，他读了《成唯识论》［7］、《大知度论》［8］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瞿秋白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里固然有政治哀伤，但主要的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是无法逃掉的，也许只有在佛学的说教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进一步探索的兴味，结果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9］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适逢堂兄瞿纯白返回北京，于是瞿秋白便跟着他顺京汉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一切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希求有所作为的青年，终究要被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俄文专修馆
到北京后，瞿秋白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这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门右侧客房。
江南华北，风光迥异，北京的风情，对这一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暇无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车，漫游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迹名胜，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沧桑，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的脉络。只是这些足以使人流连叹息的陈迹，很少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10］。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11］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12］。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13］。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14］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15］；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16］。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17］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18］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
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19］
苦闷与彷徨
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反复的角逐中，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一度获胜，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间，中国几乎完全成为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榨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绝不逊色。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这时的苦闷和彷徨达于顶点。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后来严肃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吉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20］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1］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2］ 民国二年重修《瞿氏宗谱》卷六。
［3］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4］ 参见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第22～24页。
［5］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6］ 瞿稚彬、阿垚到黄陂的时间有两说：周君适说与瞿秋白同来；瞿轶群说秋白先到，稚彬父子晚来。此处从瞿轶群说。
［7］ 《成唯识论》，略称《唯识论》，佛书名，十卷。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唐玄奘自印度取回译集。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注释书多种，以玄奘弟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学者所重，甚至比本论影响还大。
［8］ 《大知度论》，略称《知度论》、《知识》、《大论》，亦译《摩诃般若释论》，佛书名。古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是论释《大品般若经》的论书，汉文译本只是龙树原著的一小部分。引经很多，是研究大乘佛教的重要资料。
［9］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10］ 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75页。
［11］ 《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12］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13］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未刊稿。
［14］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15］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未刊稿。
［16］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17］ 瞿重华口述、韩斌生整理：《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瞿秋白研究资料》，第39页。
［18］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未刊稿。
［19］ 据羊牧之回忆。《党史资料》丛刊总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页。
［20］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