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检讨错误，承担责任，远东局对此表示满意。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并支持三中全会决议，说中共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瞿秋白得到远东局信任，实际主持着中央工作。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原来支持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远东局，也改变腔调，摆脱干系。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10月下旬由苏联回国的沈泽民、夏曦、陈昌浩、何克全、李竹声等人那里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改变其原先拥护三中全会的立场，转而疯狂地反对三中全会，标榜他的一贯正确，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指瞿秋白——作者注）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王明与陈道原、秦邦宪秘密成立宗派小组织，周密策划，以新任远东局书记、共产国际代表为靠山，必欲彻底改造中共中央的领导并取而代之。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
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11月，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后，被责令检查。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条意见：（1）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活动；（2）召集中共中央全会；（3）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原先在三中全会已经认错的李立三，这时竟反戈一击说“秋白主义”是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瞿秋白使用了“两面派手段”。张国焘、蔡和森、黄平等人也纷纷指责瞿秋白是“真正的小团体的代表”，用“两面派”对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真实、真诚全无，只剩下黑白颠倒的谎言了。
11月，米夫来到中国后，即直接插手中共中央内部事务，迫使瞿秋白等推翻原来所有决议，并支持王明一伙的宗派夺权计划。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一伙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博古）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行径，是莫斯科某些领导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提议在江西苏区建立中共中央局，稍后委任的九名成员是项英、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蔡和森、毛泽东、朱德、顾作霖、李文林。后来组成的中央局，除蔡、李外，还有瞿秋白没有到任。米夫在2月下旬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他曾与瞿秋白谈话，瞿表示拒绝做政治性工作，而更乐意从事翻译或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5月间，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请求，同意瞿秋白到苏联治病。这时，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回国，共产国际又要求中共让瞿秋白作为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苏。米夫、王明绝不会给瞿秋白东山再起之机。这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最终由王明而非瞿秋白担任，瞿也就失去赴苏治病的机会。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