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变成了任列强宰割的羔羊。然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斗争，一批批仁人志士坚持不懈地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斗争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胜利。
20世纪中国的命运是与世界几大潮流发展及国际秩序变迁紧密相关的。今日的中国与20世纪初已不可同日而语。1900年，中国正遭受着“八国联军”的入侵，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受到空前的损害。那时，中国的命运是由西方列强主宰着的。但是百年之后，中国已走在复兴、崛起之路上，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让世界刮目相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潮流作用的结果，而中国的复兴又使诸多世界潮流更加壮大。
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到1949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美国试图阻止这一进程，所以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中国采取遏制、封锁、孤立政策，但最终是徒劳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国内建设上出现过许多失误，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却不断提高，与中国建交并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国家日益增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间还会提前。 即便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有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到1971年6月，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超过了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 这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态，它表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已经为时不远了。
其次是多极化。中国既是多极化的受益者，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并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极大地促进了两极格局的强化，使美国所能称霸的范围大大缩小。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较量等于是打了个平手，但其象征意义尤为重要：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逐渐拉开了同苏联集团的距离，在国际事务中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使第三世界的力量更加壮大。两极格局的根基开始动摇。中国成功地掌握“两弹一星”不仅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而且标志着超级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核武器时代的终结。中国重返联合国既是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也是第三世界的胜利，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了第三世界的一个席位，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地位同步提升。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表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和地位已经得到美国的认可。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当初寻求“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实美国并没有减弱其控制一个正转向多极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 可见，中国与多极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是和平与发展。二战以后的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和求发展趋势为中国独立地位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到了8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将之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凸显中国要顺应和平与发展这个历史潮流，要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是全球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非中心”地位，并且必须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但是中国认识到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因此要融入全球化大潮，并充分利用其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正是由于中国顺应了全球化这个历史潮流，所以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会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才会使自己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中国的复兴与崛起是必然的，是诸多世界潮流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潮流的发展是不依哪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了的。
<卡鹏特谈中国崛起>
问：你怎样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强大吗？
答：有潜在能力，但有许多障碍。中国会面临很困难的变迁，主要源于很脆弱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外，还有经济增长，虽然它能吸收农村居民迁移到大城市来。你们在几年内能够有健康的增长率。去年经济增长率为8.5%，但你们不得不维持接近这个增长率，所以你们没有失业上升，没有社会不满。但有些问题是中国要面临的，它们可能延迟中国崛起为大国的进程。但是我认为，早晚中国很有可能变成经济上的大国，然而最终成为军事大国。我意指那需要时间。美国在成为军事大国前，已经有几十年经济大国的历史了。日本今天是个经济大国，但不是军事大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2020年的形势，当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力量的时候，仍然不是真正美国军事竞争对手。那可能需要再有15-20年。
<理查德·贝兹谈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前景?
答：我同意美中关系一直起伏不定的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关系改善。那一阶段过去，关系变坏。从美国的观点看有两个问题。一个台湾问题；另一个是中国崛起问题。后者不必然成为一个问题，但历史地看，当其他国家开始崛起时，现存大国都感到不舒服。所以焦点是控制那种倾向。
问：您怎样看现实主义的大国崛起引起国际冲突的理论？
答：我不认为这样。不过，过去20年中国确实成长很快。虽然很多事情可能会影响它的发展，但是如果中国的成长继续下去，即使以90年代增长率的一半的速度，中国变成一个重要的大国也不会需要很长时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可能性却是危险的。如果中国出现动荡，如果出现经济混乱，政治动荡，就是很危险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坏事情可能发生。
<林蔚谈中国崛起的影响>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答：我只想谈一下，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很显然，那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首先是人的变化。你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于你们受教育之前的那一代。你们曾出国旅行，你们有独立性。你们虽然没干什么，但读书并写书，你们将要求成为真正的公民。那是个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具备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所有东西。如果中国不断变化，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当然，早在晚清时期，中国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了。那时你们对洋务运动持有极大的乐观态度。实际上你们有许多变化，巨大的变化。选举改革，经济改革，甚至有了政治改革的计划。但是它们都失败了。在共和国时期，你们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你们的军事力量有巨大增加。
问题是过去的改革为什么失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权力只由一个很小的、封闭的、自我授权的集团掌控着。你们有满族朝廷，是由满族家族掌控着，其他中国人不能加入满族家族。在国民党统治下，你们有家族集团。后来有了共产党，谁统治，如何统治，是不清楚的。所有这三者都是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民来说，他们不是党的成员，共产党是与他们相分离的物体。
二、 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经过100多年的拚搏、奋斗，中华民族不仅争取到了民族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繁荣富强、和平崛起的道路。新世纪之初，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地方。“世界工厂”、“新兴大市场”、“世界经济的引擎”等等桂冠被戴在中国头上。然而，中国并没有被这些桂冠盖住双眼，也没有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中国在按既定的道路前进，要在本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芮效俭谈中国和平崛起＞
问：有些美国学者，如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崛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要看中国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
在近现代历史上，有几个崛起失败的例子，它们是18世纪末大革命后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苏联。法、德、日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导致它们的崛起失败并改变了它们后来的发展道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说避免了这种错误，它只是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从未允许这种竞争转变成公开的战争。不过，如果苏联不是因为它有广阔的地域，它也难免犯这种错误。而且苏联也没有强大到进行上述那种竞争的地步。
如果中国遵循这种崛起模式，即变得强大后便不满足于现有的条件，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资源、领土及其他任何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开始同它的邻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它就会重蹈历史覆辙。
历史上也有崛起成功的例子，有两个较为典型。首先是美国。当美国在19世纪崛起时，大国都聚集在欧洲，但是那时，这些大国却资助了美国的崛起，它们向美国提供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参与了美国的崛起。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直接同欧洲大国发生冲突，但是它却同较小的力量——西班牙发生了冲突，有过一场美西战争。美国为了扩张还同墨西哥打过仗。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美国没有破坏世界秩序。后来美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那不是因为美国的崛起，不是因为“新大国”的崛起，而是因为“旧大国”成为对手，先打了起来。这是美国崛起与法、德、日崛起的根本不同。美国崛起基本上没有破坏国际秩序，也没有同大国发生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二战后的欧洲。我把欧洲看成一个“大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再是由许多势不两立的国家组成的“旧欧洲”，而是形成了欧洲联盟，并且逐渐形成了寻求普遍身份认同的欧洲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欧盟创造了一个与大国等价的新力量。人们现在正讨论美国是否有意愿卷入同欧洲的根本性对抗？我自己的看法是，某些方面的对抗正在出现。当然，美欧间也有广泛的合作。虽然你可以说二战后欧洲崛起了或日本崛起了，但是二者对美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导致同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对抗。所以那种“新大国”崛起必定破坏国际秩序的假定是错误的。大国崛起是否会破坏国际秩序，部分取决于它们所推行的政策，部分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行国际秩序，多大程度上要对国际秩序进行革命。比如1789革命后的法国，基本上不接受欧洲秩序。美国则没有那样做，二战后欧洲和日本也没那样做。它们没有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问：问题是，如果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国能接受吗？
答：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会导致同美国的冲突问题，简单回答是，如果冲突发生，那是不必要的。这取决于双方的智慧。如果中国采取正确的政策，并且美国对中国正变得强大这一事实做出正确的反应，就不会冲突。历史上已有先例。目前的美中反恐合作正起着意义深远的作用，因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期间其他一些问题正变得更加重要。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各种问题综合起来考察。比如，就日本和德国的例子来说，伴随着扩张，它们要控制原材料和能源。很明显，中国正开始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可以预见，中国将向外部世界寻求能源供应。但是如果中国采取向印度尼西亚和海湾能源投资的方式，并改善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努力做好长期的、深谋远虑的安排，同时与俄国共建通往远东的输油管道，以及其他此类的事情，那么中国在解决了能源问题的同时，并不会对国际秩序带来革命性挑战。所以，中国崛起带来同别国的冲突不是必然的。特别是，既然现今国际秩序是开放的、有弹性的，不能由个别国家控制，那么它的游戏规则就得由那些有意愿遵守规则的玩家来制定。新成员，如果它遵守规则，就不会被排斥在体系之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崛起不能为国际秩序所容纳。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领导人规划了战略步骤，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字面上看，这个“机遇期”非同小可。首先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或其他什么机遇期。既然是战略性的，就是涉及全局的、影响长远发展的。其次是“重要”的，而不是一般的、可有可无的。再次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不是“无所作为”或“小有作为”的。最后是“必须紧紧抓住”的，而不是“可抓可不抓”或“抓而不紧”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在困难的时候能看到光明，看到成绩，以鼓舞士气。当然，像“文革”时期那样整天喊“敌人一天天乱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确实有点极端了。自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之路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在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正酣，军备竞赛激烈之际，邓小平就看到，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上升，并且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能够推迟甚至避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课题，中国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却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有利于中国的因素还很多，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但是，像十六大这样明确提出有一个“战略机遇期”，恐怕是首次。
很显然，提出“战略机遇期”是通过对“全局”进行科学判断后得出的结论。那么中国在未来近20年时间内的“战略机遇”都在哪里呢？
首先是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是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战略起点。目前，中国就站在这个起点上。从市场需求看，巨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战略优势。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运行的优劣，对于能否实现经济长期繁荣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有近13亿人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从人力资源看，潜力巨大的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按照新的发展理论，影响增长和福利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的总人力资本存量已经由28.82亿人年提高到63.14亿人年，增长了1.19倍，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本世纪头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被抚养人口比重最低，人均受教育年数提高最快，乡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最多，这些都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源优势。从科技发展看，新科技时代将为中国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中国完全可以在若干关键科技领域和科技发展前沿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的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全球大转移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把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无论从投资环境还是从市场潜力看，中国既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也有大规模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抓住这一契机，加快信息化进程，用信息化改造制造业，有助于中国扩大经济规模，调整经济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从对外开放看，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稳定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中国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同时，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遵守国际经贸规则，这可以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其次是国际环境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仍将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形式的对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是“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支点。由于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影响重大，在中国的整个对外战略中是带有全局性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如果这个“重中之重”在20内出现大的倒退，甚至逆转，那么“战略机遇期”也就难以为继。
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变化。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继续贯彻以反恐防扩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此要继续寻求包括中国的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合作，美国会继续把中国作为“建设性合作者”，而不是“战略竞争对手”。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展现出来的美国新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虽然与俄罗斯相比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不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在2001年9月30日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仍被不点名地视为可能出现的“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而新安全战略则认为，美中在经贸、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战略还强调，目前美中的年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并且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新安全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种以合作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政策”相比，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接触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中国，改变中国，或者说是要“演变”、“西化”中国，同时获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合作政策”则淡化了“演变”或“西化”中国的色彩，其主要内涵是同中国进行反恐防扩以及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美国将反恐防扩作为核心任务，从而暂停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这就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其次，美国在反恐防扩上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发展又增加了一块基石，而且这块基石有可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美国将维护国内安全放在安全战略的突出位置上，从而相应降低了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地位，这有利于缓和中美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减少磨擦。第四，美国的对华“合作政策”有助于抑制“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与对华政策挂钩的，布什政府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就必须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节制，这无疑不利于“台独”，从而为维护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台海局势的稳定又有助于减少“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中美关系的机会。
当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只是阶段性的。待反恐防扩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后，美国可能还会捡起“9·11”之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个时段，而不会是无限期或长期的。此外，现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消极方面，如“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更加明显的赎武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借反恐之机加紧军事扩张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扩张等，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一定的挑战。如何化解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利用机遇期发展中美关系，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战略机遇期”之内以及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本身是制约美国对华战略向“敌化”中国方向滑动的重要因素。
总之，中美关系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点，而“战略机遇期”又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极好的机遇；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又会为“战略机遇期”之内和之后中国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创造条件。
<季北慈谈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
问：您认为战略机遇期之后中，中美关系能否继续稳定发展？
答：我想我们可能希望那样。但是我倾向于现实主义地看这个问题。我不是梦想家。我们需要清楚，在美中之间存在着很多严重分歧。所以，我们有机会并且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在我们两国间的一些重要分歧仍然存在。我记得仅仅三、四年前，1999年，一位很著名的中国学者批评美国的“霸权梦”。也是这一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将美国比成希特勒德国。将美国比作希特勒德国是极其无礼的，是相当冒犯的。那是不久前的事情。当然，这之后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比如“9·11”，它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它们相互的看法。但是，从本质上看，两国间的很多重要分歧并未改变。我们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你知道，在美中关系历史上，特别是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美国和中国曾经非常友好，当存在被双方都认定为敌人的第三者时，美中有很强壮的关系，比如在30和40年代，明显地有日本，在70和80年代，我们将苏联认定为共同面对的问题。目前，我们双方都指向恐怖主义。也许还有其他跨国威胁作为共同的敌人。所以目前，我能够互相看成是潜在的伙伴。可是，当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可认定的共同敌人时，我们就遇到麻烦。50年代，我们有一场严重的流血战争。60年代，中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支持越南。苏联在90年代早期瓦解后，两国关系不好，在90年代有一个困难时期。所以，历史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机会，但却是脆弱的机会。历史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不小心，美国与中国很快就会争斗起来。所以，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我只是谨慎地乐观。在到来的机遇期间，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工作，让它远离那些继续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顺世界潮流者昌
在世界历史上，因一些国家崛起而冲击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格局，进而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然而，这种规律不能适用于当今世界，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求和平、谋发展是世界潮流。中华民族因顺应世界潮流，才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民族也只有继续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纵观世界历史，崛起的国家在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之前。那时世界有许多所谓无主的土地，一些古老的国家尚处在前现代阶段。崛起的强国主要是向这些无主土地和落后国家扩张，通过发动一系列殖民战争来扩展本国的利益。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那样，到了20世纪初，“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新崛起的强国如果向外扩张，就意味着要从原有强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此，必然会引起原有强国的抵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所在。第三阶段是二战结束至今。一些国家通过和平竞争而实现崛起。
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教训。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都渴望世界和平，痛恨战争。求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和平逐渐成为一大时代主题。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特别是在核时代，世界大战就意味着核大战，而核大战就意味着世界的毁灭，因此，世界大国必须进行合作，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的诞生，法德实现和解，西欧开始一体化进程，都与求和平有着密切联系。在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上，世界各国拥有共同的利益，也都负有一份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崛起的国家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向外进行军事扩张来扩展自己的利益。
新崛起的国家要想获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资源，唯一的方法就是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在合作中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双赢。战后的西欧、日本及其他新兴现代化国家走得就是这条道路。中国改革开放20年，走得也是这条道路。今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也只能继续走这条路。这既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中国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时代要求，从中国和本地区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必然选择。” 他虽然讲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但也完全适合于同世界所有国家的合作。
中华民族崛起之路所面对另一个大趋势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多个层面，正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 不过，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对其精神实质是有共识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全球化进程应该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地理大发现不仅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即它本来的样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第一次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自己同那些与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个圆球上。从此，人类间的交往和心态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异国他乡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脱开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识沟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更为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而国际贸易又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此，人类社会步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
此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经历了两次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二个高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仍在进行中。从第一个高潮结束到第二个高潮出现，有三个循环现象。第一个循环是在经济层面上，世界市场由统一到分裂又到统一（统一——分裂——统一）。到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消失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到19世纪末20世纪，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随着殖民地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市场已经包容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市场形成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全球化进程的低潮，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都是这种低潮的表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从市场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方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是苏联、经互会的计划经济，双方基本是互相独立的；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并不比20世纪初高出多少。
始于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次经济全球化高潮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表现，并且各个方面互相促进、影响。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80年代以来，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几乎成倍增长，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为17％，而1950年只占7％，1973年占12％。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长鲁杰罗说过：“在过去6年里，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经济全球化是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一列高速火车。” 第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实力越来越大，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到1994年，世界已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中25万家子公司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它们控制着40％的世界生产和60％的世界贸易。这些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施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而只能说是“某某公司生产”。“国际性产品”日益增多。第三，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据统计，1993年全球流动的私人资本达3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汇市场平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6200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的1.5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着，这一方面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本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在这次全球化大潮中，适者生存。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于不能适应全球化浪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结果在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全球化。以苏联东欧剧变为标志，冷战结束，世界市场又归统一，虽然中国等国家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也都在融入统一的世界市场，而不是游离于其外，更不是自成一体。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个循环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由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多种意识形态并立，又到自由主义占主导（自由主义——多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完全占居统治地位，与之相应，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也在欧美占居统治地位，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又传播到其它地区。原来代表封建主义残余的意识形态如英国的保守主义逐渐革心换面，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向自由主义靠拢。虽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欧洲兴起，但还不足以挑战自由主义的地位。到了20世纪，自由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曾一度成为十几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曾猖獗一时，扫荡了大半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在二战后曾一度相当发达，成为西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然而经过近百年的较量，还是自由主义独领风骚。法西斯主义随着反西斯战争的结束而衰亡，现在仍处在如过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脱胎换骨，不仅实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而且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义靠拢；科学社会主义处于明显的低潮。难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第三个循环是政治格局层面上，由英国霸权到多强并立到两极争霸再到美国霸权（霸权——多强和两极——霸权）。直到本世纪初，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局面，英、德、美、苏、日几强并立，英国霸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苏争霸的局面，美国霸权只是在西方世界能够成立。冷战结束，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才真正出现，虽然存在着多强制衡，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都无力也不愿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与20世纪前的情形非常相似，虽然有德、法、俄、美等强国，但都构不成对英国霸权的挑战。
以上三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基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而霸权国家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居最优势地位的国家。非常有趣的是，两个霸权国家都是英语国家，都是基督教新教占优势地位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全球化的这种发展态势决定，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对于处在全球化进程非核心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同全球化的要求相适应而不是相脱离，才能够实现崛起，才能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游离于全球化大潮之外，只能是丧失发展机遇，进而拉大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最后重新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甚至被开除球籍。要想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和崛起道路，长期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舍此别无它途。如果走向外进行军事扩张之路，必然会遭到处于全球化进程核心地带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会阻止、干扰中国融入全球化，使中国不能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这就决定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