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令许多研究者神往，愿意为之付出心血和劳动。将中美关系作为主要研究领域，也是因为自认为中美关系对中国、对世界太重要了。中美关系怎样发展，不仅涉及到这两国15亿人民的福祉，还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太深远的不说，单说中国，中国能否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同美国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将对美关系定位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眼下，中美关系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名研究者，不仅要分析现状，对已发生的事情探究原委，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更应该寻找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及中长期发展态势，以便能为国家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准备,提供参考。
有两件事更坚定了我要研究中美关系中长期走势的信念。第一件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依笔者之管见，中国领导人之所提出这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中美关系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能较平稳地发展，否则战略机遇期就不能存在。问题是：第一，怎样确保战略机遇期内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第二，还应当着眼于战略机遇期后的中美关系。
第二件是，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并引起中美两国战略界的极大关注。本人有幸参与了中国战略界对和平崛起课题的研究工作，促使本人对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行了一些思考。中国要实现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和平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所以，能否搞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环节之一。
就在课题基本思路已经形成的时候，笔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6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笔者深入研究所设课题并与美国战略界人士进行交流的绝好机会。从2003年10月1日始至2004年3月31日止，本人走访了60位美国的战略专家，涉及18所大学、22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为了便于采访专家，经美方学术合作者的同意，笔者于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1月31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大西洋事理会做了为期两个月的客座研究员。
笔者采访的专家按身份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曾在政府中任职的前政要，他们熟悉中美关系，离任后又在思想库中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托尼·雷克、布莱尔等前政府负责安全、外交和国防事务并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还有洛德、芮效剑、李洁明、尚慕杰等前驻华大使。第二类是国际战略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不少是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大家，如约瑟夫·奈、亨廷顿、保罗·肯尼迪、沃勒斯坦、福山、华尔兹、基欧汉、米尔斯海默。第三类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也是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著名专家，如付高义、陆伯斌、盖瑞特、谢淑丽、江忆恩、兰普顿、李侃如、何汉里、沈大伟、施乐伯。第四类是保守主义思想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其中有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执行主任斯密特，传统基金会副总裁卧策尔。
他们都是在美国战略界和中国问题研究界非常活跃的顶尖级的专家，有些是中国学界熟悉的大师、大家，有些是正在“崛起”、前景十分看好的青年学者。同他们的交流，既完善了我已经形成的思路和基本观点，同时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些专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虽然差异甚大，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但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战略界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问题上的现实状况及动态。
按思想倾向划分，这60位专家多数都可以划归如下四类：一是新保守主义者，如克里斯托尔、斯密特，他们都旗帜鲜明地称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二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教授，是国际关系理论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尔斯海默和华尔兹，此外，能算入这类还有瓦尔特、白瑟维奇等；三是自由主义者，多为前民主党政府的官员，如托尼·雷克、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如约瑟夫·奈、基欧汉；四是理性的现实主义，其中包括许多前共和党政府官员，如斯考特罗夫特、斯莱辛格、芮效俭，很多中国问题专家也属这类，如陆伯斌、兰普顿、沈大伟、何汉理。上述的两种现实主义，是笔者命名的。所谓传统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固守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强调大国间的实力对抗，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看法。其实从学理上分，这一类包括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以华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而理性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是因为，他们虽然也信奉权力政治理论，但并不强调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合作，是寻求双赢，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他们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都属于理想主义，只不过自由主义是理想主义的主流，新保守主义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这两派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从理念、道德出发，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与之相对，现实主义只把推进民主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手段。但是，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区别是，后者主张采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推进民主，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前者主张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对方，使之逐渐向民主方向转化。上述归类，有些是根据受访专家本人的自我定位，有些是笔者根据其观点来归纳的。
当然，60位专家不可能全部归入上述四个流派。有些人的观点是复杂的、矛盾的，比如布热津斯基，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而且从其《大失败》这部著作所表达出来的观点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大棋局》又是研究地缘战略的，有些人以此认定他为现实主义者。依笔者之见，布氏基本上属自由主义，在他的“大棋局”中，“民主的国际体系”和“民主桥头堡”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亨廷顿也是个特殊人物。从他的《第三波》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从他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年对美国种族问题所发表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又与新保守主义接近，所以有人把他算成新保守主义者。福山也是这样，他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却与新保守主义吻合。有些专家确实无法归入上述4个流派。比如传统基金会的卧策尔，属于传统保守主义者，但与两类现实主义者又有所不同。江忆恩自认为是建构主义者。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建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自由主义和理性的现实主义相近。沃勒斯坦被许多美国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确实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他自己却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战略家否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也许他们确实超越了各种“主义”和“流派”。在本书的附录中，能够明确判定其思想倾向并贴上标签的，都加以说明，无法贴上标签的，也只好作罢。
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对中美关系颇有影响的事件。主要是朝核问题第二次六方会谈、台湾通过“公投法”、温家宝总理访美、台湾“总统”选举。这些事件对受访者的思想观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促使笔者与受访者较多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
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很难将采访成果整理成纯粹的“访谈录”出版。笔者的处理办法是，以笔者研究成果为骨架，即把笔者的思路、观点以及必要的论述和背景知识按照设计好的体系、框架展开，然后将专家的言论作为佐证材料附在所论问题的后面。由于书的篇幅有限，不可能将专家的言论全部附上，这里只能选取精华，虽然有点杀鸡取卵、掠夺式开采的味道，但也只好忍痛割爱。
笔者采访专家时所提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笔者最感兴趣、最想知道这些专家持何看法的问题上，比如“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中国和平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反恐战争的前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如何评价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而对那些笔者认定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则提得较少，甚至根本不涉及。但是，为了照顾到系统性，该书的框架依旧。所以使用专家言论做佐证材料时，显得有点不平衡，在某些问题上，专家的言论较为集中，而在某些问题上则较少。好在专家言论集中的问题，也正是学界关注但尚未很好解决并形成共识的问题。
受访专家的处事风格各异。有人非常严谨，严格按所提问题来回答；有人则按自己的思路，就某一两个问题长篇大论，而笔者又觉得他谈得很精彩，不忍心打断之，结果根本没有时间谈别的问题；有的专家在交谈过程中甚至就某些问题同笔者发生争论。为了更好地展示出专家们的思想，有些言论就没有严格地按所论问题拆分开，而是放在一起附在某一个问题后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家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他们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对中国内政的说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了保持他们言论的完整性，同时也供读者参考，没有做特殊的处理。相信读者是有足够鉴别力的。
本书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全书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的内容，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一章讲总体的国际局势和美中两国对局势的认识，两国都看好当前的国际局势，认为自己的发展面临一个“战略利好期”；第二章讲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让人们了解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章的内容，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三章讲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四章讲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五章讲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现状及变化态势。第三部分即第六、七章的内容，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第六章讲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消极因素；第七章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积极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一些。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接待笔者为高级访问学者，为笔者提供了办公条件，成了笔者进行采访活动的基地。两位学术联系人付高义和陆伯斌为笔者的研究和采访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陆伯斌帮助笔者拟定了初步的专家名单。笔者在同受访专家联络时，两位学术联系人的声誉和人缘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专家确实非常繁忙，很可能是看在两位学术联系人的面子上才答应接受采访的。当笔者提出为了便于采访专家，笔者需要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两个月的研究工作时，大西洋理事会欣然接受笔者为客座研究员并提供了办公室。盖瑞特作为理事会的学术联系人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柯伟林、江忆恩、葛莱仪、美国前驻华使馆官员费迈克先生也为笔者的采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他们向笔者推荐了一些很值得拜访的专家。大西洋理事会的总裁克里斯托弗·麦金斯先生主动关心笔者的研究工作，并推荐了几位在大西洋理事会兼职的著名专家。在从事这项研究之前和期间，一些中国的学友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对研究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向笔者推荐受访专家。他们是：王缉思、袁鹏、朱成虎、朱锋、杨文静。特别袁鹏博士，不仅为笔者挖掘到了几位重要专家的联络信息，还为笔者提供了难得的生活上的帮助，使笔者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以上所有为笔者从事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的人和机构，在此郑重表示感谢。我的学生杨子辉、张妍为整理采访录音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在此表示感谢。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为此项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使得笔者可以更从容地周游美国，走访那些身在波士顿和华盛顿之外的专家。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特别是秘书处的曹化银和王学军两位先生。
在将这项研究落实到写作上时，应出版方的要求，在不影响学术性的同时，尽量写得通俗一些，以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这也符合笔者的一个理念：学术研究成果，不仅要给学界同行看，还要给大众看。同各种扰乱视听、误国害民的极端思想争夺舆论阵地，影响公众，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不辞的义务。笔者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期望能产生理想的效果。由于笔者学术功底有限，书中难免存在各种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以及这样那样的瑕疵和问题，诚请读者，特别是学界同人、学长、学友批评指。
刘建飞
2005年2月
于北京大有庄1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