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吗？.答案绝对应该是否定的。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老百姓消费意愿并不算低。据测算，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而且事实上，作为首都的北京对于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有着强烈的吸引感和向往感，从过去十多年的统计看，很多人的第一次旅游往往选择北京。但目前北京这些大城市，往往忽视他们的需求，越是节日，各类消费价格就越昂贵，这无疑削弱了他们的旅游热情、阻挡了他们旅游的步伐。
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钱吗？这个问题不好绝对回答。表面看，相对于过去的年代，老百姓手中确实是有点钱了，但相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刚性支出相比，这点钱又实在不能算是钱，真是不敢花、也不经花。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下中国银行的利率已经是负利率，但老百姓的储蓄势头依然不减。
我们知道人的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提升是一个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再到享受性消费依次推进的自然过程。如果生存性消费没有得到满足，肯定不会去进行发展性消费，发展性消费达不到一定水平，享受性消费也不可能正常出现。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从数据上看已经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从理论上讲生存性消费应该得到了保证，开始进入了发展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生存性消费刚刚满足，发展性消费尚难企及，更不用说享受性消费了。因为忽略基尼系数的“平均”固然能反映很多问题，也同样能掩盖很多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在消费群体没有增加，甚至反而缩小的情况下，社会消费总量不降反升这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黄金周反映的消费固然应该是生存性消费之上的消费，但绝对不应该成为奢华性消费。其实不仅仅是坐软卧，买名牌、自驾车这些事情，近些年来，中国人在消费方面的能力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惊讶。比如世界上最贵的汽车在中国有很高的保有量，世界上最贵的酒在中国能当可乐喝，瑞士名表一次能买几块甚至十几块。从统计上看，这些超强、超高、超水平、超阶段的消费都算进了中国人的消费总量中，都对提升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做出了数字上的贡献，但真正享受的又有多少人？在这种“同比提升”的背后反映的并不是一种健康、正常的社会消费。
更进一步看，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不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求拉升，而是一些富裕群体把房子当成投资品而导致的拔苗助长。我们一些有钱人实在有钱了，怎么办，买房子吧。一买买出了一个好看的房地产增长速度，买出了一个繁荣的市场，可是同时也埋下了“蚁族”与“蜗居”的雷区。
我们姑且不考虑这种畸形消费带来社会及政治上的负面的影响，即使就经济结果来看，这种畸形的消费也不能真正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消费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5.4％，居民消费率仅为43.2％，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双双创出了25年里的最低水平。我们本来以为这一数据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可是，到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竟然降至36%，三年时间又下降了19.4个百分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现象爆发于当下，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要上溯到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模式中去。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速，两者之间反差巨大。按照不变价计算，1996—2003年GDP年均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9%，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十多年间迅速攀升了0.3之多，从原来是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成为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更值得重视的是导致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经济政策，而是不规范、不合法的一些“灰色”“黑色”收入所致，其中官员的腐败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转变发展模式，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让群众感到“有钱可来”，这是基础也是前提。比如，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增长；对“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增强扶持力度；在农业方面，一定要保证扶持农业的政策连续几年不变，确保农民收入连续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快增长，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培育农民扩大消费的预期。
其次、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提高群众在未来生活方方面面的安全感，增强群众即期消费行为。
最后，一定要注意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科学调节，通过法律和政策双管齐下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问题，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分配结构。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企业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政府老能有大手笔的原因。用赵本山的话讲，我们的政府不差钱。可是政府不差钱了，老百姓就可能会差钱。同时严厉打击不规范、不合法的财富积累与收入增长的现象，包括追查一些公务人员过渡奢华性消费背后的资金来源等等，做到有破有立，标本兼治。
（三）总体小康难说真正小康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总体实现小康。但在看到成绩并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的小康仍然是初级阶段的小康，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现在的小康是部分小康不是全部小康。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之所以做出我国总体实现小康的判断，是基于我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这一指标而言的。确实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到2009年底，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相应人民群众的整体财富也得到了很大的抬升，收入水平也不断增加。所以我们使用“人均”这一概念进行小康社会的描述是有充分事实基础的。但必须注意到，平均数固然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平均数也可能会掩盖很多问题。在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片面地使用平均数会产生一些误导。比如，我国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但处于平均数以下的农民却占了一半多。再比如，由于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在分享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收入越高的群体分享的公共服务越多，收入越低的群体分享的公共服务越少。据统计，在医疗资源方面，一些不到10%的特殊群体占据了超过80%的医疗资源；在道路交通方面，富裕群体有车族占据了67%的道路交通资源，可是所占人数比例不超过18%。所以当我们说总体小康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是大部分的“总体”还是小部分的“总体。
——判断小康进程要防止数字误区。
进入小康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恩格尔系数，即家庭用于食物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一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如果降至50%以下，则标志着这一社会已进入小康社会。我国在2002年时，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6.2%，城镇为37.7%，均已低于50%。经过五年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下降得更是快速，2006年，农村为43.0%，城镇为35.8%。如果我们单从数字来看，确实是好现象。但结合我国目前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我们必须深入问一声，恩格尔系数是自然下降还是不得不下降。所谓自然下降，就是指随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使饮食水平不断提高，但用于食物的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少；而不得不下降则是指由于家庭还有其他支出是相当刚性，以至于饮食水平只能停留于较低水平，节约出来的钱用于其他支出。现在很多人面对日益攀升的住房价格、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未来不能确定的养老费用等等，只能克制自己的饮食水平。这种情形导致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实在不是可以让我们乐观和轻松的，这样算出来的小康也不是真实的小康，而是数字误区。事实上，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在2009年还有上升态势，达到36.5%。这又反过来说明，人的肚皮还真是不能欺骗。
——经济小康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在我国小康目标的各类指标中，经济指标的实现率比较高，而其他指标的实现率就相对差一些。这就表明我们目前的小康主要还是经济小康。固然经济小康是其他一切小康的基础，但基础毕竟不是全部。
邓小平曾讲过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前，人民群众可能对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的感受不明显和强烈。可是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也相应增长，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小康，对于文化小康、社会小康，甚至政治小康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
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包括工作条件、健康状况、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与自然环境等等。甚至更进一步，还要包括社会个体的主观感受，像幸福感、满足感、成就感、归属感、认同感、掌控感、自由感等。我们必须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努力趋向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相反。小康社会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小康社会。也就要求必须对为了实现小康我们应该和能够、准备和预计承担、接受什么样的代价有科学的认识。没有休息、没有闲暇的生活，可能增加一些物质条件，但不是真正的小康。
——社会小康是个体小康的前提。
小康社会的建成固然要以提高社会个体的财富为主要目标，但社会环境的相应跟进也是必不可少。否则，个体财富中要拿出很大一块支付本不应该支付的社会成本，会无形中将好不容易提高的社会个体的财富消化掉。像目前城市中家庭购买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似乎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升级的标志。但当我们分析居民买车意图时，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上下班用车。为什么上下班要自己开车呢，主要不是出于享受意愿，而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不健全，使得居民不得不自己解决公共交通问题。这就是明显的社会成本个体化。另外城市住房价格的快速攀升，也是居民额外承担社会成本的一个方面。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比2002年增长了44.9％，这一数据里占很大的比重不是居民住房面积的扩大而是单位面积成本的增加。这就提醒我们，在实现小康的过程中，社会公共服务一定要跟得上。没有相应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相应的社会建设，个体的小康水平是要大打折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