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方式和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彻底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比如，像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45分第一架飞机撞了世贸大楼，北京时间晚上9点52分我正在家里上网，突然网页上弹出一条消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不明爆炸”。这意味着什么？就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爆炸7分钟后，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就知道了。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成为在信息时代执政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摩擦和机构延滞，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几年前的“非典”疫情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方面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要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三）社会诉求不断增加，社会民众需求从物质温饱进入了政治层面，小康如何从总体走向全面成为挑战
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意见越来越不一致了，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事实，却是没有人可以反对和否认的。1998年，我们骄傲地宣布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提前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过了不多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又宣布不仅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而且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50%以下，社会总体实现了小康；到2009年年底，我们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开始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所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告别了贫困，跨越了温饱，生活小康了。但是当我们为之高兴、为之欢呼的情绪未落，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老百姓早晨起来，吃饱穿暖，抬眼看缸里有米，柜里有面，转身看后院还养着鸡鸭猪，是温饱了。但温饱之后，他也开始会想问题了：我吃饱穿暖了，这是事实，这不假。但我是人，我有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人的追求，等等。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你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哪怕专制点，哪怕当牛做马我也愿意，毕竟吃穿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但我现在已经吃饱了，也已经穿暖了，我就有闲暇、也有精力想其他事情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嘴不仅仅是用来吃东西的，还能说话、能表达我的意见与要求；我的脑袋也不仅仅是装村长说什么、乡长说什么，还能装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愿望。这时候，老百姓的诉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上升到了精神需求和政治需求。
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对于如何解决群众物质温饱有准备、有成效，也有经验，但对于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温饱、政治温饱方面尚准备不足。或者说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让我们尚没有余力来考虑这些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据有的学者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接近于0.5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危机警戒线。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尽管我国经济发展使得这块“蛋糕”越来越大了，但不同社会群体得到的却越来越不平均了。尽管通过平均计算大家都在平均数之上，但这一平均数中我们一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为贫困群体在统计上的收入提升做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前段时间新华网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图标，一块面包中的绝大部分被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坐在腿下，而众多的小人物在争取一小片面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绝大多数成果被极少数群体所占有。尽管我们可以信誓旦旦地告诉老百姓，即使这一小块也比你在改革开放前得到的要多得多，你过去吃不饱，现在你吃饱了，但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并且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对于最大多数的群众来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增进就好像是“小房子”，虽有渐进的改善，但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宫殿”相比。如无改变，长此以往，这种“不舒适”“不满意”“受压抑”不仅使得社会民众对于我们30多年改革发展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买账，甚至将直接导致下一步改革与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胡锦涛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如果不能或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在社会结构中的“各得其所”，也就不是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不能把群众胃口吊得太高，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我们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也不主张搞平均主义。但是，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弱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阻力，保持社会稳定。
邓小平曾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把公平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毕竟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更加发展，还包括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内容。
进一步讲，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对这一变化的积极回应。中国人民有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自身权利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和扩充。固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在社会发展中还摆不脱“人是工具”这一客观属性，但“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指向却一刻也不能丢。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为了人，要以促进人的发展、甚至全面发展为各项工作的最高追求。这对于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其本质所决定的。
（四）社会恶意成本刚性化，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其利益的目的，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设置雷区
这一块内容不太好讲，也比较敏感，容易伤害人，也容易被别人反感。但这又实在是当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一个有相当力量、也有相当规模、更有相当自觉意识而又不公开其存在的既得利益群体。
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在分化，但是这种分化是很不平衡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发育是极端不均衡的。其中极少数的利益群体利用体制转轨中的不完善和政治生活中的漏洞，形成了具有特殊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或者因为市场经济的不规范而得到了好处，或者利用所处的垄断地位正在牟取暴利，或者利用政府行政管制的漏洞而损公肥私，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活动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原则，他们的存在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