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最容易莫过于做形势报告。把成绩与收获列举充分，把问题与不足点到为止，报告就算做完了，皆大欢喜，大家一笑了之。
也有人说，最不容易的莫过于做形势报告。一般不是大领导、大学者、大专家很难有资格来讲和敢讲。这个时候，倒不完全是能力的问题了，而是身份与地位更为重要。这也是回避不了的“中国特色”。
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形势判断，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形势判断。
本书就是我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形势分析，本引言就是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些基本看法的提炼。
我分析形势不讲成绩与问题，而是讲变化。讲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出现了、面临着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的执政者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给予我勇气与动力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一个学者对理性的信赖，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众最真挚的感情。
一 当代中国所处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世界形势纷纭变幻，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变化既体现在政坛人物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体现在东方西方、大国小国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但我们今天讲的变化不是或不主要是这些细节的变化，而是讲这些细节变化背后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这些细节变化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深层次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更进一步讲，不是就国际格局讲国际格局，而是着眼于国际格局变化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下三个变化我们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一）国际格局从两极对峙变化为一超多强，中国被假想为一极站到了美国的对面
6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取得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在从平山西柏坡走向北平的路上，讲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我们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话。但这句话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关系大思路的集中体现。什么意思？就是新中国要开始考虑如何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势力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去，把苏联老大哥请进来。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一边倒”战略。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这就涉及当时的国际格局问题。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左右，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国家和政治团体，少有例外。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大背景下，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尚不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政权，最佳或者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与苏联老大哥站在一起。有苏联老大哥这棵大树，我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搭一搭便车。“大树底下好乘凉嘛”。而且我们当时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东风一定能压倒资本主义的西风。选择上风向也是情理之中。正所谓好风凭借力，助我搞建设。
但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利害因素的错综复杂以及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冲突，中苏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昔日兄弟一时间反目成仇。怎么办？在国际关系中毕竟要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否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显示出了高超的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乒乓外交，先是派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紧接着通过“小球撬动大球”，一个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高高兴兴地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这里边有两个细节很值得我们琢磨，一个是尼克松在首都机场下飞机的时候，老远就把手伸得长长的要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我们的总理则很有风度而又沉稳地将手搁在了腰间。记者拍下了这一经典的镜头，发向全世界的同时，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中美建交方面美国的态度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第二个细节是毛泽东在书房穿着睡衣会见了尼克松。大国外交，尤其是首脑外交，礼仪至关重要。我们一些小人物与外宾打交道，外事部门都要反复强调礼节、礼节，叮嘱什么“外事无小事”之类的话。但我们注意到尼克松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更见亲密。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与今日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昨弱而今强。但今天我们正式邀请都很难做到说让一个现任美国总统到中国来他就来。可当时的中国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而且来了之后还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中美联合公报签署了，中美在对峙20多年后正式建交了。
为什么？也是基于当时两极对峙的格局。美国看得很清楚，尽管中国的力量在各方面都不算强大，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微妙平衡的状况下，任何一方力量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并且确实会改变微妙的平衡，力量增加的一方会马上占上风，而力量减弱的一方则会处于下风。中国弃苏联而近美国正是这一平衡变与不变的关键所在。有的学者称当时的中美建交构成了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格局，这一评价有些过高，不仅当时的中国，即使现在的中国也很难称之为一极；但这一评价又很有它的道理并且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世界格局中，“四两拨千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力的。
两极对峙的格局，还使世界总体态势保持了出奇的平静和安定。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无论在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是势均力敌或者大体相当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导致的军事力量的膨胀和现代毁灭性武器如原子弹、氢弹的装备，使得任何一极都没能力、没把握在率先挑起争端引发战争后能获取利益，且不承担代价全身而退。先不说全球核武库的威力，若仅仅是美苏两国核武库中1/3的武器爆炸，就足以毁灭地球20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两大阵营互相叫骂，宣传言语上不共戴天，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但事实是你没死我也活得好好的。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夜之间共产党的政权在这些国家垮台了。这一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变化却是相当不利的。这不完全是、甚至根本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的情感因素，而是这一变化带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相当不利的国际格局变化。
一夜之间两极对峙的格局中，苏联这一极稀里哗啦了。其结果是什么？就是美国这一极超强地凸显出来，美国积蓄多少年的世界霸权主义心态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自以为自己可以在全球事务上为所欲为了。我们退一步讲，或者说谈一个不讲原则的假设，如果美国果真强大到可以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事务中说一不二，倒也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情，毕竟世界秩序重于世界混乱。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美国自以为自己是老大的时候，它突然发现在它身后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国，比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虽然这些国家与美国单兵较量确实还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但其中任何两三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联盟或者协议，虽不能说肯定改变美国的政策预想，但却能大大牵制美国的意图。这些年来欧盟的声音，来自中俄的合作，来自中亚的挑衅确实让美国头痛不已。但在一种老大心态的驱使下，又不愿意放弃唯我独尊的行为模式，结果相互之间矛盾和利益冲突客观导致了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风向乱了，很难说有一种风能常吹不息。结果地区间争端与冲突频繁，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外交关系上，甚至还体现在军事上。世界局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谬：冷战时期没仗可打，和平成为主流的时代倒争端与冲突不断。
如果仅仅是如此，问题倒也不大。世界的不确定未尝不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走向强大的机遇与发展自己的可能空间。但问题是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延续，或许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总要寻找一个对手，没有对手哪怕假想一个也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不是共产党政权了，环视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又是共产党的政权又还有相当的力量，不找你找谁？结果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我们还不愿意过早挑头的情况下，被迫面对面地站到了美国的对手位置上。这些年来中美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不断的摩擦皆源于此，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被美国单方面变为了“战略竞争”的对手关系。我们再想韬光养晦，人家也不相信了，那就只有崛起了。当然我们仍然强调是“和平崛起”。
（二）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挑战现存秩序，不能再轻言革命，中国在世界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要心中有数
对于“恐怖主义”这一词汇，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为大家所熟悉也就是近些年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恐怖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词汇，是依附于西方话语系统的。在传统西方政治学中，恐怖主义的根源就是两个，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这种带有强烈偏见的观念不仅为相当多的西方政客所坚持，也为众多的西方社会民众所接受。
说实在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也是根本不在乎的。当时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甚至还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输出革命，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没有摆脱殖民地统治，没有实现民族独立，我们就要去支持，我们就是要建立“赤旗的世界”，国际主义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做法被西方国家反对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篇的文章，理直气壮地说：美帝国主义骂我们了，骂得好。他们越骂越证明我们做得对。做得让美帝国主义难受了，就是让世界人民高兴了。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世界。所以，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了。我们要打开国门，要走向世界，要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说句不合时宜但又是实在的话，我们要开始与魔鬼打交道了。
与魔鬼打交道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照我们的思路与我们的规则去与魔鬼打交道，另一种模式是用魔鬼的规则来与魔鬼打交道。我们当然希望是用我们“天使”的规则来做。可是环视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还是西方列强的天下，人家经营了几百年，虽不说根深蒂固，也已经大成气候。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按照魔鬼的规则来与魔鬼打交道，至少在我们有能力主导规则之前必须这样。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判断，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面对日益频繁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西方社会急迫的反恐怖主义要求，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表态缓一些、含混一些都不行。由于西方政客的历史心理，2004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小布什不就暗示我们中国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吗？尽管我们抗议之后，他被迫收回，以“口误”推责，但事实上，“口误”后面是根深蒂固的不友善心理。
中国肯定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对待恐怖主义的根源上一定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什么要搞恐怖活动，就是因为一些民族、一些政治组织、一些社会群体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与格局的不认同、不满意。西方强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现有国际秩序，以所谓“国际公理”“人类普遍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强加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乃至宗教观，其他民族和群体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大肆讨伐，这当然是不能为其他民族和群体所接受的。所以，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不从根本上改变，恐怖主义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
更何况，我们讲一句自己家里的话，梳理目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特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强国的，特别是美国。当美国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问题头痛不止，为朝核危机焦头烂额的时候，它就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台海问题上给我们找麻烦。所谓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那是美国在吹牛。西方强国的自顾不暇，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与空间。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讲过一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决策都要符合俄罗斯的最高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也一定要体现这一努力。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要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面对国际恐怖主义蔓延和国际社会反恐怖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讲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反对恐怖主义是旗帜鲜明的，任何反人类的行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决不会搞输出革命。第二句话：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尽的义务要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与我们的地位相当。不能过分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和地位的责任。这对中国也是不公平的。或者说白了，就是你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反恐方面多做些是应该的，说到底是为了你自己，不要奢求其他国家对你感恩戴德。更不能要求其他国家放下自己国内的发展与建设，跟在你屁股后面当炮灰。第三句话：国际恐怖主义的彻底消除有待于在充分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意愿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国愿意也必将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非善意现象日增，除了客观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外，我们的一些习惯做法也需要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