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衰势
静观其变，耐住时间，等待美国经济实力的日益衰落，在其强盛时期，避免主动与其发生正面军事冲突，逐步和最终获得中国在大国政治关系中的平安格局。从中美经济实力的长期变动格局来看，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势必加速其经济和国力的衰落，利弊权衡，它也得不到好处，但是，中国在力量较弱的时期，应该不主动应对美国的挑战，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避免两败俱伤。
从经济发展阶段上讲，中国目前处于少年阶段，美国处于壮年后期阶段，硬拼，实力不抵。美国战略是，挑动周边国家利用领土领海纠纷，和他们形成联盟，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消耗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于这样的战略，实在忍无可忍，国家领土受到侵占，一些周边国家侵蚀我领土领海势态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即使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要针对一些势力较弱的小国，做好先打赢一场战争的准备。这样一是可以威慑和抑制周边一些国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行动，二是考量如果不及时采取遏制行动，一旦南海岛屿被大规模侵占，日后可能会成为既成事实，收回将非常复杂。在国家力量逐步强大的过程中，蓄积力量，加强军备，依次打第二次，第三次收回有争议领土的战争。
从美国的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看，到21世纪中叶时，美国当不当世界领导国家，与中国无关。但是，如果美国总是以中国威胁美国领导国家利益为由，处处与中国为敌，那时它也可能失去了经济力量的支撑。全球由争夺所谓世界领导地位而对中国形成的不安宁，可能由此而逐步太平。
当然，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一样，如果美国内部也出大事，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能力就会减弱，由此中国的不安全程度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出大事吗？
（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
从长远看，由于美国经济低速增长，而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比重超过美国，是必然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以及美元的走弱，对美国负债型经济，将逐步失去良好的低成本融资和举债的条件。美国的福利居高不下，财政负担沉重，形成高负债型财政；而居民则是负债型过日子的生活方式，居民储蓄率也很低。因此，美元走弱对高负债型的财政和居民生活方式为特征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国际上财政稳健安全的指标，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而2011年美国官方财政赤字数据为GDP的8.6%，潜在的财政赤字更是公布数据的近4倍。2011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1.299万亿美元，比2010财年增加500亿美元，仅次于2009财年的1.41万亿美元，2011年美国GDP总额为15.09万亿美元，为GDP的8.6%。这一财年中，美国政府每开销1美元有36美分是借来的，为此全年净付2270亿美元的利息，比上年增加15.7%。
美国中文网5月25日引《今日美国》报道称，根据会计法则，美国2011年的赤字为5万亿美元，为官方报告数字的将近4倍，相当于每个家庭4.2万美元，官方报告数字只为1.3万亿美元。根据政府精算师的计算，社会安全、医疗保险和其他退休项目的潜在债务在2011年上升到3.7万亿美元，但该数字并没有列入政府账目。从2004年到2011年，美国的实际赤字相当于官方报告数字5.6万亿美元的6倍。
国际上国家负债稳健安全规模的指标为GDP的60%，2011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率在100%左右。在2011年预算协商结束后不久，美国国会中两党因为没有就美国债务上限达成一致，2011年年中和年底险些出现政府关闭的情形。2012年1月《预算控制法》将该上限增加到16.4万亿美元。作为增加上限的补偿，政府不得不接受在未来10年内进一步削减9170亿美元的要求。
美国减少财政赤字，最终降低政府负债率，存在着几个左右为难的问题：一是削减居民高养老医疗等支出，减少债务，与降低福利，遭到公民反对的两难。如据皮尤州务中心（Pew Center on the States，PCS）2011年4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一些州承担的教师、消防员及其他公共机构雇员的退休福利至少面临126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二是减税以扩大就业，与平衡财政收支的两难。奥巴马为企业减税的政策，就遇到怎样保证财政收入，缩小财政赤字的困难。三是增加企业家税收，与支持制造业振兴，增加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就业的两难。四是如果不减债，则债务触顶，影响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如果减债，则会让美国经济复苏开倒车。IMF的研究报告也认为，自动减债机制将“威胁经济复苏”，而且“对本就脆弱的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反冲”。这种状况，称之为美国债务状况和经济复苏的“债务悬崖”。
从家庭收支看，美国负债式的生活方式特征也很明显。国民储蓄率方面，美国是6%左右，日本是25%左右，而中国接近50%。2010年美国有74.9%的家庭背负债务，家庭背负的债务总额为13.9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债务额为130700美元，占家庭资产总额的16.4%。2010年，美国家庭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约占月收入的14.7%，这一债务和收入比可以说是在财务安全线之内。不过由于经济危机，收入下降，美国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不断上升，2010年债务与收入更是达到过去10年来最高点。
2011年4月发布的联合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2010年美国GDP数额为基准，估算美国国债数额是其100%，居民债务为91%，非金融企业债务为76%，金融机构债务为97%，美国社会面临的总债务约55万亿美元。以2010年美国全年GDP总额14.5万亿美元作比较，这个数值是美国全年GDP的将近4倍。平均每位美国公民负债17.6万美元，每个美国家庭负债额达到66万美元。
（二）失业和贫富差距形成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由于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小微企业的萎缩，美国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1世纪前10年的后几年中，失业率攀升，并居高不下。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6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长8万人，失业率维持在8.2%的高位。但是，实际失业率可能要比这一数据高，就业的人群中有7%左右的人是临时工；有5%左右的劳动力属于反正也找不到工作了，于是退出找工作的行列；还有的是一星期中，可能只有几小时的工作时间，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大约在15%左右。
从美国近10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贫富差距从未像目前这样严重，近几年，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状况恶化。1967年，美国的基尼指数只有0.37，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点，2009年为0.458，2010年为0.457。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中低收入阶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的财富，中产阶级家庭则首当其冲，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美国家庭的中位数净资产仅仅在3年中就缩水了39%，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2010年的77300美元。由于财富如此大幅地缩水，美国人的生活大致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最近的报告显示，35岁至44岁的中年群体从2007年至2010年，净资产中值蒸发54%。过去3年，许多美国人所看到的是，花了几乎一代人时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蒸发殆尽。
美国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给美国社会的安宁带来了严重的振荡。有的媒体将其与“阿拉伯之春”并列，称之为“美国之秋”。“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之秋’或许已经到来。”21岁的美国失业青年路易莎说，她失学是因为上学必须支付高昂的贷款利息，而现在又不得不在吃饭和看牙医中间作出选择。许多人都是出于类似原因来华尔街安营扎寨的。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看到一方面银行接受大量救助，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却遭到辞退或停发工资，抗议者的不满显而易见。他们大都在26岁以下，还有大学教授、工程师甚至交易所的前交易员，大多是白人和中产阶级。问题是他们的抗议在美国几乎不受重视。但随着更多群体、特别是工会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愤怒者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现在要看他们会被引向何方。
从未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加上债台高筑，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债务引爆的不确定性很高，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治之症，并有随时爆发和引起诸如“占领华尔街”类似的社会动荡的风险。
（三）美国社会的政治治理结构基本稳定
美国会分裂吗，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内部会出大的问题吗？虽然我们在上面考察了美国经济下落对就业产生的抑制作用，加上多年来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趋于恶化，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安全。但是，“美国之秋”运动与“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结果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不伤及国体和国家及社会治理体系，而后者则是推翻政权，形成新的治理框架。美国虽然在就业和财富分配等方面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但是，它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制度基础。
1.社会怨气有出处，民众希望有载体
美国的两党竞争制，在体制上保证了美国社会国家治理的稳定。一个国家在执政者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一是社会的喜新厌旧症，虽然国家可能提供了许多的福利，但是，公民希望看到新的面孔，新的气象，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二是一个政权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贪污腐化，代际世袭等，再如果加上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等等，很容易积累社会的怨气。这些都是导致政权更替和更大的国家解体等事件的动因。
美国政权执政的两党竞争和轮换制度，使社会不满有发泄的渠道，对不满意的执政者，选民可以通过投票选举换届，对过去执政过程中贪污、腐化、工作懈怠、政策错误等问题，通过换届选举达到一个终止和了结；而对新选举的执政者，又给了一个新希望的寄托渠道。这使美国与“阿拉伯之春”国家不一样的是，美国是换总统，但不更换政体国体；而后者不仅要求换总统，还会改变政体和国体，甚至有国家分裂的可能。
2.制度保证了美国联邦的控制力
美国是一个科学集中中央权力和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合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许多人以为，如前苏联，以及目前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度很高。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联邦制国家，是一个中央分权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只看到表面现象的观点。美国在中央集权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只不过，它是应该中央集中的，坚决集中了；不应该中央集中的，放给了地方。
除了货币和海关外，美国的国防、外交、安全、社保都由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不允许地方染指。其外交、安全和社保，中央部门在各地方，都有直属的办事机构；警察分联邦警察、州警察和地方警察；为了避免司法地方主义，美国除了地方法院系统外，还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这与中国地方领导兼任武装（如武警）力量政委，地方政府有外事办，安全局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社会保障地方统筹，检法没有中央派出机构等现状相比，美国在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将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其实，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在国家治理体制方面，是较危险的国家之一。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了“联邦强—州级多而弱—市县相对独立而财政稳定”的较为稳固的治理架构。而且，美国3亿人口，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但有50个州和1个直辖特区，3143个县，相当多的城市和城镇。美国中央与地方治理结构的特征是：联邦财政实力强，国家权力集中；州多分散而财政实力较弱，行政权力较小；县市数量相当多，并且权力独立和有房产税等稳定财政收入渠道保障。这样布置的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博弈中，是较为稳定的国家内部结构制度安排。
3.中央统筹社保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美国的社会保障由联邦统筹和管理，保证了美国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亲情和认同感。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制，一是要保证人们在一个国家里能自由地流动，平等地享受社会的风险保护和国家福利；二是由于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居民的福利，解除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是居民对国家之间有一种亲情，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保障在哪个层次上，居民就认同哪个层次的政权。美国地方没有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事务由中央统一管理，在地方由美国联邦社会保障事务部门的派出机构具体办理相关事务。与之相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地方统筹体制，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4.文化与宗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深入于居民日常理念、习惯、行为的美国文化及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形成了稳定美国社会的重要精神及意识形态机制。美国文化内容大多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刻意塑造自我，追求个性化的个人主义，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使许多人的智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民族与国家的振兴和发展。
宗教是美国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与欧洲宗教衰落的情况不同，宗教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去教堂的人数只有17%，到1850年翻了一倍，20世纪初期超过一半，现在已经超过60%。上世纪末时，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目前，这一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学者杜尔凯姆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围绕一套表达一个社会所共同的信念、符号进行联合，这种联合将被视为宗教来对待。这些共同的符号能使社会在发生冲突时凝聚在一起，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组织作用于秩序、稳定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