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收集和发布来看，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对于全球经济信息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能力和水平较低，将会影响其在世界上的经济话语权。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大规模的经济信息中心，它们发布集中、整理和加工的各种指数。这些重要的经济信息和指数影响着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在这些领域内的体系建设还十分薄弱，新华社、中新社等等，更多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讯社，而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各种经济数据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中心。这样一种状况会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缺乏话语权，或话语权落入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交流和交往中，发达国家无需或不需参考中国发布的信息来制定相关政策，但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发布的信息来进行分析和决策，跟随他们的政策，甚至受制于他们的信息引导和先行政策，这对于大国经济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形成极为不利。
从价格形成机制和定价话语权来看，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资金拆借中心等等，除了促成资本和商品的交易外，其最重要功能是撮合交易、发现价格、锁定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些机构坐落于何处，所在地国家就有了价格确定和引导权。我国已经形成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也在上海、大连和郑州等地形成了各类商品交易所，初步建立了资本市场、粮食、钢铁、石油、黄金等股票、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交易中心，在资本、大宗商品和黄金等特殊商品的交易走向和价格制定方面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然而，中国在商品定价权特别是大宗商品定价权层面，在规模、品种、影响力等方面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类重要交易所存在差距，竞争能力较弱。这种弱势地位将影响到中国在铁矿、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出口上的定价话语权，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都存在高依存度的情形下，国际原材料与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国产品销售市场需求降低，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起伏，因此导致输入性通货膨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如何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或者增强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能力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必须面临的重要挑战，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涉及对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决定机制的探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高位震荡，与供求面不吻合，主要原因在于中东等地缘政治引发石油供给面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续大幅流动性扩张引发的全球流动性增加。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从经验上看，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显然是地缘政治带来的经济问题。当前地缘政治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依然较大。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协调能力在加强，但不排除地缘政治恶化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从货币条件看，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流动性因素影响也值得重视。由于美元是大部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美元币值变动会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在内的国际贸易对象标价变动。欧元、日元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日元的持续宽松会助推全球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伴随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续超常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出现美元流动性相对过剩供给。过多货币会像奥地利学派形容的“蜂蜜”那样，在一段时间更多粘连附着于经济系统内供给相对需求反应显著滞后的部门对象，拉高这些部门商品和资产价格水平。可以说，货币和汇率等名义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发挥了推波助澜作用。
大宗商品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材料，其价格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未来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世界经济增长逐步恢复正常，从供求角度将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升，这从2002—2007年全球经济景气周期伴随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可以得到验证。目前全球经济减速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但如果未来全球需求强劲，不排除继续推升相关大宗商品价格的可能。
再次是从金融投资者影响角度看，一些大宗商品如铜、石油、谷物等存在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金融投资者行为与价格关系成为理解市场变动的因素之一。金融投机参与者过度介入有可能放大价格对基本面所决定的市场行情波动幅度。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兴起是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现象，少数国际大投行对这类市场影响较大，具有集中度较高和寡头结构特点，有理由推论近年空前规模金融投资者参与会在一定程度放大价格偏离基本面波动。
总体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既受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又受美元、欧元国际货币、投机因素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未来持续高位波动的风险有增无减，在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如何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将是重要的课题，中国应尝试通过增加大宗商品储备、扩大资源类企业的海外并购、力推人民币国际化等综合手段增强对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掌握。
从评级机构的状况来看，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三大资信评级机构包括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欧洲控股的惠誉。这些评级机构对国家本币兑付、主权和企业偿债能力、违约风险等进行评价，往往对股市、债券全球发行效果和成本、国际贷款利率等产生重大的影响。评级机构对一国主权债务进行负面评级时，有时会对这个国家经济、金融和财政体系造成重创；而当这些机构隐瞒真实数据时，又会使一些存在经济问题的国家，在币值、融资、负债能力等方面获得偏袒。因此，信用评级的主动权不在自己国家手中，将会造成大量的不安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可能由于经济波动而受到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对一国经济产生严重打击，甚至引起金融动荡；其次，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高估，可能使得这些国家在贷款融资等方面受到过度约束，从而使其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加深其经济衰退程度；最后，如果一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评级被评低，将导致其在投资合作、募集股份、上市融资、获得国际贷款和贸易融资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国内货币、金融产品和企业资信评级由世界三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进行，而本国评级机构全球影响力较低；国内对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市场放开程度较高，对于国内评级机构建立自生的竞争地位不利。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欧国家的价值观来审视中国市场环境，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较高，但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为数不多阳光地带，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调至A+（江涌，2010）。国际信用评级的不公性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形象。
中国国内资信评级机构建立起步较晚，1987年才出现专业评级机构。初始鱼龙混杂，评级机构逾百家，经过几次整顿，评级机构数量减少并开始规范化，目前国内约有80家评级机构，但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的仅有5家（范璟，2010）。这些机构仍然存在监管不严，甚至虚假评级现象，导致中国自己的评级机构实力较弱、品牌影响面较窄，评级可信度和市场认可度较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则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
除了评级机构建设不足导致中国经济信息的非安全性之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投行对于中国经济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使用也可能造成经济安全性漏洞。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国内大企业、银行和政府都开始使用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外资迅速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市场。除了丰厚的市场利润之外，获取具有战略性的经济信息资源也成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遭遇的经济损失时有发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可能来自国内企业接受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过程中造成的企业商业秘密的对外泄露（江涌，2007）。
当今世界的大型投资银行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研究能力惊人，具有庞大的信息采集、处理、分析能力，其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一国的水平。中国大型骨干企业在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往往会在海外融资过程中聘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比如投资咨询、审计事务所、评级机构等进行全面的服务，而这一过程也往往伴随着商业秘密的外泄。比如高盛投资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具有突出地位，中国大型骨干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接受高盛等相关金融机构的服务，这对于美国了解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惊人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中国经济安全受制于国际大型投行机构的状况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