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科技进步的赶超型战略
国家科技进步战略的制定关键是要处理好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是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两者关系的函数（Blumenthal，1979；Kumar，1987）。历史上，成功赶超的国家都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并取得互补效应的典范（Hobday，1995；Katz，1982；Madanmohan，Kumar， & Kumar，2004；吴延兵，2008；孙文杰 & 沈坤荣， 2007； 李小平，2007）。19世纪的美国、德国、法国赶超英国及20世纪的日本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追赶充分显示了技术引进对于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至今还没有一个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单一自主研发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本节在介绍科技进步赶超战略基础上，对我国科技进步战略的历史和发展进行一个简要回顾和分析，以此表明科技进步赶超战略是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发展的唯一选择。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指出，未来30年科技进步赶超战略可能遇到诸多国际挑战。
（一）科技进步赶超战略的内涵
科技进步战略指为促进科技发展优化而制定的有关政策体系，其实质是规划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科技发展的主动地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支撑力。科技进步发展战略一般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可行性等特点。根据科技水平差异全世界可分为三类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内地等；低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等。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思路：一是无为型战略，指因生产力水平、财力、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无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接受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并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二是跟进型战略，指大多采取外部科学技术拿来主义态度，自己只进行引进、消化和吸收，以学习和模仿方式为主，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以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为目标；三是赶超型战略，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学习和模仿，即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现成科学技术等方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和自主再创新跨越式的追赶，在科学技术整体方面赶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超过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并有自己科学技术独特制高点的一种选择。
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道路的几个要点是：（1）在规定的时间或规定时间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要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在长期的时间中划分若干个时段，在一个长时间的总的赶超目标下，在每个时段，设置要达到的约束性的阶段性的目标。在目标方面，有赶上性目标，即某项成熟的技术，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攻克其难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超过性目标，即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自己知识产权的独占的科学技术；还要有预备性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可能在科学技术某领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追赶实施预案。（2）在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并且要有跨越式的进步。因为我们本来就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赛跑的后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赶超战略时，先进国家也在不停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只有积累爆发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加速度，比他们的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还要快，才能实现赶超型战略要求的目标。
（二）赶超型是我国科技战略发展的唯一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我国就实行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国防指向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方面，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化，中国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巨大压力，新一代领导人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与美、苏抗衡，确保国家安全，尤其是1960年和苏联关系恶化之后，新中国领导人希望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不得不动用全国力量投身到国防科技中，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国防科技面临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我国在除国防外的现代化建设中的其他方面同样面临基础薄弱，差距较大的发展现状，所以中央提出“有先赶，有后赶；有所赶，有所不赶”，要“正确选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力争在10年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科技发展战略是一个强调优先发展军事、重化工业以及尖端技术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是局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虽然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期间，我们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197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宣布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不过该战略更多的是反映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科技发展战略的延续，带有“恢复”色彩，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赶超”战略（杨丽凡，2004）。这个战略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科技追赶战略，原有的108项重点项目后来调整为38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方向在发生变化，1978年后逐步转变为具有较强经济指向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在之前强调资源配置到研究与发展环节，具有明显国防导向，逐步过渡到强调通过对外开放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发展的跳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方新，1994）。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手段获得先进技术，并提高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科技发展战略表现为跟踪模仿，采取中外合资、外资引进、国际合作、吸引留学回国人员等手段。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科技进步大大提高，2012年科技对生产力的贡献上升到51%，很多科技空白被填补。一批中国企业也通过技术引进、吸收，积累了资本并成功实现技术升级和国际化扩张，比如联想、华为、海尔、中兴、比亚迪等知名企业。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投入研发资金不足，使得我们原本设想的“市场换技术”方案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开放的各个产业部门纷纷被外资所主导，我们所获得的后发优势没有完全释放。日韩等国走过的成功技术进步轨迹并未能在中国重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和日韩差别大，难以短期改变，但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最大问题是中国企业投入进行吸收消化的资金严重不足。日、韩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比接近1∶10，而根据《中国科技年鉴统计》数据，我国工业企业的相似比率，以2002年为例，不到1%。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购买和消化吸收费用情况，见表4-5。
表4-5 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购买和消化吸收费用情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自主研发 技术引进 吸收消化 比率
1993 95.2 159.2 6.2 1∶1.67∶0.06
1995 141.7 360.9 13.1 1∶2.55∶0.09
1998 197.1 214.8 14.6 1∶1.09∶0.07
2000 353.6 245.4 18.2 1∶0.69∶0.05
2002 560.2 372.5 25.7 1∶0.66∶0.04
2006 1630.2 320.4 81.9 1∶0.20∶0.05
2008 2681.3 440.4 106.4 1∶0.16∶0.04
2010 4015.4 386.1 165.2 1∶0.10∶0.04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3到2010年）。
鉴于此，2001年初，科技部前部长提出要摒弃跟踪模仿为主的发展战略，替代以“赶超”型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在2002年启动了1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出力争3到5年内获得2000多项专利，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的发展目标。2006年初的我国科学技术大会确立了建立中国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科技进步战略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相结合的全面发展时期。那么这种赶超战略是否会回到过去我们经历过的各种“赶超”战略呢？有些学者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新的发展战略可能导致“创新大跃进”，尤其是高铁项目的推广形成的巨大经济负担和温州撞车事故更加增添了此种情绪的蔓延。我们认为，中国实施赶超的科技进步战略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外部产业部门，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被外方主导，国防安全技术受到威胁，这仅仅助推了赶超战略的早日出台。
第一，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制定了多个发展战略，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战略都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一种追赶型发展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从当时的资本、人力和国际环境来说，我们实施技术追赶更多是一种梦想，因此，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二，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改革开放还处在探索期，企业结构基本由国有企业主导，其竞争很弱。因此，虽然开放让我们获得了接触世界技术和市场的机会，但是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太深，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更多体现为一种体制的结果。与此同时，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即便企业计划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也是受限于无法获得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止步。
第三，从国际技术转移的角度，技术转移遵循的是梯度转移顺序。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引进的是西方成熟甚至过时的技术，但对于中国市场是适合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追求先进技术。因为在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和积累的情况下，如何吸收、消化先进技术是一大难题，同时，当时的知识产权氛围也不可能乞求外方转移先进技术到国内。
相反，今天我们推出科技进步的赶超战略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第一，我们的资金、人才和前期的技术积累已经为技术和产业升级准备了条件；第二，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面临技术升级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国内劳动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企业需要重新布局和定位他们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提高需要相应的产业升级；第三，我们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目前创新模式正在从封闭向开放式转移，这预示着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可以提供技术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增加，作为技术需求方将有更多机遇在全球技术市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并增强了他们的谈判力，尤其是以中国这样具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背景；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的大批人才目前已经在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工作多年，这部分人才的回流将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韩国的经验表明，与前期吸收成熟技术相比，在技术进步赶超阶段这部分人员将起着先进技术传播和现成技术的再创新、再利用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实施赶超的科技进步战略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使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这与过去我们实施的各个科技赶超战略存在明显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先进技术拥有国家和企业。所以，我们的战略发展面临多方压力和挑战。
（三）赶超战略可能面临的国际挑战：政府vs市场
客观地说，我们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对称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一个技术动态追赶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技术进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更快，中国科学技术不但没有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使得中国企业未能进入“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科技竞争力的重大突破，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进入赶超阶段的里程碑。此后，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始陆续实施，同时布局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相关配套政策迅速跟进。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创新行为开始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高度关注，并引来相关纷争。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定位问题。技术进步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紧密相关，提升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是要在国际竞争中与原有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分享高科技蛋糕。同时，虽然国内外学者也认同了中国企业进军高科技领域的积极作用。比如共同分担高昂的研发费用，共同推动科技前沿向前发展，有利于世界和人民。但是，中西方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市场和政府作用上仍存在分歧。西方普遍认为应该由企业来完成，政府作用是在之前的研发环节进行补贴，一般不会介入太深，否则会干扰市场的有序竞争。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启动元年的2006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5%，这与发展高科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严重不符，因此，国际社会必然担心政府会过多介入企业创新活动。表4-6中我们列出了重要年份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均GDP情况。日本在上世纪60年开始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比如钢铁、汽车产业，此时日本人均GDP约占美国的50%，进入之后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迈入相类似的汽车等资本密集行业时人均GDP约为美国的20%，之后的发展并不顺利，政府给这些行业的帮助比日本更多，同时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林毅夫，2004）。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禀赋下，启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显然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是一个极大挑战。
表4-6 人均GDP水平
（单位：美元）
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印度
1955 10970 2695 1197 818 665
1965 14017 5771 1578 945 785
1975 16060 10973 3475 1250 900
2006 44822 34150 17547 2039 2010
2012 48100 34300 31700 8400 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