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作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通过选择和实现选择来实现的。但是，个人依靠什么进行选择和实现选择呢？换言之，历史上个人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历史个人发挥作用的方式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权力，二是思想，即依靠权力的运用或依靠思想的影响。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运用权力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运用思想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思想家们。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依靠运用权力对历史发生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很多。古代欧洲的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近代欧洲的拿破仑、希特勒都属此类。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属此类。这些人或居帝王之尊，或居权臣之位，或居统帅之首。
靠思想影响对历史发生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也不乏其人，甚至这种作用不在权力作用之下。但是，这些人有些官居高位，有些却不过是平民百姓、一介书生。如西方世界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东方世界的释加牟尼、孔老夫子；阿拉伯世界的默罕穆德。他们之所以对历史发生了影响，首先不是由于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由于他们头脑里有博大精深的思想。
靠权力和思想共同对历史发生作用的历史人物为数也不少。他们往往是身居高位的思想家，以卓越的思想运用着自己的权力，又以巨大的权力实现着自己的思想。在近、现代史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这种类型的典范。
当然我们不是说第一类人物如秦皇、汉武没有思想。没有任何思想的历史人物几乎是找不到的。但他们都没有超出常人的杰出思想，他们的作用主要来源于他们对权力的运用，而且他们常常去实现他人的思想。如秦始皇之受李斯的影响，刘备之受诸葛亮的影响等。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第二类人物如孔夫子、释加牟尼等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对他们的弟子、信奉者同样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是真正的强制性的权力，而毋宁说是由于对其思想的自觉尊崇而产生的影响力。
在历史人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可以说权力是历史个人作用于历史的直接杠杆，思想则是历史个人作用于历史的间接杠杆。正是主要靠了这两种杠杆，历史人物才能作用于历史。实际上，任何选择的作出和实现，往往都是这两种杠杆联合作用的结果。选择是依据一定的思想进行的，而要能够依据一定的思想进行选择，又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力。选择的实现过程亦复如此。
2．权力的获得方式
在政治领域中，权力的获得方式主要有如下类型：
其一，被赋予的。这是指经由某种形式（选举或继承）获得某一团体赋予的某种权力，通常是一定民族或国家的最高权力。如靠继承取得王位的封建帝王，靠竞选投票产生的国家元首或首相，靠团体成员信赖赞成推出的政党领袖等。在中国古代，据说还存在着一种禅让制，也应属此类。
其二，被授予的。这是指经由在上者授予在下者某种职务而获得的权力。例如帝王君主对文臣武将的任命授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对内阁成员的任命授权，政党领袖或中央机构对下级首脑的任命授权等。
其三，夺取的。这是指经由革命或政变从别人手中夺取过来的权力。率领革命阶级从敌对阶级手里把权力夺取过来，这是革命夺权。列宁、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获得权力的方式属于此类。从本阶级本集团他人的手中把权力夺归于己，属于政变夺权。中国历史上王莽的权力是从姑爷手中夺来的，李世民的权力是从兄弟手中夺来的，武则天的权力是从丈夫手中夺来的，慈禧的权力是从儿子的手中夺来的。在现代，这种政变夺权也屡见不鲜。
其四，拥戴的。这是指经由某一团体成员的拥戴从而成为该团体的领袖而获得的权力。例如被统治者的起义团体拥戴的领袖，如外国的斯巴达克、普加乔夫，中国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在历史上产生的宗教领袖也属此类，如释加牟尼、基督耶稣、默罕穆德等。当然，在“拥戴”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激烈的斗争。
3．权力的弊端
获得权力是为了运用权力。权力的运用固然构成了个人作用于历史的杠杆，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权力亦然。正确的权力应用可以推动历史加速发展，错误的权力应用可以阻碍、延缓历史发展。这里，我们对后者稍加分析。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称之为“权力的弊端”。权力的弊端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崇拜。前者反映在掌权者身上，后者反映在非掌权者身上。
权力的滥用是指掌权者在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时的那种在阻碍历史发展方向上的肆意运用。这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形。其一，反动历史人物运用权力阻挠历史进步。希特勒运用权力发动世界大战，蒋介石运用权力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四人帮”运用权力破坏建设事业都属此类。其二，某些历史人物运用权力造成对社会的巨大伤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属于此类。其三，正面历史人物错误地运用权力使历史发生重大挫折。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的反右扩大化及搞“文化大革命”都属此类。
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腐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如果说在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里这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关键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去监督和制止对于权力的错误运用。斯大林、霍查在当时都曾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们的一切选择包括错误选择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行，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曲折。应当承认，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并非不可避免，问题是要有切实的民主集中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权力的崇拜是指在下者对权力（含权力掌握者）的迷信、追逐和谟拜。权力崇拜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敬畏顺从。它表现为对掌权者的恐惧，不加考虑地服从一切权力，当顺民，不得罪当权者是其行动的标准。其二是寻求庇荫。它表现为千方百计地寻求权力保护伞，竭力同权力攀亲觅故，以求收“大树底下好乘凉”之效。其三是追逐高权。它表现为不择手段地钻营更高层次的权力。这在较高层上就表现为一种统治欲望或野心。也是历史上各种宫廷政变的基本原因。其四是清官心理。它表现为无权的广大人民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有一个“大救星”即好的掌权者上面，向往明君清官政治，而不是从民主与法制的道路去寻求权力的制约与吏治的清廉。
这种权力运用中的弊端无疑也给历史以重大影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对权力的滥用造就了民众的权力崇拜心理，而普遍的权力崇拜心理又助长了权力滥用现象。对这种现象的本质及其治理方式的研究也应是历史个人作用理论应当注意研究的。
4．思想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是个人作用于历史的杠杆，那么思想就是驱动这一杠杆的动力。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存在着这么一种关系，即：个人--思想--权力--历史。从这个链条中我们看到，思想比权力离历史要远些，作用要间接些，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抹杀思想的重要作用。因为，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权力的运用都是依照一定的思想进行的。这就如同杠杆要人去使用一样，权力是听命于思想的。
思想作用于权力有如下方式：
其一，权力者本人有思想，即他本人同时拥有权力与思想。这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运用自己的权力。一般说来，这种类型中思想影响权力的方式最为直接、可靠和迅速。这种类型的思想与权力关系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历史上的独裁者如拿破仑、希特勒、蒋介石多属于此类；政治家如丘吉尔、罗斯福、李世民、康熙等也多属此类。
其二，某一思想体系影响着权力者。也即权力拥有者本人并没有特别独到的思想，但他信仰或崇拜某种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思想体系的要求作为选择并贯彻实施。例如古印度的阿育王受佛教的影响，按照佛教待人处事的原则处理国内和邻国之间的事物，保持了和平稳定达70年之久。中国汉初文帝景帝当政时，深受黄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思想的影响，适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其三，某一个或某几个思想家影响了权力者。即权力者受“智囊”的影响，对后者言听计从。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极为多见。这种情形，按其实质来说，是这一思想家在间接地支配着权力。例如李斯之于秦始皇，诸葛亮之于刘备，基辛格之于尼克松。在这里，后者是执政者，前者是设计师。在中国古代行政长官或军事长官的行署或行辕中，往往设有幕僚或师爷编制，其作用也往往是给长官出主意。在当代管理体制中，智囊团也属于此等地位。
其四，一些偶然的思想偶然地影响着权力者。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由于某种原因，权力偶然成为某种思想的听命者。例如，一个士兵偶然说出的一个建议为统帅所采纳，一个情妇对于帝王将相提出的一个近似儿戏的要求被接受，一个从当权者头脑里偶然冒出来的想法，都有可能造成对于权力的暂时性支配。这里也应当包括那些被敌方的各种计谋所支配的权力。如曹操中了周瑜的苦肉计杀了蔡瑁张允，中了庞统的连环计将战船连在一起，终至赤壁之战的惨败。
5．思想的弊端
思想对历史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只要看看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两千年文明的影响，看看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那就谁也不会怀疑了。
但是，思想同权力一样，也有它的弊端。
其一，过时的思想常常成为束缚人们行动的沉重锁链。马克思讲过在一些情况下，死人抓住了活人，死人们的思想常常像梦魇一样地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使他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且，这种思想在过去所拥有的权威越大，其对后来人的束缚也就越大。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对中国人的束缚作用极大，有些至今未消。
其二，某种思想体系往往被人误作为教条到处不合时宜地照搬照套，使人们不能大胆地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想，解决新问题。苏联人把斯大林的思想教条化过，中国人把毛泽东思想也教条化过。王明在30年代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华国锋在毛泽东去逝后提出的“两个凡是”即是这种弊端的代表。
其三，错误的思想支配了权力，并转化为群众的实践，使历史发生重大曲折，给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这种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错误实践，即是一例。
其四，反动的思想支配了权力并被付诸于行动，就有可能造成全民族的乃至世界性的灾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曾以其反动的种族主义给南非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希特勒从其反动的种族主义出发，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则更是沉重。
6．思想与历史
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候就说过：过去人们习惯于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现在我们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这话是深刻的。
用迷信来说明历史的时代相当久远。这里用以说明历史的迷信包括神话，也包括宗教，比如用上帝创世来解释人类起源的历史，用英雄的神化来说明某个民族发展的历史等等。这无疑是用思想的想象解释历史现象，但也有其发生这种解释的根源，那就是社会本身的不发达，人们还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还看不到人类自身创造历史的作用。
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广义地说，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一定迷信思想的产生和流行，就是要说明迷信思想的根源就在历史本身之中。何以在人类历史上会产生长期的宗教迷信？那就是历史使然。历史的不发达需要人们制造出迷信来说明现实，淡化现实的苦难，寄托被压迫者心灵的叹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和传播均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里还应当探讨的是，现代社会中迷信存在的根源。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发展了，但人们精神的苦恼增加了，剥削制度的需要、普遍的精神苦恼、长期的宗教传统的滞留是那些宗教迷信的根源。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穷国，物质生活的匮乏，种种灾难的难以避免，科学教育的落后，也足以说明宗教迷信的基础。问题是如何解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个人迷信现象。所谓个人迷信就是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把领袖个人神化，当成救世主的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用历史来解释迷信的观点，应当说也与发生这种现象的历史有关，就是说同样是历史使然。在这里，物质文明不够发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科学技术尚待发展，是其客观上的原因；而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民主不发展所造成的盼望清官治世的群众心理，某些领袖人物希望有点个人崇拜的愿望以及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则是其主观根源。近些年，一曲曲“清官颂”所引起的群众欢呼，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种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迷信现象，当然不具有永久的持续性，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目前却还有其存在的土壤，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