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起雨衣，从后面不停歇地追赶。贝蒂已经跑出很远了，而他又没有运动员一样的体魄，一会儿的工夫，他就累得喘成一团，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
贝蒂站在美洲豹旅馆的门廊等他，如果不是这样，他恐怕怎么也赶不上她。
他跑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还是大口喘着气说：“贝蒂，听我给你解释。”
贝蒂扬起头，十分傲慢地说：“不必了。”
“相信我，贝蒂，我不是有意去伤害你的。”
见到贝蒂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他赶紧补充道：“亲爱的，你都不知道当时那里发生了什么，实在是太可怕了！”
接着，贝蒂突然笑了起来，一下子钻进他的怀里，这简直让乔治有些无法相信。
只听贝蒂在他的怀里呢喃：“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充满激情的一面。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太过理智的人。你知道，每一个姑娘都想找一个为她而发狂的男人。现在，我知道了，你就是我想找的那个人，我爱你，乔治！”
说完，贝蒂羞涩地从他的臂弯里挣脱出来，跑进旅馆，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乔治有些呆了，他傻傻地站在那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禁不住一阵眩晕。没过多久，他恢复了理智。因为沙滩上还躺着一具被谋杀的尸体，他不能听任那个人就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他需要马上通知警察才行。可是，他居住的地方没有电话，所有的旅馆也全都关门了。他只好徒步走向镇中心。虽然并不知道警局在什么地方，不过他知道一定能打听出来。
他到达中心街时，已经很晚了，街上一片黑暗，一个人也没有。他抬起胳膊看看时间，已经快凌晨两点了，整个小镇静悄悄的。
于是，他开始考虑到底该怎么去做。就在这时从一条小道开出一辆警车，警车速度很快，扬长而去。他招招手试图拦住它，可压根儿没人理睬他。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两辆警车，拉着警笛一路向飓风角驶去。或许已经有人在海滩上发现了尸体，又或许他只是昏了过去，伤势并不致命，自己给警局报了案，乔治心想。
乔治随着汽车行驶的方向一路奔跑。他已经十分疲惫了，但是一想起贝蒂，他便又有了精神。他用手抹抹脸，脸上黏黏的。
是血！在海边时贝蒂用指甲划出的血。之前他的形势，不容他去注意这个，现在才感觉疼得要命。
他的心里一直轻松不下来。他亲眼看到一次谋杀，还任由凶手作恶，没有站出来阻止。更让人头疼的是，假如他出面作证，他也很难说清，他和贝蒂两人半夜出现在海滩上的原因。如果报纸把他的行为给曝光出来，那对他是非常不利的。贝蒂一定会非常鄙视他，他很有可能在刚刚赢得贝蒂的心后，就会马上失去她。
而且，警察也不见得会相信他说的话。因为贝蒂根本无法帮他证明，她对此毫不知情。他现在还满脸带血，全身沾满沙子，警察见到这个情况，甚至还会抓他去审问。要真的是那样的话，他波士顿的那份工作肯定会化为泡影，因为第二天下午他必须乘车前往，要不然的话，指定来不及了。
飓风角附近停靠了好几辆车，一个个车灯明亮。他异常紧张。只要一发生车祸或凶杀，总会引来许多人前来观看，这次也不例外。海滩边全是人，他们把案发现场围成一圈。一辆警车一路鸣着笛声离去。
乔治挤进人群，侧耳倾听人们的议论：
“我听说死的人是老帕特里克·昆丁。”
“是的，是他，警察已经抓住了杀人凶手，并搜出了一把手枪，那个家伙刚从教养院放出来。”
“真希望他早点被判刑。帕特是个好人。”
听到这里，乔治轻松了许多。没有他的帮助，警方已经发现了受害者，而且抓到了凶手。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他自己或贝蒂卷入到这桩凶杀案了。于是，他离开现场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大约是九点钟，乔治边刮胡子，边从收音机里听新闻。突然，他听到这样一则消息：帕特里克·昆丁，现年六十二岁，被一粒子弹射杀。警方在犯罪现场附近抓到凶手。他只有十九岁，名叫理查德·潘恩，刚从佛莱蒙特教养院潜逃。他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把手枪和昆丁的钱包，目前，警方宣称此案件已经彻底侦破。
乔治长吁了口气，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他也可以忘掉了。
因此，在斯普鲁斯海滩，他与贝蒂轻松愉快地过完了他上班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而且，他和贝蒂的关系也正式确定了下来。贝蒂答应他说，等他在波士顿安定下来后，她就去那里找他，然后再跟他完婚。
乔治一贯谨慎，他依然关注这个凶杀案的报道。只是，波士顿的报纸很少提及此事。他了解到，弹道专家已经证明那颗子弹确实是从潘恩的手枪射出的，钱包上那个带血的指纹也是他的。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事情进一步往前发展。潘恩在监狱中自缢身亡。至此，这桩案子才算彻底结束了。
工作以后乔治整天忙忙碌碌的，他就职的公司名叫马克汉姆皮革公司。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不错的运气，再加上贝蒂的帮助，乔治升迁得很快，不足十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
总体来说，乔治夫妇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贝蒂只有一点不太满意——乔治有时候太专注于工作，而忽略了她和家庭。
每当贝蒂抱怨起这个，她总会嘲笑他说：“想想那个海滩之夜，你可不是这么冷淡地对待我的。”奇怪的是，一听到贝蒂提起这个，乔治总是很害怕，看起来好像会马上失去她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要她，他总会上前紧紧抱住她，热血沸腾，呼吸急促。
乔治一直很好奇，他很想知道，如果贝蒂得知那晚他猛地抱住她是因为紧张，而并不是激情，她会作何感想？每年夏天，贝蒂都会提议去斯普鲁斯海滩度假，可乔治一直想尽办法使她改变主意，来到我们这里的海滩度假。
到了去年夏天，他终于妥协了。
在斯普鲁斯海滩，他们入住在美洲豹旅馆。两个孩子似乎很喜欢那里，玩得开心极了。
那一条长长的木板人行道，孩子们特别喜欢，总是嚷着要到那里去，要在那儿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过，她们最喜欢吃的是馅儿饼。
她们在一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食品店，店面里总会有一个人站在玻璃后面，他头戴白色的厨师帽，腰里围着漂亮的围裙。只见他动作娴熟地把面团抛到空中，再将白色的面团，揉捏成形，然后放进烤箱烘烤。
她们每天都恳求说：“爸爸，爸爸，请带我们去吃馅儿饼吧！”
其实她们更像是专程去看表演的。每当走到小店门口，两个孩子总要先站在那里，观看一会儿那个“滑稽人”的魔术表演。
乔治几乎不敢正视那个人的脸。他长着一张狐狸脸、一头红红的头发、一对小小的耳朵上没有耳垂。他不停地自我欺骗，他告诉自己，这人不可能是杀害昆丁的凶手，绝对不可能。十年前那个谋杀案的凶手是潘恩，他早就死了。现在，在他眼前的或许是他的弟弟，也有可能孪生兄弟。可是，这些理由连他自己都不信。每经过一次那里，就使他更加确信，眼前这个做着蛋糕的厨师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个人叫山姆·墨菲，实际年龄比他的外表大很多。平常他不太规矩，总是喜欢惹是生非，可情节也不太严重，无非是一些打架、酗酒之类的勾当。乔治特地去打听了这些。
接下来，乔治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在那里他翻出了十年前的一些报纸。有一期报纸的头版，刊登了潘恩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张脸，根本不是海滩上的那个小伙子！照片上的潘恩是一头金发、身材魁梧、颧骨很宽、一双眼睛是灰色的，而且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
乔治又特地留意了照片下面的报道。报道里写着，潘恩一直在抗议，说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还解释说，他看到另一个小伙子从海滩上跑过，把什么东西扔到沙滩上。他就走上前去，结果发现了手枪和钱包。于是，他就捡起这两样东西，没过多久却被警察抓住了。
事实上，他被捕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已经证明了他说的全是事实。可警方看到他手里的物证，已经先入为主地把他定性为凶手了，他们认为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帕特是个酒鬼，他身上的钱也许全都花在买酒上了。
没有人相信潘恩的解释，只有乔治知道他说的全是真的。
看完报道，乔治的良心很受谴责。十年前如果他能马上报警，也许潘恩现在还活着。而坐牢的人就是山姆·墨菲。可是十年已经过去，谁还会相信他所说的呢？
就算是警察相信了他的话，可潘恩早就死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怯懦，因为报纸的报道会使他名声扫地。
可是，这都不是他最害怕的。他最担心的是贝蒂，他不知道贝蒂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后会怎么看他。十年了，他一直隐瞒了她十年。也许贝蒂会原谅，会笑他傻。可是，他们之间的那种融洽的气氛会彻底地消失。每当他再去拥抱她时，她就会回想起他那虚情假意的激情。
终于，乔治还是选择了沉默。可是装着一肚子的心事，他经常睡不好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埋怨他，骂他是个懦夫。贝蒂看出了丈夫的反常，可是无论怎么问，他就是不肯说。他不愿意告诉任何人，我是第一个听到此事的人。
事情讲完后，他说：“警长，你是司法人员。给我一点建议，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去做。”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情，我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乔治，有时候，看待一个问题的角度可以有很多个，容我好好想想。”
乔治用满怀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说：“那好，我等着你的结论。”说完，他就起身离开了。
乔治把难题抛向了我。那么，根据法律我只有一个办法——去斯普鲁斯海滩为潘恩洗刷冤情，并且把真正的凶手缉拿归案。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必须从当地警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乔治的证据可信度有多高。事情毕竟已经过去十年了，也许头脑中残存的记忆已经完全歪曲了事实。至于说潘恩，他有过前科，在等待审判时自杀，这种行为一般会被认为是承认有罪。因此，仅仅凭着乔治的寥寥数语，斯普鲁斯海滩的警察恐怕不愿意大动干戈，重新彻查此事。也许，乔治确实是搞错了。说到底，就算山姆·墨菲曾经是个危险人物，可他在此事之后，也从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这件事一直放在我的心里，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甚至还为了此事而废寝忘食。
一切都瞒不过我妻子的眼睛。第二天清早，我妻子开始询问我。我知道，刻意的隐瞒也撑不了太久，所以我将事情的原委跟她和盘托出了。
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把故事讲完，然后两只眼睛盯着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只能开车去斯普鲁斯海滩。”
“哦，不！你千万不能那么做！”她大声叫嚷起来，“听着，关于这件事，贝蒂跟我说过，她给我讲了那个像梦一样甜蜜的海滩之夜。她一直以为乔治为了得到她，几乎要发疯了。而现在，你却要残忍地撕碎贝蒂的梦，那她以后还怎么生活？她一定会受不了打击，她甚至会跟乔治离婚的，我想她一定会那么做的！”
“可我是一名警察，我有这个责任！”我固执地争辩道。
“胡说八道！”我妻子站起身来，霸道地一屁股坐进我怀里。她很重，但让她那样压着我感觉踏实多了。或许我不该疏于职守，放弃一个司法人员的职责。但是，我更不想跟我的妻子发生争吵。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得出了一条很有用处的经验：有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闭上嘴，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