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大致扫描了一下1882年到1890年这些年间关于福尔摩斯探案的记录文件时，我发现，眼前这些稀奇古怪的材料堆积如山，实在难以取舍。一些案件经过报纸的宣传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其中一些乏味的案件并不值得像福尔摩斯这么出色的侦探去耗费宝贵的精力，那些报纸只想将他的这种卓越才能作为报道的主要题材。在一些案件中，他无法施展出绝妙的逻辑分析本领，就像那些有头无尾的故事一样。还有些案件，他并没有以向来重视的逻辑论证作为破案的关键，仅仅是凭借推测或臆断推敲出了部分事实。在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我想要叙述的欲望，它的情节异乎寻常的复杂，线索凌乱，而且，此案中的某些谜团也许永远都无法被解开。
1887年，我们办理了一些案件，有些颇为棘手，有些则很平常。至今为止，我一直保留着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文件。这些案件的记录根据发生的时间顺序登记如下：“帕拉托尔大楼案”；“业余丐帮案”，这些乞丐们在一间家具店的地下库房拥有一个极端奢侈的俱乐部；“‘苏菲·安德森&apos；号失事案”；“格莱斯·彼得森的乌法岛上案件”；还有“坎伯维尔毒杀案”，在这个案件中，当福尔摩斯给受害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两个小时前就曾有人给表上过发条，从而得知受害者当时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这个推理对于破解整个案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在某一天，我会将上述所有案件的案情全都叙述出来，但是相比之下，我此刻所要讲述的案件，却比它们都要更加不可思议，更加扑朔迷离。
那时正是九月下旬，秋季的狂风暴雨异常猛烈。窗外的世界在狂风的咆哮中脆弱不堪，大雨如注，就连向来以万物之长自居的人类，也龟缩在人类建筑史上引以为傲的伦敦城中，匍匐于莫测的自然威力之下。它就像困于铁笼之中的斗兽，不甘于长久的驯服，从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发出怒吼。黑夜来了，暴风雨也愈加猛烈。狂风一会儿愤怒咆哮，一会儿哀鸣低泣，就像细弱的婴儿哭声从壁炉烟囱里传来。福尔摩斯坐在火炉的旁边，神色忧郁，他正着手编写案件记录的互见索引。而我坐在另一侧，专心阅读克拉克·拉塞尔的一本关于海洋的精彩小说。此时屋外狂风怒吼，倾盆大雨慢慢变成大浪似的撞击，恍若呼应着小说的主题，二者融为一体。我的妻子这几天回娘家省亲，所以近来我时常探访贝克街旧居。
“嘿，”我抬头看着我的同伴，“门铃响了。谁还会在这种鬼天气出门呢？或许是你的某位朋友吧？”
“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其他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希望人们来打扰我。”
“那么，就是我们的客人喽！”
“假如是我们的客人，他的案件肯定很严重，否则也不会冒着暴风雨出门。不过，说不定这人会是房东太太的好友。”
这回福尔摩斯可没猜对，重重的脚步声从过道上传来，紧接着有人敲门。福尔摩斯把用来照明的那盏灯转向专门招待客人入座的沙发，然后说：“请进来吧。”
一位年约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进来了，他衣着考究，服装整洁，举手投足落落大方，显然是个富有教养的人。他的雨伞不断地往下淌着水，身上的雨衣闪闪发亮，这些都表明他这一路经历了狂风暴雨的冲洗。他在急切中环顾了一下周围。我看到他面色异常惨白，低垂着双目，似乎有些萎靡。这分明是一个被巨大的忧愁压得无法呼吸的人。
“非常抱歉。”他边说边戴上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我不仅打扰了您，还让满身的泥泞弄脏了您干净的地板。”
“没有关系，把雨衣和伞都交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我把它们挂起来，一会儿就干了。我想，您应该是从西南方向来的吧。”
“是的，我来自霍尔舍姆。”
“根据您鞋尖上混粘在一起的黏土和白垩，我一眼就看出您的来处了。”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请求您帮我解答。”
“这没问题。”
“并且想得到您的帮助。”
“那可就有些困难了。”
“我早就听说过您了，先生。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跟我提过您，他详细地告诉了我，您是如何从坦克维尔俱乐部的丑闻案件中将他拯救出来的。”
“啊，是的。人家说他作弊行骗。”
“他说您简直无所不能。”
“这个太过绝对了。”
“他还说您从未失手。”
“我失手过四次——三次输给几个男人，一次输给一个女人。”
“可是，这根本无法与您的无数次胜利相比。”
“是的，综合来看，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您还是有可能解决我的这桩大麻烦的。”
“您把椅子挪一下，再说说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个案子非常怪异，我一直都不敢相信。”
“我经手的案子都有些古怪。我快要成为所有案件的最高上诉法庭了。”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根据您以往的经验，我想请问您，您有听说过类似我家族中发生的这一系列荒诞诡异的怪事吗？”
“我对您要说的事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先说一下主要情况，稍后我会就一些最关键的细节向您提问。”
那位年轻人把椅子移近了些，以便让暖和的炉火烤干两只湿漉漉的鞋子。
他说：“我的名字是约翰·沃彭肖。以我的理解，这一可怕的事件跟我本人并无关系，这是上一辈的恩怨，因此，为了使您大概了解这件事，我必须从头说起。
“您要知道，我的祖父共有两个儿子——伯父伊兰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拥有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那段时期，他扩大了工厂的规模，申请了沃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他的工厂很兴旺，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后来，他出让了这个工厂，换得一大笔财富，过着富裕舒适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在他年轻的时候旅居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种植园主。听说他的庄园管理得不错。南北战争爆发之后，他跟随杰克逊作战，后来追随胡德，当上了上校。罗伯特·李将军投降后，他解除了军职，重返种植园，又过了三四年的庄园主生活。大概在1869年或1870年，他返回欧洲，在靠近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的地方买了一小块房产——在美国时他发过大财。他因为讨厌黑人，不喜欢共和党赋予黑人选举权，所以离开了美国。他的性情极为古怪，为人粗暴急躁，发怒时言语粗俗。他在霍尔舍姆定居以来，一直深居简出，他甚至从不涉足城镇。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四周有两三块田地，他本可以时常在那里健身运动，可他却常常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出门。他是个酒鬼，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而且烟瘾极大，但他对社交不热衷，身边没有朋友，也不跟我父亲往来。
“他对我毫不在意。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喜欢我的。因为刚见到我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1878年，当时他已经在国内待了八九年了。他得到父亲的应允，将我接来和他一同作伴，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清醒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兴致勃勃地玩双陆（双陆：又称十五子游戏，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游戏）、象棋。他还让我替他去跟仆人、生意人打交道。到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为这个家的掌权者。我保管着家里的钥匙，只要不打扰到他，我可以随意走动，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也有例外，顶楼有许多房间，其中一个房间堆满破旧杂物，常年上锁，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禁止入内。我曾经无比好奇地透过钥匙孔窥视屋内。可是除了一大堆破旧箱子和大大小小的包袱之外，我什么都没发现。
“1883年三月的某一天，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放在了伯父的面前。这封来信有些稀奇，因为他一向用现金支付账单，而且他也没有任何朋友可以给他写信。‘它居然来自印度！’他一边拿起信，一边诧异地说道，‘而且还是本地治里的邮戳！真是古怪！’他急忙拆开信封，只见五个干干瘪瘪的橘核啪啦啦地掉在盘中。我正要发笑，可看到他的脸色之后，再也笑不出来了。他大张着嘴巴，双目圆睁，面色灰白，直勾勾地瞪着手中止不住颤抖着的信封。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伯父？’
“‘死亡！’他喃喃自语，缓缓从桌边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房间，我呆呆地留在原地，被刚才伯父的表情吓得六神无主。我拿起了那个信封，只见信封口的里层，即涂胶水的那端，有三个用红墨水草草写成的‘Ｋ’字。信封里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我离开餐桌上楼，他正好要下楼，一只手拿着一把生锈的旧钥匙——这肯定是顶楼的钥匙，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钱盒似的小黄铜盒子。
“‘无论他们想做什么，我都将战胜他们，’他恶狠狠地发着誓，‘让玛丽给我房里的壁炉生火，再叫人到霍尔舍姆去，请福德姆律师过来！’
“他的吩咐我都照做了。律师过来之后，我被叫到房间里。屋内燃着炉火，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刚烧完的黑色灰烬。那个黄铜盒子敞着盖扔在一旁，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瞄了一眼那盒子，却吓了一跳，因为那个盒子盖上同样印着三个‘K’字。
“‘约翰，’我伯父说道，‘你是我遗嘱的见证人。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的父亲，包括它将带给你们的利益与不幸。当然，将来你又会从你父亲那儿继承这一切。假如你能安全无虞地拥有它们固然很好，假如做不到，那就将它留给你的死对头吧。我很抱歉将这种危险留给你，但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在遗嘱上签下你的名字吧，就在福德姆律师指给你的地方。’
“我照律师的指点签了名，律师带走了遗嘱。您大概可以猜想，这件怪事将带给我多么强烈的印象。我苦苦思索，始终无法明白个中奥秘，也始终无法摆脱此事遗留下来的阴影。即便时光飞逝，我逐渐平复了恐慌的情绪，另外也没有再发生其他怪事。但是，伯父的行为却是益发古怪了。他更加纵情于狂饮烂醉当中，并且抗拒所有的社交活动。大部分时间内，他都将自己反锁在屋内；有时他又像酒后发狂一样，猛然冲出屋子，手里拿着一只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狂喊，说他无所畏惧，谁也不能把他当做绵羊一样囚禁起来。等他平静之后，他又慌忙跑回房间，锁上房门，还插上门闩，就像一个满心恐惧的人，无法再继续装腔作势下去一样。此时他的脸，即使在凛冽的寒冬中，也浸透了冷汗，像刚从水里露出头一般。
“噢，先生，让我告诉你这件事的结局吧，您已经听得太久了。有一夜，他又借着酒疯跑了出去，可是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脸朝下倒在花园尽头满是深绿色污水的水坑中。我们没有找到发生凶案的任何证据，坑水也很浅，只有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根据他平时异于常人的举止，断定这是一起‘自杀’案件。可是我知道他一向怕死，绝无可能自杀。但是，我没有证据来支持我的观点。就这样，父亲继承了伯父的田产，以及银行里的存款——约有一万四千镑。”
“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我估计您讲述的应该是目前我所听过的最稀奇古怪的一件案子了。请告诉我，您的伯父收到信的时间以及他被宣告自杀的时间。”
“1883年3月10日收到来信，七个星期后，我的伯父就死了，具体时间为5月2日。”
“谢谢。您继续往下说。”
“父亲继承了霍尔舍姆的房子之后，他听了我的话，细心检查了常年上锁的阁楼。我们在那里发现那个黄铜盒子，虽然里面的东西早已被销毁。盒子里有张纸片，上面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记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apos；等信息。我们觉得：这至少说明了上校试图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以及记载伯父在美国生活期间的一些资料外，阁楼里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凌乱的文件，有些记载着南北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忠于职守获得英勇战士称号的文件；其余部分是关于战争结束后，南方各州重建时与政治相关的记录，很明显，我的伯父当时曾参与了某些秘密活动，他们旨在反对那些拎着旅行包以便随时搜刮金钱的北方政客。
“天有不测风云，1884年初，我们一家人搬到霍尔舍姆，一切都很好，直到1885年元月。元旦过了四天之后，我们坐在桌边吃早餐时，我的父亲突然惊讶地叫出来，只见他一只手拿着一封刚拆开的信件，另一只手上摊着五个又干又瘪的橘核。他平常总对我那些关于伯父的疑虑嗤之以鼻，可今天同样的事情降临到他身上，却也被吓得面无人色，六神无主。
“‘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哆哆嗦嗦地问道。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这是K.K.K……’我说。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确实，’他大叫着，‘就是这三个字母。上面还说了什么？’
“‘将文件放到日晷仪上。’我从他背后看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日晷仪又是什么？’他又问道。
“‘只有花园才有日晷仪，’我说，‘至于文件，肯定是指伯父毁掉的那些东西。’
“‘呸！’他鼓足勇气说，‘现在是文明社会，不会有这种蠢事发生的！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敦提。’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父亲。
“‘这是一个可憎的恶作剧，’他说，‘日晷仪、文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会相信这种无聊的事呢。’
“‘我们现在最好报警。’我说。
“‘我不做这种蠢事，警察只会嘲笑我们。’
“‘那我去？’
“‘不，你也不准去。这种荒唐的事情不值得我们大费周章。’
“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跟他争辩是无用的。无奈之下我只好离开了，但是心里满怀着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发生这件事之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出门去探望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长官。
“他的出访倒使我高兴，我本以为离开家就可以避开危险了。可是我错了。他离开之后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的电报，让我马上过去。我父亲失足摔进一个深深的白垩矿坑里，附近有很多这种矿坑。他的头骨摔碎了，再也无法醒来。显而易见，傍晚前他从费尔哈姆回家，因为不熟悉乡间的小路，白垩矿坑也没有遮挡的栏杆，所以验尸官很快判断，这是一起‘意外致死’的事件。我仔细地检查每个与死因可能有关的线索，却一无所获。现场没有任何暴力袭击的痕迹，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也没有发现陌生人经过的迹象。您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毫不怀疑：他的周围肯定有人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起谋杀案。
“在不祥的阴影下，我继承了父亲的一切财产。也许您会奇怪为何我不卖掉它们。我的答案是：因为我相信，由于我伯父生前做了某些事情，导致灾难接二连三地在我们家中出现，所以无论是在这所房子，还是在别处，祸事都会同样威胁着我们。
“父亲是在1885年的1月遭遇不幸的，距今两年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还算幸福。我开始希望：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灾难已经远离我家。谁知这只是我借以安慰自己的幻想。昨天早上，不祥的预兆又出现了，和我父亲当年的遭遇丝毫无差。”
年轻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走到桌边，他在桌上倒出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着，“上面是伦敦东区的邮戳。信封上还写着和我父亲接到的那封信相同的几个字：‘K.K.K’。然后是‘将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