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回答道，“如果我对你说，先生，你的头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层天花板，那么我是在欺骗你，可我是不愿意骗人的，不愿意的，先生。你头顶上有瓦，到了刮风的时候，它们会在上面吱嘎吱嘎地震动，你好歹得忍着点儿。不论你是谁，先生，我看你也没办法让瓦片固定不动，绝对没有办法。”这时，比利金太太讲得有些激动了，于是马上让自己冷静了一些，免得影响她在客人面前拥有的道义上的优势。“正因为这样，”她继续说道，口气已经比较温和，但是仍然坚定不移地决心老实到底，“正因为这样，我就不必陪你到顶楼去看房间了，你到了那里也不必对我说：‘比利金太太，这天花板上怎么有水渍？我认为那正是一个水渍。’我也不必对你回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是的，先生，我绝不做骗人的事。我在你指出之前，便已经明白你的意思。是的，那是水渍，先生。它有时漏水，有时不漏。你可以住上半辈子，却没有一次漏水，但是也说不定哪一天它就漏水了。因此最好让你预先知道这一点，免得你将来给淋成一只落汤鸡。”
格鲁吉斯先生想到被水淋得湿漉漉的那副狼狈相，不免大为扫兴。
“太太，你还有别的房间吗？”他问道。
“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回答道，神情庄严肃穆，“我有。你问我有没有，那么我坦率而正直的回答是，我有。二楼和三楼都空着，都是些很可爱的房间。”
“很好，很好。我们没有任何反对它们的意思。”格鲁吉斯先生说着，安心了一些。
“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说道，“请你原谅，那些房间都在楼上。除非你准备跑楼梯，否则你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里。”接着，她对着罗莎用责备的口吻说道：“小姐，你总不能要我把二楼，更不用说三楼，都搬到地面上，让它们跟客厅在同一个平面上吧？那可不行，那是办不到的，小姐，我们的力量办不到，既然办不到，又何必痴心妄想呢？”
比利金太太讲得这么慷慨激昂，仿佛罗莎真的曾经坚持这个站不住脚的主张，非要把二楼和三楼搬到地面上来不可。
“太太，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房间吗？”罗莎的监护人问道。
“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回答道，“可以。我不想向你隐瞒真相，先生，你可以去看。”
于是比利金太太打发使女到后客厅取来了她的围巾（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知是从何年何月开始的，就是不论她走到哪里，总要披上围巾），由使女给她围好之后，她这才带路上楼。在楼梯上，她为了喘气，还斯文地停了几次，到了会客室里，便用手捧住了胸口，仿佛她的心都快要掉下来了，得赶紧抓住，否则就要飞走了。
“那么三楼呢？”格鲁吉斯先生问道，对二楼很是满意。
“格鲁吉斯先生，三楼就在这上面。”比利金太太回答道，彬彬有礼地向他转过身来，仿佛在一个困难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建立了庄严的信任，如今可以达成明确的谅解了。
“太太，我们能不能也看一下呢？”
“可以，先生，”比利金太太回答道，“它们都是像白天一样清楚的。”
结果看得也很满意，格鲁吉斯先生跟罗莎退到一扇窗口旁边，商量了几句，然后要了笔和墨水，拟了几条租约。这时比利金太太坐了下来，就整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指示，或者说意见摘要。
“每星期四十五先令，为期一个月，按日历上的时间计算，”比利金太太说道，“这是唯一合理的条件，双方都不吃亏。这里不是邦德大街，更不是圣詹姆士广场，但我也没有说是。同时也不应该否认——为什么要否认呢？——这里的拱道通往马厩。马厩是必要的。至于用人，这里有两个，工钱都不少。关于小贩，以前为此发生过争吵，但是肮脏的靴子踩脏了壁炉前面清洁的石板地面，很容易引起纠纷，我可不想为了你们多花些小费。煤是按照炉子或者按桶计算。”她把这两个词念得非常重，仿佛它们具有非常微妙却是十分重大的区别，“我这里不欢迎狗。除了随地拉尿拉屎以外，它们还会被人偷走，弄得大家疑神疑鬼，很不愉快。”
这时，格鲁吉斯先生已经写好了租约，预备好了定金。“太太，我已经替两位女士签了字，”他说，“现在请你也把名字签上，教名和姓氏，请签在这里。”
“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说着，又迸发出了一股诚实精神，“不行，先生。教名我不能签。”
格鲁吉斯先生望着她，愣住了。
“门口的牌子便是担保，”比利金太太说道，“它可以作证，我不会逃走。”
格鲁吉斯先生看了看罗莎。
“不行，格鲁吉斯先生，这一点只得请你原谅了。现在大家只知道这房子是比利金的，可不知道比利金是男是女，那些地痞流氓也不知道比利金住在哪里，是住在靠街的屋子里，还是住在楼上，这人有多大多高，多亏这样，我才觉得安全。如果要我承认我是住在这里的一个单身女人，那可不行，小姐！我们都是女人，”比利金太太说着，脸上露出了非常委屈的神情，“你可千万别不顾我的安全，强迫我这样做。”
罗莎涨红了脸，好像她怀着什么不光彩的目的，非要欺负这位善良的太太一样，于是她请求格鲁吉斯先生，让她随便签个字就算了。就这样，一个男爵式的亲笔签名“比利金”，便赫然呈现在租约上了。
接着他们商定了细节，租期从后天开始，那时特文科里顿小姐可望到达。罗莎仍然挽着格鲁吉斯先生的胳臂，回到了弗尼瓦尔会馆。
这时，只见塔塔先生正在会馆里走来走去，看到他们，他马上站住，迎了上来。
“我忽然想起，”塔塔先生开口说道，“我们不妨到泰晤士河的上游去玩玩，天气这么好，潮水也合适。我自己有一条船，就停在圣堂埠头。”
“我已经很久没到泰晤士河上游去看看了。”格鲁吉斯先生说道，有些心动了。
“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罗莎也说道。
不到半个小时，这事便付诸实行，大家到了泰晤士河上。潮水送着他们前进，下午风光明媚。塔塔先生的船非常出色。他和洛布利（塔塔先生的水手）划着一对桨。原来，塔塔先生有一条游艇，停在下游格林海斯附近，塔塔先生的水手便是管那只游艇的，由于目前的任务才离开那里。这是一个乐观的小伙子，一头黄褐色头发，满脸络腮胡子，一张又大又红的面孔，那副样子跟从前的木刻中的红太阳差不多，头发和鬓髯便是太阳周围的光芒。他在船头上熠熠生光，灿烂夺目，保持着海军战士的镇静，或者剽悍，随你怎么说都可以，他的手臂和胸口刺着各种花纹。洛布利划船似乎毫不费力，塔塔先生也这样，然而桨随着他们的手移动，船也在他们脚下飞跃前进。塔塔先生仿佛什么也不在干，只顾跟真的什么也不在干的罗莎闲聊，有时也跟格鲁吉斯先生搭讪几句，不过后者不是什么也不在干，他在掌舵，只是时常搞错，不过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塔塔先生那巧妙的腕关节灵活地一转，或者洛布利先生在船头咧嘴一笑，方向便拨正了。潮水欢笑着，闪闪发亮，载着他们向前，最后他们停下船，在一片常绿的花园中进餐，具体地点就无须细谈了。然后潮水知趣地落下去了——这一天它好像专门在为这几个人服务。船在几片柳林间悠闲地漂浮，罗莎试着划船，结果在别人的大力帮助下，划得很出色。格鲁吉斯先生也试着划船，划得很卖力，一会儿背朝下脸朝上，一会儿脸朝下背朝上，差一点把下巴颏儿贴到了桨上，不过谁也没给他帮忙。接着大家在树荫下休息（多么好的休息啊），洛布利先生便利用这时间擦洗甲板，整理坐垫、脚蹬等等，像走钢丝似的在船上来回跑，对他来说，靴子是异端的东西，而袜子是奴役的工具。在返航的甜蜜时刻，酸橙树的花香洋溢在空中，水声潺潺，像音乐似的。不知不觉，大都市的黑影已笼罩在河面上，黑魆魆的桥梁跨过河流，像死亡跨越生命一样，常绿的花园仿佛已永久留在后面，不可再得，远远离开他们了。
第二天，城市又变得灰蒙蒙的，一切都显得陌生了，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在等待着永远等不到的东西。罗莎心里想道：“一个人恐怕不会一辈子都没有不称心的时候吧！”不会。她开始思考着，现在修道城里的学校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不称心的时刻会不时地出现，使她对生活感到枯燥乏味。
然而罗莎在期待着什么呢？她在等待特文科里顿小姐吗？特文科里顿小姐按时到了。比利金立即从后客厅跑了出来，前来迎接特文科里顿小姐。从那个不祥的时刻开始，仇恨便在比利金的眼中出现了。
特文科里顿小姐带来了大批的行李，有她的，也有罗莎的全部物品。她被这些行李弄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没有对房东太太给予必要的关注，表示理所应当的敬意，这使比利金非常生气，于是傲慢地皱起了她那阴云密布的眉尖。接着，特文科里顿小姐手忙脚乱地清点她的皮箱包裹，它们一共有十七件，她却把比利金本人也点了进去，当做第十一件行李，这么一来，比利金便觉得，她不能不给以严正的驳斥了。
“物品不应该胡乱计数，”她开门见山地说道，毫不客气，简直是存心顶撞，“这屋里的主人不是箱子，也不是包裹，更不是旅行袋。不是，请你务必注意，特文科里顿小姐，也还没有到成为一名乞丐的地步。”她否认的这最后一点，是指特文科里顿小姐忙乱之中把两先令六便士塞到了她的手中，却没有放在马车夫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