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芾厉声对沈忠道：“我守城力竭，为国尽忠。我一家人也不可为俘囚受辱，你先为我尽杀之，最后杀我！”沈忠泣而允诺。李芾集全家于庭院，告之众人殉国之意，然后以酒相劝。尽醉之后，沈忠依命杀掉李芾全家。最后一刀，含泪砍掉李芾头颅。尔后，沈忠纵火葬了忠臣一家，自己纵马回家，手刃爱妻与两个儿子。然后，他又回到正熊熊燃烧的李芾府宅，痛断肝肠的他在熊熊烈火中，引刀成一块。除此以外，幕僚陈亿孙等皆自行了断。“李芾的幕僚多人，闻讯皆自杀。”
消息传出，全城军民杀身殉国者众。岳麓书院的几百学生，在保卫潭州的战斗中，英勇无畏，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与李芾协守城池的安抚使参议杨霆，善于出奇应变，奋勇守城，多次立功，城破后也跳水自尽，妻妾奔救不及，也一道殉难。潭州百姓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
李芾把自己和潭州军民置于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牺牲，祭奠那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于是，潭州留给元军的是一座空城；留给后人的，是不朽的气节。仅仅一百多年，元朝就走向了末日，汉人执政的明朝在李芾殉难的熊湘阁，修建了李忠节公祠，大学士李东阳为此作记：
马殷宫前江水流，定王台下暮云收。
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州。
在生命极其黯淡的岁月，使命是高悬于头顶的永不熄灭的灿烂星光。李芾等正是把使命看得重于生命的英雄。在他们眼里，祖国与民族的利益超乎一切之上，他们的英雄主义不纯粹囿于个人的天地，如一座孤峭离群的山峰，被后世所传颂！
一直有“不嗜杀”之名的阿尔哈雅，本想遍屠潭州之民，因附近诸城未下，经汉人僚属劝告，暂忍杀心。由此，“袁、连、衡、永、郴、全、道、桂阳、武冈皆降”。
谢太后出降
元军诸路克捷，“诸将利掳掠，争欲趋临安”。元朝的汉人郎中孟祺劝伯颜：“宋人之计，唯有窜往闽地。如马上大兵压境，宋帝室肯定立即逃窜。临安无主，城内可能盗贼四起。如此，临安三百年之积蓄，将焚荡无余。不如先以计策安抚宋室，令其不会因惧而逃，相待时日，可全取临安。”
伯颜觉得孟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点头应允。果然不出孟祺所料，宋廷方面，已经是惊惧至极。陈宜中派陆秀夫去平江见伯颜，表示可以向元朝称侄或称侄孙，哪怕最后“奉表求封为小国”，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应。
伯颜仍不答应，非坚持要宋“称臣”。陆秀夫归临安复命，谢太后泣言道：“苟存社稷，称臣也可以。”当时，谢太后等人还幼稚地幻想，以为对元朝奉表称臣上尊号献岁币，还可以保存原有国土。
为使宋朝皇室保存一点血脉，不被元军连根拔起。文天祥上疏谢太后送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闽，信王赵昺赴广。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的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由此，两位年幼的宗王，也即将踏上他们颠沛流离的亡国之旅。
陈宜中见元人不肯和议，无计可施，只得率群臣入宫见谢太后，请迁都避祸。谢太后开始不允，陈宜中等人跪泣请命，谢太后终于答应，回内宫命宦官收拾行装。结果，等到夜晚，却不见陈宜中等人来接驾。谢太后大怒：“我本不想迁都，大臣数以为请。今我欲行，众人又不至，是骗我这个老妇人吗？！”愤怒之余，谢太后“摘下金簪、耳环，投于地，随后关闭宫门，群臣请见，皆不纳”。由此，弄的想逃也逃不掉了。其实，陈宜中的本意是想转天一早成行，但是，仓促之下，忘了告知谢太后出发时间，使得太后因空等而大发雷霆。
元军方面，在正月十八已经三路会师，扎营于临安以北的阜亭山，南宋朝廷已岌岌可危了。文天祥、张世杰上疏谢太后，请帝室出避海上，谢太后不允。“当时陈宜中把持朝政，正值国家多难之秋，陈宜中却束手无策，凡事蒙蔽圣听，欺上瞒下，弄的将士离心。”
这个身为宰相的陈宜中，平日里顾盼自雄，遇事则肝胆俱裂！关键时刻已完全乱了方寸，经他与谢太后最后商议，决定派人携传国玉玺出城献与伯颜，准备向元军投降。其实只有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才有和议的可能，如今元军兵临城下，临安唾手可得，南宋已经输光了最后的一点本钱，伯颜留给他们的当然也只能是单选项“投降”了。
伯颜让人读译宋朝降表，对以宋恭帝名义上呈的降表内容非常满意：“宋国主（赵）显谨百拜言：（显）如今年幼，又逢国难当头。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元军兴师问罪。不是我不想迁都躲避兵锋以求苟全社稷。奈何天数已尽，我以回天乏术，我愿率百官称臣降服于大元；今谨承太皇太后之命，削去帝号，将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等宋朝州郡，全部献给大元圣朝，祈求元朝可怜宋朝三百年江山，不要断绝宋室社稷，使赵氏子孙以后有靠，使宋朝百姓能够安享天日。如果这样，那么元朝的大恩大德，宋朝君臣百姓永世不忘，日日思报。”
本来，身为宰相的陈宜中，应亲自出城到元营议降，但是由于陈宜中关键时刻贪生怕死，竟然定下投降“大计”后置帝室及临安于不顾，连夜逃走，跑到温州清澳躲避兵灾去了。张世杰见宋廷不战而降，愤然率所部离去，屯军定海，以观形势。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见到伯颜。文天祥不卑不亢地对伯颜道：“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将以本国为属国呢，还是想毁我社稷宗庙呢？”
伯颜承诺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又以软硬兼施的口吻对伯颜道：“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岁币与犒师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为上策；如果北朝想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大多未下，成败还不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出乎伯颜意料，文天祥这个“亡国宰相”竟然如此镇定自若、慷慨陈词。于是，伯颜语气强硬，威吓文天祥。文天祥毫无惧色道：“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即使刀架在脖子上，又有何惧！”一句话，弄是伯颜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在座元朝诸将面面相觑，各个按剑而起，大有杀文天祥之意。
伯颜见文天祥风仪俊爽，举止脱俗，心知此人定是豪杰人士，便遣返其他宋使，独留文天祥于元营。文天祥大怒，数次请归，诘问伯颜：“我来此议两国大事，为何扣留我？”伯颜笑称：“请君勿怒。君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话虽如此，但伯颜令元军两名大将率军卒严加看守文天祥。
临安方面知事不妙，驸马都尉杨镇等人忙乘元军不备，带益王、广王两位小王爷出走婺州。伯颜闻讯，立刻派范文虎率军追赶。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
伯颜取南宋谢太后手诏，“谕天下州郡降附”。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为此有诗《醉歌之五》讽曰：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而后，宋廷罢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举并无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员品级之高），刘岊同签枢密院事，与吴坚等人并充“祈请使”，准备诣元大都告降。（贾）余庆凶狡残忍，（刘）岊狎邪小人，他们到了元军大营，见到伯颜，极尽阿谀献媚之能事。无论伯颜提出任何苛刻的条件，贾余庆等人皆悉数答应。这样的议降，还有什么不成呢？不日朝廷命刘岊奉了降表赴元军迎降。
至此，伯颜引文天祥与即将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愤至极，怒斥贾余庆等人卖国，并指责伯颜失信。吕文焕企图从旁劝解，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吕氏家族世代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也罢，甘愿做异族的走狗，你不感觉到羞耻吗！”言毕，文天祥离席而去，惭怒之下，吕文焕与贾余庆等人共劝伯颜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受降当日，元朝大军皆屯于钱塘江沙岸上。临安宋民皆希望钱唐江潮起，可把元兵“一洗空之”。奇怪的是，本该生潮的钱塘江，竟然“潮三日不至”，真让人怀疑是否天道冥冥，听任宋朝亡国。
伯颜遣人入临安，尽收宋朝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宫廷禁物，催促谢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三学士诸生”皆北行大都入觐忽必烈（谢太后因病暂不行）。为此，一同随谢太后北行的汪元量有诗叹曰：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
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南宋宗室北行诸事，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一班平日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皇室贵族，历经国破家亡，颠沛万里，任人驱使谩骂，滋味一定不好受。不知这群饱读诗书的人们在北上的路上，会想些什么？是否会想起几年前汪立信所开的那剂救命良药？是否会想起文天祥、张世杰坚守都城以待勤王之师的铮铮谏言？还是后悔当初谄事奸相贾似道，以权谋私，排害忠良？早知如此，不如联名抵黜奸相，任贤选能，励精图治；不如勤修边防，用良将，信赏罚，励士卒；不如薄役轻徭，与民同舟共济，不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国将破灭，家已殆亡，此身存亡，也要仰人鼻息。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有权有势的人，真该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要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骄奢无度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失去一切，落得进退维谷、生死由人的悲惨下场。
伯颜自入临安，建大将旗鼓，“观潮于浙江。又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可以说是志盈意满。对于伯颜而言，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宋将夏贵以淮西之地归降元朝。由于他降元，在《宋史》中无记载；他降元后，又无事迹，故《元史》中也无记载。夏贵此人，人品虽不好，但二十年间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终日与元军作战，攻略八方，斗阿术，败董文炳，打刘整，战伯颜，南宋半壁河山之苟延残喘，实有他一大份功劳。当然，比起吕文焕、范文虎、刘整等人，夏贵至宋亡后方降，人品尚可，但此人不能矢志不渝，报效祖国，致使数十年功业付之东流。投降后，夏贵苟活才两三年，即生病而死。时人讥讽他为臣不忠，作诗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另外一首诗更直白，指斥其在元人许其以淮西一道养老的利诱下而投降的丑恶：“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相比文天祥、李庭芝、李芾等的忠烈，夏贵最后关头降元，落了个晚节不保，遗臭万年！
李庭芝在扬州闻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召集将士，慷慨陈词，一句一泣，将士都感动的涕泪横流，李庭芝率四万军兵夜捣瓜洲，准备夺回谢太后和宋恭帝。姜才出兵与元军激战，由于元军守备森严没能成功，只好又退回扬州，继续坚守。
宋恭帝赵显北迁大都后，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迁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青年时代，为避免被害，赵显自求为僧，往吐蕃习学佛法，终成一代高僧，修订翻译了《百法明门论》等不少佛经。1323年（至治三年），思宋亡国旧事，赵显（时法名合尊）作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结果有人持诗上告，元廷认为赵显有复国招贤之意，下诏将他赐死，时年五十二。宋朝以文教而兴，以扬文抑武而亡。可叹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缘于一首诗，真让人扼腕低回，思索良久。
益王、广王在被转移的途中，范文虎紧追不舍。杨镇一时间奋不顾身，让杨淑妃的哥哥杨亮节掩护二王及杨淑妃先逃，自己断后，表示：“我将战死在这里，以缓追兵。”途中诸人狼狈不堪，无马无轿，皆徒步而逃。最危急时刻，二王等人躲于山中七日，断水绝粮，几乎饥渴而死。凑巧的是，统制张全（先前援常州见死不救的那位）与数十军卒恰好往南逃，于是众人会合，一同逃奔温州。不久，宋臣陆秀夫等人闻讯追至，并召陈宜中来见。于是，众人推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召集各路宋军，保卫二王”。张世杰在定海接报，率军来赴。
本来，元朝已经在实际上灭亡了南宋，元军诸将皆不愿再驰往南荒作战，元朝行省官员也大多想放弃肇庆、德庆、封州、梧州等地，认为那些地方地处僻远，没有太大军事、政治价值。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当时任广西宣慰使，他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在两广一带弃戎，誓将南宋残余势力赶尽杀绝！
史格还上疏忽必烈，为之分析天下形势，认定穷寇必追以绝后患。结果，元朝最终向当地增兵益戎，致使南宋最后一丝复国的希望很快破灭。
金蝉脱壳
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赴大都途中，至镇江，趁看守不备，又有手下侠客杜浒等人相助，文天祥连夜逃出，跑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时为安抚使的苗再成闻讯开城迎接，喜极而泣，对文天祥道：“两淮之兵足以兴复国家，只因二帅关系不睦（二帅指李庭芝和夏贵，当时苗再成还不知夏贵已降元），如能合纵连横，一心抗敌，取胜不难。”文天祥闻言也很兴奋，问苗再成道：“苗安抚您有何计策？”苗再成回答道：“当今之计，先约淮西兵直趋建康，元军闻知必调集部队阻挡。我趁此机会可指挥淮东诸将，以通州、寿州之兵攻袭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扬子桥，以扬州兵攻瓜步，再以水军直捣镇江，同时举兵，大张声势。如此，湾头、扬子桥一带，元兵留守不多，当地人又多盼我大军反攻，肯定能一举克之。然后，三面合攻瓜步，我本人指挥水军自水上进逼，瓜步必能攻下。如取瓜步，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扼断元军归路，定可擒其主帅，收复失地。”文天祥闻言，非常赞许，忙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并派出信使四处约结未降的宋将。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战乱四起，信息不通，文天祥本人先前参加与元军的议和，致使李庭芝对他本人存有极大的戒心和误解；宋军又有败兵逃归扬州，报告说元军派一个丞相到真州说降。接到文天祥书信，李庭芝认定说降的“丞相”肯定是文天祥，并猜测文天祥是以计诱他出扬州，然后趁机让元军来攻。于是，李庭芝派人送密信，命令苗再成杀掉文天祥。
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元军派来诱降的奸细，又不敢违背李庭芝的命令，就亲自把文天祥骗至真州城外，示之以制置司“格杀勿论”的命令，让文天祥自寻出路。回城后，苗再成不放心，怕文天祥真是元军招降的奸细，派出两路人试探文天祥，“如果是说降者即杀之”。两路人佯装出城降元的溃兵，向文天祥打招呼。文天祥不知是苗再成试探他的计谋，苦口婆心以忠义苦劝要外出降元的士兵为国尽忠，两路士兵大受感动，不仅没有杀文天祥，反而为他们一行人带路直到扬州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