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撰写的《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就是他对当时社会总体认识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案。文中把中国所处的时代放在世界发展历史的范围中进行探讨，然后专门对中国所处时代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他在文中首先将社会分成两种相互对立的组织结构形式：“有机体”社会与“机械”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是有机体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是一盘散沙，是机械性的社会。他把中国古代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西周的分封制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相比，认为封建专制对人控制的太严酷，相对来说，不如分封制和土司制度。对此他论述说：“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著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粘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草的训练。”对于顾亭林的封建论，他表示有同感，甚至认为土司也比专制好：“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社会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 ‘公’的，所以在个人责任心之外，不负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长自转自动，一切全由外力。”傅斯年也强调社会手段与政治手段的不同。他谈改造社会时，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认为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必定要走的路，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社会力量培养政治的改革。他说：“我说句鲁莽的话，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又说：“请看中国人崇拜政治的心理，可以知道他还不忘专制了。他总希望大人物出来，有所凭借而去转移社会，仿佛看得改造像运机器一般，而与培植树木发展体力的办法远。”除看清近代中国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将以造就有机社会为最终目标，他还有一层体悟，即这四个阶段的进程不可跳跃前进，必须循序而来的，并且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如农村和城市就要区别对待。因为傅斯年对农村进行过认真考察，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是“两截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接触很少，没有任何正常流通的渠道。所以社会改造的方法，要求不能相同，对于农村、农民“只要帮助他们维持和发展他们固有的自治的意义，再灌上最小限度的智识，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状况为唯一目的，就够了。”所以改造社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方面要使城市社会和农民生活相接触，另一方面要在大城市中将各种职业形成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起来，“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著这组织活动去”。
另外，他提出培养“社会的了解”与“社会的责任心”。在社会的了解方面，“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和压迫，根本上由于这个资本私有的制度，要是想好非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不可，并且还要知道从旧状态到新状态应该怎样办去。”至于社会责任心，他说近代中国：“睁着眼睛看人卖国乱政，涂炭地方，破坏代议制，绝了中华民族一线不断的人格，不过是长吁短叹而已，顾着身家，怕着势力，一丝也不动……袁世凯就利用这个缺点演了一出大悲剧，其结果这缺点更膨胀了，就有了现在的局面。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之内，这局面是不能常的，所以才有了五四以后的几个社会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一曙光，还不在智觉的开展，就在这个。”最终的目标是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团体是国家的”，改变成“以后要社会的”加入世界。
除《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外，傅斯年在留学英国的途中，撰写了《欧游途中随感录》，但只完成了“(一)北京上海道中”一小节。作者特别注明是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所写，文中有“舟中写下，自然没有顾及文学的工夫”一语。这一节文字较《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稍晚，基本上也是反省“社会”的问题，着重强调“个人运动”在“造社会”运动中的地位。他论述说：“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他又强调：“我并不是说群众运动不好，五四以后青年对于社会责任心（Social Responsibility）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会并不专靠群众运动。个人运动更是要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傅斯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所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这可从早先的《新潮》上发表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篇短文中看出，也可以从《曙光》一稿中所强调的，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压迫，根本上由于资本私有制度，并想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等话语中看出。不过，整体看来，他只捡拾一些零星观念，且这类观点在留学欧洲后便不再出现。根据傅斯年北大同学毛子水的回忆，傅氏曾“自幸”不曾参加北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对这一句话稍作推敲，便可推断傅斯年在五四前后，曾一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所吸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曾叙述他与共产党人共事，所指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而此时，他的思想处于形成阶段。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思想比较激进，向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思想靠近是正常的，也可视此为他一再声称信奉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留学欧洲
（一）留学欧洲简况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傅斯年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玄奥，好像不着边际。联系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脉络，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炼，傅斯年已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胡适曾对《新潮》杂志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具体来说，他们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没有形成社会的有机体，有群众而无社会，今后主要的事业就是以各种方法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从而全面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自下而上的下功夫，强调从改造个人开始，自我戒约，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地磨炼自己。二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自由地发展个人，正如傅斯年在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送行的谈话中所说：“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为国家强盛、民族康宁而奋斗。
⑵ 对西方文化有了客观的认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阅读了很多西方典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价比较客观。他曾强调：“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先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以‘效果’为断……”傅斯年对西方文化崇拜，但不盲目，而是系统吸收，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扩充自己。所以，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的期望。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若此，难怪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正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才激起了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志愿。他们的勤奋求学，提倡科学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为改造中国现状而做的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2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傅斯年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刚结婚，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傅斯年多方劝慰，俞平伯终不回心转意，执意要走，傅斯年没有办法，只得听之任之，怏怏而返。
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于是开始正常的学习。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本科的课程，主要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据他的朋友回忆，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之所以由英国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傅斯年到柏林大学后，仍如在英国一样，除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外，还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