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傅斯年攻击宋子文，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千百万民众的“隐泣和怒吼”，许多论者对傅斯年言人所不敢言表示崇敬。在傅斯年论文发表不久，有人发表文章，有人直接致信傅斯年表达敬意。当时有位名为苏怀邦的人士致信傅斯年说：“顷阅二十一日大公报转载《世纪评论》第七期尊稿《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拜读之余，实深同感，对先生直言敢说，发扬民意之精神尤表钦敬。”另一名张学善的人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评论说：“我最崇敬的斯年先生，顷在南昌出版的文山报上读到先生做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后，我对先生发生最大的崇敬，因为先生说出四万五千万（宋子文及其卵翼下的少数人当然除外）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另有一位自称是傅斯年世侄的年轻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可以说怨恨集于宋子文，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近年国内民生吏治为颟顸贪婪之风所笼罩，混乱景象，诚有过于十六国五季，黔黎兴及汝偕亡之思，道路腾不如无生之怨。凡有血气之伦，莫不痛心疾首，乃当代读书人士，曲学逢迎，热衷禄位者多，不畏强暴，敢为之言者少。谠论消沉，匪伊朝夕。昨读上海大公报转载尊著《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言人之所不能言，窃谓非仁人勇者，绝不能为……”当时许多评论说，抗日战争开始，民族危亡严重，有些国民党的权贵仍然贪污成风，把大批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因此，傅斯年攻击孔祥熙、宋子文是出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有人曾总结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这些评论既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倾向和民众的普遍心声，也体现了傅斯年言论当时的巨大影响。
其二，傅斯年在抗战期间连续轰击孔祥熙、宋子文，抨击他们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言语激烈而率直，每次都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却未遭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于是有人认为他有后台，是国民党上层政争的工具。他攻击宋子文时有人事后曾说：“宋子文院长之去也，固有其种种因素，而流俗乃归功于傅孟真之一击，此最可笑。……孟真为现在交通部长俞大维之妹婿，为陈诚总长所激赏，倒宋一文，最初颇有疑为军方之背景，此自无法取证。”更有人直接认为傅斯年攻击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傅斯年大学的老师周作人就持这种观点，他曾对傅斯年讨伐宋子文之事评论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傅实在乃是帮凶了。……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这本是狗咬狗的玩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只出了一篇即戛然中止，这是近三两年中看报的都还记得的事情。”周作人的评论发表于傅斯年去世不久，可以说既违背历史真实，又带有强烈的个人攻击色彩。他们两人的恩怨和是非曲直历史已有结论，不予再作评论。
其三，从知识分子参政、舆论干政的视角去评论傅斯年的行为，而不是单纯评价傅斯年抨击宋子文的具体内容。在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的《观察》同一期上，有许金铿撰写的一篇评论《傅孟真的文章》，其中说：“今天读了贵刊所刊傅孟真先生的文章，引起许多感想。不过这些感想与傅先生文中所论的内容并无关系，我的感想是偏于言论权威一方面的。……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这番评论虽然说的是当时社会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当时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对傅斯年的做法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对社会舆论的功能看得相当重要。“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当时之所以敢于直言，激烈批评社会现实政治，有“傅大炮”之称，正是要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另外有些与傅斯年比较接近的人，认为傅斯年抨击宋子文、孔祥熙纯属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对现时社会弊端进行抨击是出自社会责任感。把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视为知识分子群体与买办阶级既得利益者的斗争。结合傅斯年攻击宋子文的内容和所坚持的理念，这种评论更为深刻一些，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2. 对宋子文上台的认识
傅斯年以前与宋子文并不熟悉，在1940年傅斯年因孔祥熙不胜任行政院长，大肆贪污中饱，以权谋私，对其猛烈抨击时，有人认为傅斯年抨击孔祥熙是为宋子文所利用，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进行说项，胡适写信劝阻傅斯年，傅斯年曾专门写信给胡适，强调自己抨击孔祥熙，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公心，与国民党政权上层勾心斗角没有关系。在信中谈到他与宋子文的关系时说：“且信中又作一孔、宋比较论，此乃可怪。孔之自解也，以为我辈受宋之运动，后且谓受汪逆运动（彼如有OGPU[秘密警察]，傅孟真之墓木拱矣，然我在前年正月在汉始作此事，即已将一人之事置之度外）……我与宋未谋一面，未通一信，未致一意。宋子文、王儒堂辈，乃先生当年所称赞，我卑视此等人久矣。”说明傅斯年与宋子文没有私交，对宋子文也没有什么好感。此次行政院长易人，也不是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意愿。他们原以为孔祥熙下台后，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正廉洁、素孚众望的人士出任行政院长，领导全国人民对日反攻，完成抗日救国大业。但是，蒋介石任人唯亲的原则始终不变，转而又把行政院长交给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傅斯年等人虽然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是希望宋子文能够比孔祥熙好一些，总结孔祥熙执政失败的教训，制定出拯救危机、使财政经济走向坦途的政策和策略。所以傅斯年对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是抱有期望的。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宋子文初上台时，自己与一般民众对他的期望，文章说：孔祥熙垮台后，“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把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社会对宋子文抱有期望，对他的工作也给予支持。傅斯年不惜得罪拥有黄金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宋子文实施的《黄金献金条例》就是一例。
宋子文上台不久，以缓和经济危机、筹集战争经费的名义制定了一项政策，即黄金献金条例。条例规定：凡存有二两黄金以上的储户都要捐献黄金，存户购户捐献黄金，于兑取黄金时一次缴献（原额）百分之四十，而取得原额百分之六十黄金，作为结束。该条例公布后，在全国顿时掀起轩然大波。由于征献黄金的起点较低，几乎侵犯了所有黄金持有者的利益，所以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抵制，但也受到了广大民众和有识之士的拥护和支持，因为黄金持有者多是达官贵人。傅斯年在抗战期间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全民抗战，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经济方面必须侵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傅斯年对宋子文制定的黄金献金条例在原则上是支持的。面对众多富人的反对，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大公报》发表《黄祸》表示支持。傅斯年在文章中指出：“总而言之，政府既然办这件事，即是极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是自从抗战以来政府第一次损伤既得利益阶级的事。不损伤既得利益阶级，战费是无从筹措的，人心是不能平的……我对于政府近年之施政，什九失望，独这一次还感觉兴奋。”傅斯年对黄金献金条例的利弊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要打仗，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主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傅斯年之所以发表《黄祸》，对宋子文黄金献金条例表示支持和拥护，最主要的是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用侵犯既得利益者的方式筹措抗战经费。这在傅斯年致夫人的信，叙述撰写《黄祸》的背景和动机有更准确地反映。信中说：“星期三几个银行家的参政员请客，我去了，原来请了三十多位住在重庆的参政员，他们所谈，许多可耻的，我很气闷。尤其是批评政府之征黄金，（有一提案要交驻会委员会）。我很生气，回来连夜写了那一篇《黄祸》，在《大公报》，想你已经看到了。我固不怕权势，也不怕群众，我以为那篇文章一定遭许多人骂，骂虽有之，而效力意想不到之大。有些‘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阶级的参政员，正在酝酿在驻会委员会决议推翻政府的办法，大约闹这事的人，大约分三等：①商业银行，②孔祥熙派，③买金子的。这篇文章不早不晚，恰恰登在最适合的日子。次日，驻会委员会开会，我又发言，博得大多数之赞同，我们势力雄厚。……”从信中可以看出：黄金献金条例实施后遭到富人，尤其是大量储存黄金者的反对。这些人反对多因私人利益受到损失，没有与抗日救国大局相联系。傅斯年写《黄祸》支持黄金献金条例是对事不对人。他对既得利益者的批评、对黄金献金条例的拥护，虽然是因此政策对抗日救国的大局有利，但是对制定此项政策的宋子文也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宋子文是国民党政权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的掌门人，他执政也好，在野也好，始终代表着他家族的利益，并且他个人贪欲极强。他颁布实行黄金献金条例，名义上是挽救经济危机，为抗战筹集经费，实际上也含有保护个人利益、搜刮民财的成分。随着他政治上站稳脚跟，其贪欲更加膨胀。1945年10月，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对宋子文评论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至于内政真是一团糟，尤其财政……子文毫无办法，一有办法即卤莽灭裂。此次接受日本纱厂，弄得天下骚然，但一时不会倒，以无人继任也。”傅斯年此信距他写《黄祸》仅三个月。这三个月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国民党在全国各主要战区受降，在军事受降的同时，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受敌伪工厂和各种物资。接收过程中，宋子文及其家族将大批国家资产据为己有，膨胀豪门资本，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把广大民众推进水深火热的战争中，国家经济出现全面危机。傅斯年对此难以容忍，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宋子文。
3. 攻击宋子文内容探析
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出访苏联、美国回国，正赶上中国在各战区接受日军投降。宋子文为将收复区物资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受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派人到各收复区以接受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和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宋子文在蒋介石授意下，先后到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巡视，指挥接受。宋子文通过接受为国民党政权集聚了一大笔财富，同时也将大批财富中饱私囊，并且利用接受、转产、兼并等方式将敌伪的大批工厂、企业转入个人控制的工矿企业之中，结果闹得民众怨恨，内部各派系指责。1946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宋子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重点是对经济的检讨，他本想通过报告平息国民党内部对他的非议和责难，其结果事与愿违，报告激起了国民党内外更多人的责难。会议作出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宋子文领导的工作表示不满并进行严厉指责：“政府对于六全大会所定政纲执行不力，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由此可以看出，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的工作和行为，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批评和指责的对象。
宋子文面对内战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和巨额财政支出，唯一的方法是向美国借款。1946年初，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许诺美国给他20亿美元大借款，这本来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宋子文却大为兴奋，一时间为所欲为，以挽回法币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值为名，以行政院的名义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①把外汇汇率由美元1元比法币20元，改为1元比法币2020元，设置5亿的外汇基金，并指定中外银行27家为买卖外汇的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②划分进口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特定禁止出口品外，其余都可以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只是与四大家族所经营的工业企业，及与其有关的人物和企业充分供应外汇，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则拒绝提供外汇。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央银行共抛出政府牌价外汇38155万多美元，宋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套购了15377万多美元，孔氏家族控制的杨子公司套购了18069万多美元，两家公司共套外汇33446万多美元，占中央银行售出外汇总额的88%。他们用获得的外汇进口美国货物，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宋子文为应付通货急速膨胀，在开放外汇市场的同时，公布《黄金买卖细则》，大量抛售黄金。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库存黄金约600万两。从1946年3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宋子文与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直接指挥，每天的黄金买卖情况，贝祖贻用英文向宋子文汇报，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初抛售时黄金每市两约15.6万法币，以后继续抛售，价格直线上升。到1942年2月，黄金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不到一年的时间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原库存的60%。黄金暴涨风潮，迅速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
宋子文是个权力欲和支配欲非常强的人物，做事专断独裁，正如傅斯年所批评：“他（宋子文）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结果自然是四面树敌，人事关系一团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