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薄一波也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始于毛，成于邓。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建立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1949年6月，***奉中共中央之命秘密访问苏联，就新中国成立的若干问题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回国时，带回了220名支援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新中国进行严密封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因此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总觉得不满意。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此时，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了六年的建设，苏联模式的弊端明显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须要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1955年底到1956年初，为了起草中共中央向中共八大的报告，***先后听取了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30多个部委的汇报，对新中国建设有了全面的了解。1956年4月，毛泽东听说***正在听取各部委汇报，对此十分感兴趣，让薄一波给自己也安排了各部委的汇报。4月22日起，毛泽东先后听取了财经方面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对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好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兼顾三者利益；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要允许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可见，《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人作了发言。这次大会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执政党建设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部署。这些报告中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还处在探索阶段，一些提法还不够成熟，一些正确的观念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这即意味着在今后的探索中难免会出现反复。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即面临着各种矛盾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到新中国的稳定。早在1951年，***率先在党内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
的概念。他说，现在国营工厂中所要处理的，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以及由这种矛盾和关系所发生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1956年，波兰、匈牙利等国一些工人、农民不满现状，上街游行示威，导致政局动荡。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罢工、请愿事件，几十个城市学生罢课，浙江发生请愿、哄闹事件达1100起，广东先后有十一二万农民退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活。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要用强制和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4月，***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提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解决。他还提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否则就会产生干部是人民的敌人或人民是干部的敌人的问题。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需要全党上下团结一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党内部分党员对党的任务不了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在党内有新的滋长。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整风的主题。整风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各地组织党外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批评建议。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些人说共产党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出现波折，我国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游行请愿事件。如果我们不进行还击，势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6月8日，党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6月底，党中央预计北京地区极右派约有400人左右，全国约有4000人左右。由于反右派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一些真正为党办实事的党员也被打成右派。十天之后，党中央统计的右派分子约有8000余人。但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统计，当时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2877人。这次反右派运动是很有必要的，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损伤了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上到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主义建设就可能取得更大成绩。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在征得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之后，毛泽东提出15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宣传了这一口号。赶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粮食产量和钢产量，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和大炼钢铁运动。我国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在高指标和批右倾保守的压力下，各地出现了虚报产量等浮夸现象，各地亩产上万斤的虚假消息不断在《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刊出。各地组建了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湖北当阳跑马乡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从明天起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的就是你的了，你的就是我的了。至于老婆是否还是自己的，要等请示了上级再说。各地一拥而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各地迅速兴起。到1958年9月，钢产量还没有达到预定指标。全国各地总动员，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土法炼钢，当年完成钢产量1070万吨。但为了保证煤、铁矿等原料的运输，其他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被人为压缩。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被抽去炼钢，一些地方的棉花、粮食等作物烂在地里，造成丰产反而减收。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国家粮食征购量加大，一些地方大搞高估产和浮夸，国家征购之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因缺粮出现了不正常死亡的问题。尽管这中间党中央也曾对“左”的做法进行纠正，庐山会议的最初议题就是纠“左”，出于种种原因，“左”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十年总结》，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尽可能盲目性少一点，主动性多一点。他明确指出，我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毛泽东提出1961年是调查研究年，***、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9月30日，党中央批准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之后，党中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响亮提出，过去几年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党中央全面致力于经济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支援农业建设，对糖果、糕点、手表、自行车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促进了货币回笼。党中央在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经济形势迅速好转。
在调整的过程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出现了新的波折。由于中苏论战的激化，党内对形势的意见分歧又发展起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批评了将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黑暗风”、主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到1964年，全国一些地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直至演变为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陷入歧途。
既然是探索，就难以避免错误。十年探索期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即使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
中，军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总的说来，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一些正确的认识未能得到坚持，甚至被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做法被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部分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邓小平是分不开的。1966年8月，邓小平被打倒。1969年10月，中央发布疏散令，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参加劳动。1972年1月，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再次重申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从四个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贡献。1973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之后，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实际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1月起，他先后发表《军队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等讲话。他将毛泽东在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间不同时间作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等三项指示联系起来，提出三项指示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由此开始了对公交战线、军队工作、农业、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由于得到了毛泽东、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四人帮”也不敢明确反对，整顿很快取得成效。1975年我国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由于这次整顿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嫌疑，“四人帮”乘机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靠边站。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群众自发到天安门悼念总理，警察和群众发生冲突，邓小平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阴谋调动军队、抓紧赶制标语、拍摄个人照片拟供夺权后使用。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采取果断措施，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但由于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认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回避了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等老干部的工作要求。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点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的《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王震发言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此后，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不可能为老干部平反，不可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在党的十一大上，他在闭幕词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9月，他在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时，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等人要求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抵制“两个凡是”，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四人帮”倒台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我党在经济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经济路线上，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肯定了社会主义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于分配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政治路线上，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思想路线上，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社会实践。5月，《理论动态》、《光明日报》发表了胡福明所写、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转载。6月《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当时一些人对实践标准的责难进行了反驳。到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积极投身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讨论的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5月，国务院组织部分领导出访欧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7月至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邓小平在此期间多次批评“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程序去解决。会议从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经历30余年的艰辛探索，在吸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城乡改革的全面展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曾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在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1962年即被取消。1977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允许生产队分组作业，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1978年，安徽大旱，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安徽省委作出“借地度荒”决定，将集体土地借给社员耕种，开荒自种自收，国家不征购粮食。9月15日，肥西县山南区黄花大队讨论秋收方案，决定采取“四定一奖”
办法，定任务、定上缴、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归己，减产全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春，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签订秘密协定，将集体土地分包到各户，除上缴国家和集体的粮食之外，多余的粮食归己。由于当时党的政策还未放宽，农民们协商，对外还是以集体土地形式出现，实际已经是“包干到户”了。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就包产到组、分田到组展开了激烈争论。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4月，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建议在贫困山区搞包产到户。5月，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包产到户。198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实行的“双包”责任制，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责任形式。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实行联产计酬的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联产就需要承包。此后，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万里在农业书记会议上都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农村广泛开展开来，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开始兴办一批乡镇企业。江苏江阴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早在“文革”期间就带领村民办地下工厂。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搞分田到户时，吴仁宝带领村民办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一年净赚200万元。浙江萧山鲁冠球专门为农机站提供配套生产服务。1983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社队企业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鲁冠球在企业内部进行了产权改革，掌握了企业的绝对控制权。1984年3月党中央提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对乡镇企业的肯定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个体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浙江温州柳市镇已有近50家低压电器家族企业。当时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等“八大王”。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并把“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民利益的人”列为查处对象。浙江迅速行动起来，将“八大王”
列入大案要案处理。1984年党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温州市委为“八大王”平反，个体经济才又迅速发展起来。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悄然展开。由于计划赶不上变化，往往等计划的物资批下来时，生产季节已过。计划安排的滞后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1979年7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为后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福建、广东等省有着便利的对外开放的条件，1979年50号文件正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出口特区。经济特区的兴办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为其他省份对外开放作了重要示范。
随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展开，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提出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还阐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1980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为解放和统一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确实践的基础上。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阐明了改革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被邓小平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提供了重要保障。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1989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苏联、东欧局势动荡。在这种大的气候下，我国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造成一些人通过拿到计划的平价，转手到市场上卖出高价，一夜暴富。贪污腐化现象也在一定范围内滋长起来。人民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1989年4月，胡耀邦因病逝世，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少数人借机煽动，北京等城市出现了学生上街游行和打砸抢烧的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全国局势趋于平静。但5月初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议上发表了与中央不一致的谈话，局势再度恶化。部分学生在一些人的煽动下到天安门广场绝食。5月20日起，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戒严部队进入首都过程中，发生了不法分子焚烧军车、杀害戒严官兵的事件。6月4日，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撤离。全国局势迅速稳定下来。1990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世界上仅存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5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同年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要调整结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提高效益。海南经济特区建立，上海浦东开发起步，“八五”计划启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推进。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在深圳、武汉等地的谈话中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会议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形成条件、历史地位进行了阐述。江泽民在报告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目标、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环节等。
十四大报告还提出，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会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党章。指导思想的明确为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从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1991年开始，国家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1994年3月，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国家将组织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积极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办法，以利推广。”1994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100户试点企业名单，主要试行完善企业法人制度，确定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建立资本金制度，裁减冗员、减轻企业负担。到1997年年底，国家实施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基本完成。199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国占领了我国领土香港岛。1860年10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英国占领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龙半岛西部的昂船洲。1898年6月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岛屿，租期99年。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又重新占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有条件收回香港。但考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默许了香港的现状。大陆利用香港是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在香港开设办事处，采购我国需要的紧俏物资。香港在打破西方大国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8月，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中，邓小平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1557年，葡萄牙人定居澳门。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商船来澳自由贸易，并任命亚马留为澳门澳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说明中国实力的强大。
这一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大成果。江泽民说，有四件大事特别引起他的思考：1989年的政治风波、苏东剧变、“法轮功”事件和国民党下台。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9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讲话中提出：“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分显示优越性的根本问题。”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三讲”教育时，在总结过去十年的基础上，把这一届党中央任务概括为两条：一是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二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进行考察，在对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讲话中提出了两个代表，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在联系、指导意义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较好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之初，中国就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2003年春天，北京、广州等地发生了非典型肺炎疫情。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是一种因感染冠状病毒而导致的以发热、干咳、胸闷为主要症状的呼吸道传染病，严重者会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简称SARS。此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进展极快。疫情发生之初，病人不断增加。由于病情不明，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晶等医护人员感染病毒，牺牲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面对危局，党中央首先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国家还采取了制度化措施，卫生部印发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供各级医护人员诊断参考。党中央还对来自疫区的人员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努力隔断传染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深入医院、学校等一线，检查部署防治工作。在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战胜了“非典”。之后，全国建立起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3年4月10日至15日，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抓住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开拓新局面，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同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3年11月到2004年4月期间，胡锦涛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践来源、深刻内涵、基本要求，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
历史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中国发展带来各种机遇，也带来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人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措施。《决定》实施以来，我国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教育方面，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1.5亿名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受益。卫生方面，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五年累计6294亿元，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全国建立了2.4万多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就业和生活方面，完成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工作，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多。社会保障方面，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五年累计1.95万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提高。[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历史进入新时期，农业支持工业积累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工业反哺农业。新时期工业和农业差距逐步拉大，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2005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为党中央和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种[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2页。
粮给补贴，免交农业税，中国的农村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作出了全面的总结。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时间作出决策，调集军队赶赴汶川灾区抢险救灾。灾后，举全国之力，顺利完成了灾区重建的任务。如今，各省援建的灾区住房小区纷纷竣工。
中华民族抗震救灾的精神得到弘扬。2008年8月至10月，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世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在迎接奥运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开展了以文明行动迎接奥运的活动，中国民众的文明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时期得到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总结和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新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有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截然分开，或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来否定今天的伟大成就，或以今天的伟大成就否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不能隔断，今人成就的取得总是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这些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失去了参照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是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农民。正是部分群众在历史中的创造性活动，在引起重视、得到推广之后，带动起全国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领袖人物要善于发现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人民群众的实践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关注人民群众的创造，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各代领导集体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将这条道路坚持和发展下去，需要领袖人物对人民群众的创造进行总结概括。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有高度的工作平台，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态度，需要有调查研究的能力。没有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总结，就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就不能为后人提供理论启迪。
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迈代以来170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