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家就在附近的宝善里1号，他想到家中还有文件和名册，于是赶紧让弟弟刘同回家处理。不幸的是，沙俄巡捕已经根据从宝善里机关搜出的名册查到了刘公的家，刘公的妻子李淑卿、弟弟刘同等人被巡捕抓走。刘公得知弟弟被捕后，知道事情不妙。他清楚年幼的弟弟幼稚又软弱，恐怕熬刑不住，会供出知道的革命党和起义的情况。如果那样，武汉三镇的革命党人和多处秘密机关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刚才遇到邓玉麟的时候，刘同也在场，听到孙武在同仁医院。刘公不敢再想，当即派人通知孙武从同仁医院转移，又通知其他机关的同志撤离。他自己则到汉口汉兴里的一位友人家中躲藏起来。
话说邓玉麟到同仁医院找到孙武。孙武分析后，认为起义计划和革命党人名单都已经泄露了，清廷势必按照名册搜捕同志。情势万分危急，怎么办？孙武觉得只有马上发动起义才可以“死里求生”。他建议提前起义。邓玉麟非常赞同。孙武就让他马上过江，通知在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的蒋翊武（潜回武昌指挥起义）、刘复基等人，立即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刘同果然捱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
邓玉麟急匆匆渡江，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在场。他向众人通报了危局，转达了孙武马上起义的意见。
蒋翊武觉得准备不足，有些犹豫。刘复基见状，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对着蒋翊武说：“你为总司令，事势这样危迫，在生死存亡关头，却裹足不前，难道你是个怕死的懦夫？”
蒋翊武也拍案而起，勃然作色说：“你们真的以为我怕死吗？怕死者不革命，革命者不畏死，纵然是头颅落地，也要掷地有声。”就这样，指挥部一致同意提前起义。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到当夜（10月9日）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下午已经过去了大半，时间紧迫，必须马上通知各处的同志。蒋翊武派人分头传递消息。驻在城区的各标各营，包括守卫楚望台的工程八营、陆军测绘学堂的同志们都在晚上10点前接到了通知。大家严阵以待，紧张地等待着城外的炮声响起。
如何让城外的同志得到通知，难度很大。至关紧要的是让南湖的炮队知道消息，因为他们的炮声是起义的信号。信号发不出来，其他的准备都是白费。邓玉麟、徐万年和艾良臣三个人被派去通知南湖炮队。他们每人各拿着一枚炸弹以备不测。当时，武昌官府已经得到消息，实行戒严了。邓玉麟三人到了城门口，发现官兵对出入的百姓搜查很严，很难混出城外。三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一说三人发现城墙上守卫不严，越墙而出）。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是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就是革命同志，帮助三人进入了炮营。在夜幕掩护下，三人和炮队的同志聚集到马棚，通知了起义计划。可惜，起义计划此时已经流产了——因为大家在马棚商议时，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是继续开炮，冒险起义呢？还是按兵不动，拖延起义呢？本身就是南湖炮队营代表的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炮队的同志们都认为应该拖延起义。邓玉麟只好暂时呆在炮队不动，等第二天天亮重新回到武昌小朝街总部，找蒋翊武等人仔细商议，再重新议定起义时间。
这一夜，邓玉麟和炮队的同志们紧张得一夜阖不上眼。他们得不到城内同志的消息，更不清楚自己的决定会不会对同志们造成伤害。同样，城内的多数同志也彻夜未眠。这一夜，多少人在数着星星，辗转难眠；多少人在竖着耳朵，等待计划中的炮声；又有多少人反复地谋划着炮声响后的每个细节。但是炮声没有响。
起义没有爆发，官府的逮捕行动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沙俄巡捕房把搜到的一切都转交给了清政府，其中就包括革命党人的名册。清政府知道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组织、成员和机关。
深夜，小朝街85号。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在漆黑的屋里焦急地等待着起义发生。门外忽然响起拍门声。蒋翊武、刘复基迅速起身，摸黑到二楼，向窗外望去，看到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正在包围房屋。蒋翊武等人纷纷持枪、找炸弹。军警们见无人开门，猛然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刘复基冲到楼梯中间，掏出一颗炸弹扔向冲进屋来的清军。遗憾的是，这颗炸弹竟然没装上栓钉，没有爆炸。军警们慌乱了一阵后，冲上楼梯抓住了刘复基。蒋翊武等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他们关死房门后，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在周边街巷设置了盘查。幸好蒋翊武刚从岳州潜回武昌不久，穿着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军警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解释说自己是来看热闹的。军警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不疑有诈，抬手给他一棍，一脚猛踢他屁股，让他快滚。
一同从小朝街逃出的彭楚藩在途中被军警逮捕。
彭楚藩原名彭谭藩、彭家栋，1887年生，湖北武昌人，早年参加新军并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他更名彭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任宪兵，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竟然升任军官（一说是排长、一说是棚目）。他凭借宪兵的有利身份，担任起义的交通联络工作，当晚留宿在小朝街，结果没能像蒋翊武那样幸运逃脱。
除了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外，稍早被捕的还有杨洪胜。杨洪胜，1875年生，湖北谷城人，是个参加文学社仅半年的普通士兵。他为了革命，请了长假，开了一家杂货店做掩护，整日忙于通讯联络。起义指挥机关决定当晚起义后，杨洪胜就是送信人之一，是他把起义计划通知到了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和驻扎在圹角的辎重营。然后，他又给各处同志运送弹药。官府已经严控一枪一弹。杨洪胜偷运的这些枪弹，无异于雪中送炭，对起义的成功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杨洪胜给工程营同志运送子弹的时候，被反动军官察觉，遭到追捕。在逃脱过程中，杨洪胜向追兵扔出一枚炸弹。毕竟是土制炸弹，质量不过关，杨洪胜本人反被弹片击中腿部，仆倒在地而被捕。
瑞澂听说抓住了三个革命党的重要分子，立刻在总督衙门对三人进行夜审。
首先被押上来的是穿着宪兵排长军服的彭楚藩。在座的铁忠一看，心慌起来。因为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他的妹夫，他担心宪兵排长造反连累自己的妹夫，有意为彭楚藩开脱。铁忠马上抢先发问：“一帮草包，怎么把宪兵营的人也拿了来！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铁忠说话间眼睛紧盯着彭楚藩，示意彭楚藩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彭楚藩随声附和，说是军警抓错人，很可能就能活命，甚至马上得到释放。但是彭楚藩正色回答：“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铁忠闻言脸色大变，随即又说：“你既然是宪兵营排长，竟然受革命党指使，犯上作乱。速速招来！”他还想为彭楚藩开脱。只要彭楚藩承认是他人指使，并供出一两条信息来，就能大大减轻罪责，还有“立功”的机会。彭楚藩却高声抗言：“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人卖国，奴我汉人，我们就是要推翻满洲政府。要杀要剐，随你们便！”铁忠逼问：“党羽多少，各在何处？”彭楚藩回答：“凡天下黄帝子孙，皆与我同党！我现入革命党，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大丈夫死耳，早杀为盼！”一席话说得铁忠哑口无言。他气急败坏呵斥衙役：“还不让这厮跪下！”衙役们涌上来又推又按，彭楚藩屡跪屡起，叫骂不止：“我革命党人，岂能跪你们这些国家败类！”听审的瑞澂、张彪等人看到这场闹剧，大怒。瑞澂提笔写道：“彭楚藩谋逆大罪，枭首示众！”彭楚藩边走边骂，慨然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4岁。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文学社的重要领导人刘复基。刘复基外表文弱，看似是一介书生，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慷慨激昂地痛批清廷，呼吁革命。铁忠问他，身为新军士兵，拿朝廷俸禄，为什么还敢向军警投掷炸弹。铁忠的问题太幼稚，恰好给了刘复基发挥的机会。只听他朗声说道：“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清朝实与我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清朝政府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天下百姓，正是要推翻你们，重振国家，雪百年耻辱，重振中华声威！……”刘复基滔滔不绝地说来，说得满堂清朝官吏坐立不安。
瑞澂下令大刑伺候。棍棒交下，刘复基被折磨得鲜血横流、四肢全部骨折，但他仍旧骂不止口，最后被押赴刑场。就义前，刘复基用生平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年仅28岁。
最后被押上来的是杨洪胜。杨洪胜的大腿为炸弹所伤，一直流血不止。他是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长得憨厚木讷。瑞澂等人就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说他受知识分子蛊惑，如果将革命情况如实招供，可以无罪开释。不想，杨洪胜坦然回答：“我自愿加入革命党，立志推翻清朝，并未受他人蛊惑。”铁忠又问：“炸弹从何而来，何部所造？”“不知道！”“只要你供出弹药藏匿地点，本官保你不死。”“老子不怕死！杀便杀，死便死。”最后，杨洪胜也被押赴刑场，终年36岁。此时已经是10月10日的凌晨了，层层阴霾中已经能见到丝丝鱼肚白。
彭、刘、杨三人同时壮烈牺牲，被尊称为“首义三烈士”。就在他们血洒刑场的时候，在张彪等人建议下，瑞澂派人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刘同拉出辕门砍了头。这个16岁少年的生命，在摇摆着呼啸而来的历史车轮下被碾得粉碎。
这时候，瑞澂优柔寡断的性格显现无余。敌我阵营都知道查获的革命党人名册就在瑞澂手上，如何处置大家都很关注。名册上几乎都是新军官兵的名字，如果按图索骥一网打尽，很多军营将会为之一空。瑞澂身边就有人声称这份名册是伪造的，是革命党人使的“反间计”，建议总督大人当众将名册付之一炬，宣布对名册上的官兵既往不咎；也有人建议可以对大多数人宽大处理，但不能放过名册上的首要分子，还可以按照名册上的地址破获革命机关。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不失为是务实可行的方法。可惜瑞澂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做决策，不说抓人，也不说不抓人，让人摸不着头脑。革命党人都知道名册被抄，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万分关注总督衙门的反应。没有权威说法，谣言就开始四处传播，从一两个人口中扩散到千万人口中，从一处弥漫到武汉三镇。瑞澂的犹豫，反而助长了革命党人——主要是新军官兵们的焦虑、恐惧和反抗情绪。这股情绪正在军营中迅速蔓延……
第一枪
10月9日的漫长黑夜终于过去了，10日的曙光投射在武汉三镇上空。
官府对武昌的严密盘查依然没有松动。清晨，武昌各个城门紧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搜查的军警。彭、刘、杨三人砍头的布告被张贴在城区各处，三人身亡的照片被发到各处军营。上午，又有几个革命党人的据点在拉网式的搜查中被军警查获，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有人谣传，清朝要“杀尽汉人士兵”。很多军营官兵人人自危。中午，瑞澂召集军警长官开会。他还是守着名册没有动静，只是下令对新军进行更加严苛的监控。规定新军各营长官要对士兵亲自监视，吃住在军营中；选派可靠的士兵把守营门，武装巡查各棚；不许士兵迈出营门一步，甚至大小便都让士兵在棚内“自便”，用痰盂盛之。
工程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根据上级指示，在各队中挑选亲信士兵20名，发给子弹，守卫兵棚入口，规定其他士兵都不得擅动武器，呆在棚内睡觉，不得出入，不得高声说话。
该营部分官兵驻扎在城内紫阳桥南。其中的革命士兵们知道了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瑞澂掌握了起义名册的消息后，人心惶惶，白天又得知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大家更是心急如焚。工程八营的起义召集人是该营的一位棚目，叫做熊秉坤。熊秉坤和大家一样心急如焚。
熊秉坤，1885年生，湖北江夏人，少时家贫，做过学徒和搬运工，后来进入新军，一直在工程八营当兵。他倾心革命，先后加入过日知会和共进会，在工程八营发展了200多名同志。按照预先的起义部署，熊秉坤应该在一天前就带领同志，攻陷楚望台军械所。千呼万唤的起义信号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一干人等被困死在军营中，动弹不得。熊秉坤觉得这么下去，大家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熊秉坤秘密召集几个同志碰头。大家看着三位烈士尸体的照片，想着军营内外的白色恐怖，都不言语。熊秉坤就说：“早晚是个死字，与其为官府按名册一一砍头，不如奋起革命，即使是死，也死得其所。”他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周围没有一人犹豫，一致赞成拼死一搏。有人还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最后，大家决定当晚（10月10日）9点钟独自起义，以枪声为号，希望能赢得其他部队同志的响应，乱中取胜。起义决定传达下去后，大家整装待发，紧张地等待夜幕降临。熊秉坤借故到各队查看了一下，遇到革命同志，大家就以目光交流，相互勉励。
大家没有子弹，怎么办？幸好有杨洪胜昨天送来的50发子弹，又有个革命士兵在10日当天从长官那里偷来了两盒各50发的子弹夹。熊秉坤将这150发子弹在起义骨干中分发。军营中的中下级军官开始察觉到了异样情绪。下午，卫兵长方定国找到熊秉坤，说：“我知道各位要干大事，我决不阻拦，也不告发，只求兄弟们别对我下手。我以前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请多多包涵。”熊秉坤也直言相告，只要不反对革命，革命党人决不滥杀无辜。方定国走后，队长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淡淡地说自己晚上要“外出办事”，有事请熊秉坤多“原谅”。可见，革命情绪已经震慑了部分中下级军官。很多人选择逃避或者向革命党人示好。
傍晚，武昌的天空阴霾聚集，黑夜逐渐笼罩大地。7点过后，顽固军官、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到各个军棚查探情况。他走到三棚，发现士兵金兆龙穿着黄军服笔直地坐着，左臂上系着一条白布，手中紧握步枪，十分可疑。陶启胜仔细一看，金兆龙的步枪中子弹上了膛！
陶启胜心中暗叫不好，惊问：“金兆龙，你想干什么？”
“以备不测。”金兆龙冷冷地回答。
陶启胜大声喝道：“我看你是想造反！”一边喝问，一边他就向金兆龙扑过去，要夺下步枪。金兆龙和陶启胜扭打了起来。他死死护住步枪，疾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