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是处于不停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运动的规律，城市结构的变化，都只有在运动变化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要探寻城市发展规律以及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变化规律，必须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单纯的静态分析只能考察某个特定时间点和横断面上的状况，而单纯的动态分析又难以准确地把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全方位地深入考察面临的具体情况及其本质、功能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城市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两条途径。定性研究是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典型特征，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典型特征，它们是两种基本的同时也是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倾向。人文主义的方法论认为，研究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时，需要充分考虑人的特殊性，考虑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别，要发挥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要“投入理解”，或者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人对人的理解”。理解派的方法似乎最适合于对复杂现象作探索性研究，特别是在这些现象不大为人所知的时候。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研究应该向自然科学研究看齐，应该对社会世界中的现象及其相互联系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探讨，并且通过十分具体、客观的观察，通过经验概括来得出结论。同时，这种研究过程还应该是可以重复的。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研究城市发展，同样离不开质的规定性和度量的关系。城市规模、城市人口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定量研究则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定量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和因果联系。而定性研究则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注重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现象。对于城市的研究，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科学地作出质的判断和量的评估。当然，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有主次之分，分析方法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是以定性分析为主，有的是以定量分析为主。
（四）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现象，系统方法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和社会问题时所采用的普遍方法。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因此，对城市发展的研究离不开系统方法的运用。系统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整体性、综合性及最优化。因为只有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将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紧密联系、有机结合，才能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又必须相联系、相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由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区位优势、科技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的不同，其发展水平及过程和特点均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对大量的不同背景资料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和分析，进而找出不同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本书侧重运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外城市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力求注意一切从国情、从市情出发，从系统比较中借鉴，从系统比较中创新。
比较分析方法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定性比较和定量比较。横向比较也叫左右比较，大体是对同一时间或条件、同一类型的事物进行比较。体现在现代城市比较中，既包括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比较，也包括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城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纵向比较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对比，寻找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定性比较是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基本内涵进行比较。定量比较即对数量的增减、大小进行比较。在作比较分析时，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定性比较还是定量比较，都需要注意时间、地点、条件，注意是否具有可比性。对那些不可比的因素，绝不能不加区别地类比。
科学的比较方法，不能局限于罗列一些表面的同异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在比较中找出共同点、本质和规律性，从共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中探明矛盾的特殊性，以使对事物、对系统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当然，城市发展学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年轻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还将吸收并运用更多新方法。
§§§第三节城市发展学的兴起
城市发展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追溯其思想渊源，仍然是有漫长的成长历史。本节拟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谈起，分析西方和中国城市发展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兴起及演进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留下城市理论的专门著作，可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却有不少精辟的关于城市的总体论述，含有丰富的城市发展思想，较完整地论述了城市和农村的学说，并揭示了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城市布局和改善生活环境的思想，由此奠定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核心是城乡关系和社会分工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从城乡关系入手，他们把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看做是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分工发展水平，是城乡分离对立的结果。城乡分离是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的发展来阐明城乡分离和城市的出现，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还深刻分析了分工与城市的关系，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人类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才出现城市，他写道：“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还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城乡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示了城市和乡村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城乡分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工、是城市发展动力的结论。同时指明城市的产生是社会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变化的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乡村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性质迥然不同的“城市乡村化”和“乡村城市化”两个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明确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在现代条件下，城市化的本质是乡村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一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的增长，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区域的扩大和城镇数量逐渐增加，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古代“城市乡村化”，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现代“乡村城市化”是大工业发展造成的。“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同①。“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同②。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用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他还深刻指出：“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
恩格斯说：“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这种大规模地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他分析了城市成长和地理集中的原因，以及经济、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与经济效益；他洞察了当年伦敦的发展过程和前景之后，充分肯定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特征和巨大作用。
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就当时英、法等国的状况，深刻地揭示了中心城市、城市体系与全国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并指出，城市的分工联系冲破了地域限制，“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分工，产生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他们还认为城市“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况”。城市的进一步扩展，使全国统一市场和世界市场扩延，现代工业城市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都会产生新的格局。
在肯定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种种“丑恶”、“无耻”和“违反人性”的现象，并指出，农村转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并没有转入现代大工业生产，而是首先干粗活，沦为城市中的“下等公民”，“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
早在两个多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城市住宅拥挤、生态环境被破坏，导致城市人生活质量恶化的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工人的居住状况。恩格斯写道：“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
关于城市环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大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
（三）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城乡走向融合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伟大理想目标。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渐消灭。”他们把理想社会与消除城乡对立和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结合起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灭。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并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城市中日益病弱的大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和农村分离的条件，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乡融合”的思想，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些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这些物质前提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以及产业、人口、科技、文化等基本元素。
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发展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远见卓识，为现代城市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遗产和思想元素，对今天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同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共十七大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中国化，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种“城乡一体化”理论是对“城乡融合”理论的创造与运用，它不仅会促进城市理论的发展，而且将推进中国城乡现代化前进的步伐。
二、西方城市发展理论的形成及其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