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巴金所说，高老太爷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个家庭存在的基础，把它推向绝路。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克安、克定等就是用高老太爷给他们积下的金钱，赌博、嫖妓，胡作非为，直到后来偷窃和变卖家产，从内里把封建家庭掏空。金钱只养出了一群蠹虫和败家子，目的在于维护他的家庭，封建家庭首先就败在他们身上。而另一方面，高老太爷的权势和他的专制则加剧了青年一代（孙子辈）的反抗和斗争，使他们更坚定地同封建家庭决裂，并使他的权势最终失去威力。作为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象征，高老太爷最终心力交瘁，一命呜呼，他一手建立并竭力维护的封建家族制度，也随之土崩瓦解。
通过高老太爷的形象，作者以雄辩的逻辑向人们揭示，金钱和权势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和“命根子”，恰恰也正是要它命的东西。高老太爷们的一切努力和挣扎，只是在“自掘坟墓”。这是已经腐朽的封建阶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作者正是从这种内在矛盾中揭示了封建家庭和家族制度的崩溃命运，不仅内涵深刻、感人，也使高老太爷这个人物获得了高度的典型意义。
在《家》中，与高老太爷等权势者形成尖锐对立的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即年轻的一代，就是“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的一代人，其主要代表是觉慧。觉慧是在“五四”浪潮激荡下迅速觉醒起来的青年，《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里的新思想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激情，照亮了他眼前的世界。他大胆地冲出家庭的高墙，积极参加社会斗争，使这罪恶的制度万世长存，热心办刊物，写文章，猛烈抨击“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黑暗”，表现了五四青年的蓬勃朝气和献身精神。然而，由于时代不同了，这一切都引出了相反的结果。在高家，他首先在认识上是最清醒的一个，他第一个看出了大家庭腐败没落的趋势，认识到“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家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同时他也最早认识到封建家庭“是埋葬青年理想和幸福的坟墓”，决心不再做封建制度的继承人，而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所以在行动上，在家庭的反封建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他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他信奉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并以此鼓舞自己和同伴们“向恶劣的环境斗争”。尤其可贵的是他敢于蔑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专制家长的权威，并敢于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抗争。在高老太爷生前，他不顾爷爷的反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公开支持觉民抗婚；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坚决反对请神驱鬼的迷信活动，在高公馆一派阴森的气氛里，着重写他的自掘坟墓和自食其果。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独自一人同全体封建家长和封建习俗开战；在高老太爷死后，他又反对把将要分娩的瑞珏搬到城外去，并竭力说服觉新改变一味屈从的习性，劝他为嫂嫂的生命安全起来抗争。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表明他是封建家庭的一个“大胆的叛徒”，一个五四新人。像作者所预期的那样，他给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新鲜空气”；特别是他最后的离家出走，奔向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对当时青年曾产生深刻影响。
还应该看到，在巴金笔下，觉慧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初次上阵的战士，他的幼稚和软弱也是明显的，这在他同鸣凤、同爷爷的关系上都有所表现。其实，这正是作者的深意所在。因为觉慧同觉新一样也是在封建家庭长大，他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没有瓜葛。作者揭示出他的这种软弱和不足，正是希望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由软弱变得坚强。在这里，作者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人物也显得更真实可爱。
在高公馆年轻一代的三兄弟中，高老太爷如此专横残暴，作者用力最多的是大哥觉新。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真实依据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巴金对他爱得最深，也为他痛心最深。
《家》最初就是为他而写的，目的是要使他猛醒，把他从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并通过他的遭遇给更多的人以警示。巴金说：“正因为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他用金钱供养儿孙，使他们整日过着闲懒、奢华的生活；他用权势压制反抗，以维持其家庭的秩序和他的专制地位。”事实正是如此，巴金在这个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艺术上也取得了更大成功。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清醒地认识到旧制度对自己所加的戕害，而又逆来顺受的悲剧典型。他处在封建家长与叛逆青年两种势力之间，大家庭里的各种矛盾都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也曾萌生过理想和追求，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看到了大家庭里的矛盾和斗争，有自己的不平、不满和愤恨。但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传统的“作揖哲学”和时髦的“无抵抗主义”磨掉了他青年人的锐气，也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愤和不平，安于做封建家庭的孝子。在父亲去世后，为了写出封建大家庭的灭亡命运，他作为“承重孙”不情愿地挑起大家庭的重担，从而也肩负起维护封建秩序的职责。这使他成为“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成为高家两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双方都在对他施加压力。这使他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为封建家庭的没落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同情觉慧、觉民这些给封建家庭拆台的叛逆者；一方面屈从专制家长，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别人，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亲人也同样遭到伤害，成为一个牺牲品。他始终任人拨弄，一味敷衍，按照别人的意旨行事，“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自己则付出了更大的牺牲：牺牲了理想，牺牲了前程，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至亲骨肉，最后自己也随着大家庭的崩溃走向深渊。
觉新的形象在《家》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与觉慧对比，使人清楚地看到当时知识青年的两种性格，两种人生追求。如果说觉慧启示你“应该怎样走”，那么觉新就是要告诉你“不该怎样做”。这个对比应该说具有警世的意义。二是与高老太爷对比，作为封建大家庭的末代继承人，觉新已经没有了爷爷的权势和财富，巴金在创作中首先从高老太爷开刀，也没有了爷爷那种顽固不化的一整套封建观念，新时代的影响和在大家庭中所受的伤害使他甚至同样憎恨这封建家庭，以至最后发狠地说这个家中早该“出个叛徒了”，并支持觉慧离家出走。这个结局深刻表明以高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真是走到了末路。这两个方面都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巴金说：“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这也是一般的创作原则，因为作品所要表现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人物的活动来说明。巴金在《家》的创作中着重是写人物，并让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通过人物鞭挞制度，表达爱憎。得到的主要是两样东西，即金钱和权势，这是他过去行为的结果，也是他期望这个家庭今后能“一天天地兴盛发达下去”的依据。《家》中所写到的各色人物不下六七十个，由他们构成一个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的社会。其中，高老太爷作为没落的封建家长的代表，觉慧作为封建家庭的“大胆而幼稚”的叛徒，以及觉新那种矛盾的、软弱的、悲剧性的两面性格，都具有深刻典型意义，几十年来他们的名字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符号，被人们广泛应用。另外一些人物，如鸣凤、梅表姐、瑞珏以及冯乐山等，也都具有各自的思想性格，栩栩如生，为读者所熟悉。这是《家》成功的重要标志。《家》的结构艺术也有特点，既集中而又单纯，但这美梦注定是要破灭的。为了宣告这种罪恶制度的死刑，全书以觉慧与鸣凤的恋爱悲剧和觉新与瑞珏、与梅之间的婚姻、爱情纠葛为主线，以这两桩最能打动人心的故事串起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把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衰落过程自然地穿插其间。因而全书虽然头绪繁多，矛盾复杂，读来却情境相融，紧凑流畅，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家》的语言风格则是简洁、明快、坦直、热情，直抒胸臆，以情动人，不求含蓄蕴藉，只求便于沟通，表现了青年人的单纯和爽朗。这也正是巴金前期创作语言风格的突出表现。所有这些都使得《家》成为巴金前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同类题材的长篇杰作。
最后还要说明，当初这部作品在上海《时报》连载的时候并不叫《家》，而叫《激流》。因为作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构思，当他落笔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已不只限于某个家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大的社会。他看到在“五四”后的中国大地上，正经历着一场剧变，一股势不可当的生活激流奔腾向前。这是一股时代的激流，历史的激流，高老太爷一生惨淡经营，它将无情地摧毁一切旧的势力和传统，也将给奋进的青年带来希望和新生。《家》中的高公馆便是在这股激流的冲荡下迅速衰落下去，而年轻的叛逆者也在这激流中学习游泳，日渐成长。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这是巴金以生动的形象所揭示的一个严峻的生活真理，也是在这里，作者为小说展开了广大的时代背景。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题名为《激流》，作者是想在这个题目下写一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在生活激流冲荡下）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在这本小说结束时由于还没有将全部故事写完，而主要是写了高家的盛衰，所以在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将它改名为《家》，算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段落；并预告还将有它的续篇，这就是后来的《春》和《秋》，它们和《家》一起共同构成了一部20世纪中国封建大家庭的衰亡史，其总名就叫《激流三部曲》。不过，《春》和《秋》的问世与《家》相隔有七八年之久，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完成的，应该属于巴金后一个时期的创作，这里就不作评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