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山亦水》是一册中英文的展示雕塑家成长历程和创作成绩的作品。读《亦山亦水》，使我们对霍波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下乡四年，从大队新闻报道员、青年点业余美术组起步，继而在恢复高考后进入鲁美，走上专业美术创作的道路。他把自己四年知青生活喻为“在地表上辛勤耕耘。种植的是生命，养育的是生命”。而大学“四年中使用的是深层土壤，虽然它是无生命的”。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标志性作品是屹立在北京西客站南广场的大型雕塑“国风”。在这座雕塑中，作者大胆采用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借鉴民族传统图饰的精华，以天圆地方的理念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鲜明、恢弘、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
霍波洋以一部《亦山亦水》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作了一个小结，也为自己更精彩的人生和创作辟开了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大的业绩和辉煌。
12.我珍藏的《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去世后一共出过六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粉碎“四人帮”后出过两种，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还有一种是本世纪出版的。这两种版本我都珍藏，也都有一段故事。
我喜爱鲁迅先生的书，缘于参加石家庄市市委党校组织的读书班时集中阅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但读的都是“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素白的封面，没有任何注释，读起来相当费力。那时朝思暮想能搞到一套《鲁迅全集》。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就在报纸上看到新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了。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版，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版。当时还是紧俏书，我在本地书店未买到，正好机关有位同志去北京，就托他在北京买。没想到这位同志真的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来了，十六册，厚厚的一大包，在办公室一放，很吸引眼球的。一问价钱，更是吃惊——三十六元——几乎是我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三。那位同志还特意说，我专门给你买的简装本，精装的六十多元呢！这更让在一旁翻书的一些老同志啧啧半天。我刚大学毕业，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平常买书也就是买一两元钱一册的，如此大规模购书还是第一次。但既然托人买回来了，就只有要了。用自行车把书驮回家，用了一个周末，把十六本书都用牛皮纸精心地包了书皮，细心地摆在了自己的书架上，整整一列，颇有气势。
一年多后，我调到了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当时最大的福利就是发书——这与当时商业物资部门发彩电票、发白糖是异曲同工。每隔月余，机关都为大家购置一批图书，从各类词典到古今中外名著，从马恩选集到时政书籍，应有尽有。机关大院其他部门看到下班时我们用自行车往家运书，都有几分嫉妒。更有好事者还告状到有关领导，称我们是以权谋私。不过都让当时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宣传部不读书干什么？一句话，所有问题烟消云散。不过这也让机关谨慎起来，发书时间多改在下班以后，以避开其他部门的目光。有一天下班后，办公室通知让大家晚些走。机关的老同志说，估计是又要发书了。大家都有些兴奋，纷纷猜测该发什么书了。夜色降临，喧哗的机关办公楼一片沉寂。此时一辆货车停在楼前，办公室迅速下达搬书指令。刚才还屋门紧闭的各处室立时打开，人们鱼贯而出，楼道瞬间恢复了生气。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就连一些生病在家的同志也及时赶到——所以发书的日子无异于机关的节日。那次是每人一个牛皮纸大包，很沉。搬到三楼很费了一番气力。卸车时有人问是什么书？立时招来办公室同志低声呵斥：快搬吧！哪来那么多事！整个氛围像搬运地下印刷品。仅仅十多分钟，大楼前已车去人空，重回寂静。
气喘吁吁将书搬到办公室，处里同志就说打开看看是什么书。用剪子剪开牛皮纸包，原来是精装本《鲁迅全集》。大家都有些兴奋，我却欣喜中有些无奈——我已有一套简装本了。对这套精装《鲁迅全集》，我曾经设想了几套方案：或送人或卖出。送人，实在有些舍不得，因为毕竟是精装本；卖出，又不合适，因为书是发的。最后郑重地放到了书柜里——气宇轩昂地与简装本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二十年之后又出版了第六版《鲁迅全集》。这一版收录了近些年新发现的一些鲁迅著作，是收录鲁迅作品最全的。我因为有第五版了，并未作非分之想。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北京办事，快到年底了，想顺便看一看老领导和熟人，这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玉山。玉山同志20世纪90年代是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指导帮助。电话接通就听到他特有的爽朗东北口音：哇！老朋友了，啥时候来北京的？当听说我要去看他，他在电话里笑了：不用不用，下班我正好从锥把儿胡同过，我去看你。我忙说，草民进京拜见领导，哪能惊动领导大驾。玉山同志说，甭说了，我去看你。你等着，我还给你带样好东西。
那天傍晚，玉山同志冒着寒风到锥把儿胡同，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就是一套刚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整套书装在一个绛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包里，提在手里沉甸甸的。谁能想到那次见面一年多后，玉山同志就因病去世了，他送的这一套《鲁迅全集》也成了最好的纪念。
13.读《上学记》
《上学记》已经说不上是一本新书了，2006年出版发行，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但我在人潮汹涌的书城向营业员报出书名时，她竟知道，并告诉我大概还有，刚卖出了几本，可见这本书确实有生命力。
像三联书店的所有图书一样，平实的书名配上丰子恺先生简洁有趣的封面题图，平淡中透出浓郁的书卷气，这也许就是三联有一批粉丝的缘故吧！
记得似乎2007年就看到《上学记》的推介了，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买来看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书名吧，“上学”在我们已成记忆，一位老先生又会炒出什么花样呢？而如今寻找此书则是因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华读书报》评选六十年六十本书时，这本书置身其中，占据了2006年的位置。
待到将《上学记》拿在手中，竟忍不住利用几天的闲暇时间读完了。去年冬天风冷雪大，但一书在手，望着窗外纷纷飘落的雪花，竟有一种融融春意涌遍全身，竟有一种饕餮者的朵颐快感和满足，我想这大概就是读书的真正乐趣吧！
《上学记》平实地记录了何兆武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南京、长沙读中学，继而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最后在解放初于华北革大学习的经历，虽然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活动，但读过之后，确有一些新鲜的令人难忘的印象。
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绪。何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结的情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个时代的情结就是仇恨日本。”想想也是，何先生求学开始于北京，继而南京、长沙、昆明，辗转流离，“偌大的中国竟安不下一个书桌”，都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无疑给何先生和他们那一代人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何先生说了这样一件事，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敌伪下令让北京的学生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他原来所在中学那个班的同学都失声痛哭。何先生听到这件事已经是两年以后，但年轻的他仍“激动不已”，可见对日本侵略者仇恨之深。
对西南联大自由学习生活的向往追忆。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只有八九年的办学经历，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传之久远的美好记忆，成为中国教育界长久谈论的一个话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什么会人才辈出，留芳久远呢？何兆武先生借生物化学家邹承鲁的话给予了回答：自由。何先生言道：“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西南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都由教师自己掌握。而学生呢？也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跨系跨科亦可；不喜欢学的也可以不去。何先生具体举了张奚若先生的课为例。张先生的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何兆武的主科，也不记学分，但他越听越有兴趣，最后竟成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其实何先生的感受，我们何尝没有同感。想想在大学期间浪费在一些课堂上的光阴，时至今日还痛惜不已。
对人物的真实追述，不做阿谀之辞。现在的一些回忆的书籍，常常充满着溢美之辞，让人不忍卒读。《上学记》则以率真的笔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年代自己的同学和师长，常常寥寥数笔，人物就活灵活现。谈到“大才子”王浩，高二时就以同等学力报考西南联大经济学，而且考了第一名；因故未上，第二年再考联大数学系，又考了第一名。两人曾在一次晚饭后散步，正聊到兴致高时突然下起了雨，结果两人就在雨中“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却欢快满足。年轻人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记述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路很稳重，即使在躲日本飞机轰炸，其他人都狂奔乱跑之际，他也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忘记是谁说的了，一本好书读后，都给人以思想的滋养和感情的享受。我觉得《上学记》可以位列其中了。读完这本书最后一页，慢慢地合上这本小书时，心中竟涌动起一种愿望，何时能读到作者已完稿却暂未出版的《上班记》呢？
14.同频共振息息相通——读《李文珊散文》
当我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李文珊散文》读完后，激动感奋中，跳入我脑海中的首先是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讲话中一段话：“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文珊同志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息息相通。
《李文珊散文》可以说是一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前进的多彩画卷。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巨大深刻的变化；看到了刚刚翻了身的农民在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看到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新风情物貌；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燕赵儿女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新装点着燕赵大地；看到了国门打开之后，我们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作者“闭门造车”，躲在象牙塔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作者以自己亲身所感，饱藏浓墨叙写出来的。正是通过作者的笔，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让所有经过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受了真切的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