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财主和其他有地的人都喜气洋洋庆丰收，八月十五中秋节摆宴席、放鞭炮庆祝五谷丰登。我们有什么收获呢？无地无庄稼，全家人四处奔波、劳作，儿子们东家做长工西家打短工，我和妈妈、姐姐给地主家掐谷子、摘棉花等，挣几吊钱。没活儿干了，就到人家收完庄稼的地里拾落下的谷穗、豆角、豆粒、棒子、烂棉花瓣、未开的棉桃等。人家刨剩下的山药地（薯蓣的通称，这里指红薯），我们把地再翻一遍，叫“倒山药”，能挖到一些人家没刨干净的山药吃。这就是我们的收获了，当时也觉得挺高兴，好赖多少总是有所收获，能贴补点儿我们的口粮。
我和母亲还要把冬天、春天烧的柴火拾回家，有空时二哥也帮着拾。记得母亲第一次下地拾柴火，简直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艰难。她做大姑娘时就没有出过门，也没下过地，来到我们家就做家务、教养子女、做针线活儿等，现在到人家地里去拾柴火，能行吗？人家让不让拾怎么办？怎么问人家？问人家脸红不红？人家让拾也羞得慌！人家若不让拾，这脸可往哪儿搁啊！思想斗争很激烈，不拾柴火行不行？不行！每年秋天只有这一次，过了这个村可再没有那个店了，错过了这个时节，一冬一春的柴火可怎么办？冬天娘儿几个还不得冻死、饿死！想来想去，还是得去找我二伯父说说，把他大道上的十二亩棒子、绿豆套种的地里的豆叶子要过来，等他收完庄稼，我们搂搂够一冬暖炕烧火的。
虽然我妈是二伯父的亲兄弟媳妇，但在20世纪20年代间，封建思想很浓重，弟媳妇和大伯子说不上几回话。妈妈深思半晌，决心下了好几次，自认无能，算了吧，一想全家人要活命，不说又没活路。做女人难啊，真难哪！为了冬天我们娘儿几个不致冻死，妈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试试。决心已定，往事又涌上心头，他坑害我们，把我们的地都算计过去了。他对我们真狠，哪还有点儿骨肉之情？他是我们的仇人，仇未报还要去求他，可偏偏就非得去求他，真是冤家路窄。况且二伯母也是个刁钻古怪之人，村里人送外号“管母狗”，她什么都乱管，妯娌之间谁也不敢惹她，我母亲在这个家中最小，更不想惹她，也怕丢面子。二伯母那时有五十多岁，长着一十一收获季节脸的横肉，由于年轻时胖，年纪大了就皮肤松弛，两个腮帮子往下耷拉着，小母狗眼，花白头发常散乱着，梳着个小鬏鬏，见人一瞪眼，眉宇间三道沟就竖起来了。她专横跋扈，不讲理，一天到晚胡搅蛮缠，常常坐在她家栅栏门外的石头台阶上，看见谁过来就骂谁。有一次，我从她家门前过，她骂我，我说：“二大娘，你干吗骂我？”她说：“骂你看你小，给我犟嘴还打你呢！”我赶紧走了。她说得出还真做得出来，以后看见她坐在门口，我就不从那儿走。我天天到村西头干活儿都要经过她家门前，后来我就绕个大弯儿走前街或者走大桥上，犯不着惹这个老泼妇！我不是怕她，是不想和她吵，怕母亲知道了生气、烦恼，村里许多人都恨她、讨厌她、瞧不起她、不理她。我母亲领着我找到二伯父，使劲低着头说：“二哥，我想弄点柴火好过冬，不知道到哪里拾，哪儿叫拾，哪儿不叫拾。看在你侄男侄女的份儿上，我想等你大道上的棒子、绿豆地里收完了，我们把豆叶子搂搂，过冬好烧哇！”二伯父沉思了一会儿，不大高兴地说：“你搂呗。你不搂，也是别人搂，我又没功夫搂，等我收完了，你慢慢搂吧。”母亲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吁一口气。二伯父这次可发善心了！我们过冬的柴火有了一部分，母亲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二伯父开始收割了。我和母亲在地边看着，随时把地边的豆叶背柴火子圈上。他们收完了，我和妈妈一点一点地把豆叶搂成一堆一堆的，在田里排成一行。再用筐子和夹篓装起来，背回家。我背小筐走在前面，妈背大夹篓跟在后面。她总低着头，被沉重的大夹篓压得弯着腰、喘着粗气，一步一摇晃艰难地走着。由于长时间的劳作，头发散落下来不少，她任由头发盖在脸上，也不抬头看人，可能是觉得害羞吧！地离我们家挺远，我们娘儿俩每天背五六趟。这块地里的柴火搂完了，只完成了过冬柴火的一部分，艰难的工作还在后头。
我们娘儿俩想法子继续找柴火，那些财主、富人雇长工、短工来耕地，为了明年多打粮食，秋末常把地翻一遍，让地休养生息。他们赶着牲口，后边用犁，把土翻了个个儿，谷茬子就翻上来了。我和妈妈拣起谷茬子抖抖土，放在筐里背回家，用它烧火做饭。这种柴火对我们来讲是好柴火，很多有地的人不捡这种柴火。
我很高兴干这活儿，土又松又软不扎脚，对我妈来说却是一种磨难，她是小脚，一踏进土里就是一个深坑，裤脚、腿腕子都埋进土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拾着谷茬子，站不稳就摔一跤，坐到地上。河套南边的地离蒲阳河近，比较潮湿，弄得满裤脚都是湿漉漉的，拔不出脚来就经常跪着、爬着拾，不管多苦多累，她见我高兴，脸上也露出笑容来。我努力地用小应子镐刨着地里的谷茬子，一个一个地打干净土，装进筐里，母亲不管多困难，也还是天天跟我一块儿跑来跑去。
有一天，我们娘儿俩背着柴火从大道上往家走时，下起小雨来了。妈妈叹口气说：“今儿下雨不好，明年春天要大旱，寸草不生，吃什么？”我们家乡都这么说：“八月初一下一阵，旱到第年五月进（意思是说要到明年阴历五月才下雨）。”那时候，人们习惯于靠天吃饭，微小气候的变化都与我们的生计有关。
经过这些艰苦的磨炼，母亲开始有了变化：由不出门到能出门干各种活儿，由不能下地到能下地拾茬子，搂豆叶子、树叶，凡能烧火的都往家拾。虽然是生活所迫，但她也深深地明白了：裹小脚真害死人，站不稳、走不快，还受罪。后来她常跟人说：“大脚站地稳，大脚干起活儿来多带劲！我可受够了这小脚的苦了。”等我到了裹脚年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裹脚了。当时已是民国了，政府号召推翻封建主义，提倡放脚，不允许再裹脚了。我母亲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赦免了我的脚，不让我裹脚，但她又害怕脚长得太大了找不到婆家，怕女儿嫁不出去让街坊邻居笑话。母亲就总想法子使我的脚别再长大了，最后，我妈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给我做了两双又厚又结实的粗布夹袜子，两层粗布，我刚刚能穿上，紧紧地贴在脚上，黑夜白日都不脱。只有洗脚、洗袜子时才能脱下，洗完又穿上，她还给起了个名字叫“圈着”。封建主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残余思想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里，妇女工作者到各家查看放脚的情况，有些没放脚的人赶紧把裹脚布扯下来，等检查的人一走就又裹起来了。村里人带着女干部到我家，她们看我姐姐的脚时，说她穿得袜子瘦，叫以后换一双肥的，住我们院的小书子因鞋袜都瘦小还挨了训。我乘机脱下了圈脚的厚袜子。村里人指着我说，这是她小姑娘。她们看着我光着脚丫子也没有言声，从此，我再也不用圈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