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野的指战员们来说，与敌人无论怎样打都不怕，可就是对敌人的坦克感到难以对付。我军当时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最好的武器就是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和很少的爆破筒。蒋纬国的坦克一开出来就是好几十辆的坦克群，我们用步兵武器一次只能消灭它几辆，阵地就被它冲开了。敌人的五十四军攻下了新桥，九十九军攻下了曹老集，都是全凭坦克的功劳。有一次，在西姚庄阻击战中，六纵的一位连长看见敌人的坦克在穿过火堆时，被它自己排出的废气点燃了，才知道坦克排出的废气是易燃物。便动脑子，将田野中处处可寻的高粱、玉米秸秆打成捆，放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只待敌人的坦克一来，就把秸秆点燃，条条火龙立即把敌人的坦克缠住，敌坦克或者是被点燃，或者是害怕点燃而立即往回逃。有一次，粟裕亲到六纵的阵地上视察，亲眼看到六纵的战士们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用秸秆加炸药的办法，一边烧一边炸，将敌人的40辆坦克报销了10辆，其余的只好逃了回去。就这样，蒋纬国的战车营威力被抑制住了，敌人的疯狂劲也被遏制住了。
从12月4日到9日，六纵打退敌人上百次的进攻，只让敌人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到达了火星庙一线。在这紧急关头，淮海前线总前委将张国华司令员指挥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豫西军区张显阳指挥的两个团，和华野渤海纵队的十一师调了过来，加入了六纵的阻击队伍，我军的阻击力量就更强了。敌人一直到14日才进到包家集，这以后，在我军部署的第二条防线面前再也难前进一步，而已经前进的路程还不到距黄维兵团最近点的一半。两天之后，黄维兵团就已被全歼，援救之事，当然就失去了意义。打了这样久的结果，单是李延年兵团就伤亡达1.5万多人。这样，蒋纬国想再打一个淝水之战当谢安的梦做不成了，李延年和刘汝明的第三次北上计划又破产了。
实事求是的说，蒋纬国所带的一百多辆坦克被我军毁掉的是少数，是还可以再打几天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南京的电令，要他把战车团全部带回南京，他只好把剩下的坦克全部开了回去。为什么？命令上是说另有差遣。其实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原因，原来是战场上的军官们不欢迎这种威力巨大的坦克车，纷纷走各种门路向南京反映：本部所在地区系湖沼水网地区，坦克群无从发挥其威力，请调往其他更能发挥威力的地方去。当然，这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原因是这些部队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训练，以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为首的军官们认为蒋家二公子和战车团难以侍候，蒋纬国只知道心痛他的坦克，不仅不会掩护跟随坦克的步兵，还要步兵为了保护坦克而做出无谓的牺牲。这样，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冲锋的牺牲往往比没有坦克时还要大。
蒋纬国在撤退之前，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牺牲可以挽回战局的。”应当说，他这几句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三、刘汝明卖了孙良诚
李延年和刘汝明的部队又退回到了蚌埠，在一片不祥的气氛中等待着下一步的命运。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面临绝境时，往往会出现一些濒临绝境的分化。现在，在蚌埠城中，就出了一桩大事。
在淮海决战开始之时，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不少，有嫡系，有杂牌，这其中，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原来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部队。这些部队虽然已被蒋介石收编多年，但原西北军相互之间仍然有较多的联系，和蒋介石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距离，甚至有的还和蒋介石有较多的矛盾。过去，蒋介石总是把这些部队分开，而且周围总有嫡系部队监视着。现在为了要和共产党作战，不得不把这些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于是西北军系统的5个军就都走到了一起。这就是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也就是后来的第八兵团）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以及长期驻在安徽地区的孙良诚的一○七军。
一○七军军长孙良诚是天津静海人，自入伍当兵就在冯玉祥部下，从士兵一直当到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山东省主席，是冯玉祥手下大将中的“五虎”之一，多次在最难打的战役中取胜，很得冯玉祥器重，曾有“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等嘉诩。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之后，孙良诚几经反复，抗日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担任过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由于受到蒋介石亲信汤恩伯的排挤和暗算，他又投身日军，当了伪军，就任伪职，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很快被蒋介石收编，他的部队先后被编为国民党第二路军、第一保安纵队、暂编二十五师，淮海战役前编为一○七军，受徐州“剿总”节制。孙良诚是汪伪汉奸军官被蒋介石收编之后担任军职最高的一个。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美国归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不幸因轮船失火而逝世，举国震惊。冯玉祥逝世后不久，在西北军中有很高威望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向所有的西北军旧部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革命大军中，为实现冯先生的生前遗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心西北军将领会响应李德全的号召，特地把这时都在淮海战场上的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三位西北军系统的代表性人物召到南京，要他们公开表明“忠党报国”的决心。三人都向蒋介石表了忠心，还联名发表了拥戴蒋介石的通电。但是，当原西北军重要将领何基沣和张克侠在贾汪起义之后，冯治安的两个军已经完了，蒋介石遂对刘汝明和孙良诚进行了多方面的防范。
刘汝明长期驻防蚌埠，蒋介石就在这里设一个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让李延年来当主任。李延年的司令部并不驻在蚌埠城内，却偏要让李延年手下的九十六军担任蚌埠市的警备。刘汝明向刘峙要求把蚌埠的警备任务交给他负责，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公开说“中央军绝不愿受杂牌军指挥”。此外，还给刘汝明兵团派来了若干军统特务担任“政工人员”，包括副参谋长李诚一在内。国民党中著名的老牌特务、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更是长期在刘汝明兵团进行“慰问”。蒋介石的这些措施对刘汝明的监视和控制作用是相当强的，连李德全女士的亲兄弟、过去担任过第二集团军高参的李连海来到蚌埠，刘汝明都不敢见，而是让人将李连海送出了蚌埠城。
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的两个师分别驻于睢宁和双沟，归于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指挥，但又未列入第七兵团序列，处于很难堪的地位。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深知自己地位不妙，又想逃跑，又想起义。正在犹豫不决之时，11月12日在从睢宁撤向徐州的途中，孙良诚所带的一个师在双沟附近的邢围子被华野二纵所包围。二纵派出联络专员兼宿迁县县长周镐前去做工作，要孙良诚认清形势，率部起义。孙良诚此时虽无起义的诚意，但在华野大军面前，只得宣布放下武器。当他进入了二纵的防地之后，受到了我军很好的接待，经过我军做工作，表示愿意去做另一个西北军将领刘汝明的策反工作，劝其起义，并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传令兵尹俊燕给刘汝明送去。刘汝明回信说有意起义，但需要孙良诚亲自前去面谈。二纵首长为了争取刘汝明起义，就派了过去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周镐和对起义持积极态度的一○七军师长王清瀚与孙良诚一道前往刘汝明处。
华野二纵要尽力争取刘汝明，是早有准备的，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的。对于西北军系统的部队，中共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工作。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华野总部的电报中就曾经说过：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按：刘汝明的兄弟，时任六十八军军长）、曹福林（按：五十五军军长）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
如果这时毛泽东还在施用兵家所用的离间韬略的话，这以后他就要求实际争取刘汝明弃暗投明了。在11月中下旬的电报中，毛泽东曾经三次要求淮海前线总前委“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当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一行按事先联络好的路线，在田家庵由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均接应潜入蚌埠，来到刘汝明设在宝兴面粉公司的司令部时，没有想到刘汝明此时仍然死心为蒋家王朝效忠，竟然在假意热情接待的同时，向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特务组织）告了密。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三人都被逮捕，押送南京。孙良诚因为得到原西北军系统的老同事、时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力保，得免一死，但周镐和王清瀚则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新中国成立之后，孙良诚在上海被捕，1952年死于狱中。
由于黄维兵团已被全歼，杜聿明集团又被包围，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几次北上的援救行动均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结果，这两个兵团只得在蚌埠地区持续观望。12月18日，蒋介石命令刘峙带着这两个兵团撤过淮河，逃到南京地区去了。
李延年到南京之后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但在我渡江大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他带着部队从浙江跑到福建，但在参加福州战役时，所指挥的7万多人又是全军覆没。李延年逃到东海上的平潭岛，当我军进攻平潭岛时，他和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又乘船逃到马祖再转台湾。由于他在平潭岛的逃跑惹怒了蒋介石，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判处徒刑10年。坐了1年监牢之后，因蒋鼎文、刘峙等人说情而被释放，但衣食无着，于极度潦倒之中勉强度日，甚至每日三餐仅能以辣椒盐水蘸馒头，1974年郁郁而死。
刘汝明逃到南京之后，也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在这时，我军仍然未放弃他，曾多次派人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仍然不愿弃暗投明。我军胜利渡江之后，刘汝明带着八兵团的残余部队一路撤退，直到福建的漳州和厦门。在那里，他的部队被全部消灭。刘汝明逃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军界，写下了不少回忆录，1975年病故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