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避开敌人力量最强的地区而继续保持南满和北满的联系，决定确保东部山区的根据地而放弃安东，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所以除了安排四纵少数兵力保护军区机关转移之外，将三纵、四纵和辽南独立一师的兵力都用来阻击敌人。10月19日，东北局批准了辽东军区的方案，并在电报中说：“如敌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地做放弃安东的准备，不可打被动的挨打的仗，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股敌人一个一个的歼灭。今后东北的胜利主要就靠这种作战方式，和彻底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与群众工作。”
也就在10月19日，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率先从本溪向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我四纵在经过了两天阻击之后，主动后撤。敌军的第二师于10月25日进入安东。敌军的二十五师是用美式摩托化装备的部队，师长李正谊在滇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都是滇军，都是从越南海防用船送到东北来的）中以善于长途奔袭、迂回包抄见长，有“千里驹”之称。这时，李正谊率部搞大迂回，孤军深入，与其他部队拉开了距离。
而宽甸以西的新开岭地区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萧华和程世才决定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遂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10月30日，敌二十五师接近了新开岭，我四纵十一师与之接火。由于这里山头比较多，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双方激战两天之后，杜聿明派飞机空投弹药支援，并派出了3个师的援军。11月2日，在敌人的援军到来之前，我四纵发起猛攻，终于将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全部歼灭，生俘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我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
新开岭战役是我军一年来在南满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首次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歼灭战，参战部队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五、陈云来到七道江
新开岭战役虽然胜利了，但南满地区的形势却愈来愈严峻了。一方面，我军主力大多去了北满，南满的兵力不足，加上地方部队，总数不到6万人。加上根据地尚未巩固，而且还在不断缩小，兵源补充和后勤保障都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敌人的兵力很强，杜聿明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将其兵力集中在南满使用，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当我军在新开岭歼灭敌军二十五师的同时，国民党军的五十二军不仅占领了安东、凤城，七十一军还占领了桓仁和通化。通化是我军进入东北之后苦心经营的重要后方基地，通化的失守对我军在南满的活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下，我南满根据地不断缩小，到11月中旬，只剩下紧靠鸭绿江的临江（今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长白、濛江（为纪念东北抗日英雄***将军，后改名为靖宇县）、抚松四个原来工作和群众基础都不算好的贫穷县。严冬将至，部队即将遇到更为困难的局面。
就在这种时候，进入东北之后长期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主动要求到南满去，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的萧劲光也要求去南满。经东北局研究同意之后，他二人于1946年10月27日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取道朝鲜，走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1月27日才到达当时辽东军区所在地，鸭绿江北岸的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一到南满，立即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坚持南满斗争的指示，并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对南满的党政军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由萧劲光担任，政委由陈云兼任，萧华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这时的南满的确是十分艰苦、十分困难，天寒地冻，衣食不继，队伍减员严重，弹药无法补充，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根据地又大大缩小。
军区机关、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机关、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约10万人压缩在纵横都只有100公里的山林之中。党内、军内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打算向北满转移，没有信心继续在南满坚持。
在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12月11日在七道江（在今吉林省通化东南）召开了由萧劲光主持的师以上干部会。萧劲光提出了“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在广大农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是，广大干部不理解，不同意，思想无法统一。萧劲光只好派人去请陈云到会。
13日，陈云在大风雪中来到会场，与大家讨论了一整天。陈云指出了南满局面的严重性，更指出了南满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南满的现状比为“风雨飘摇下的豆油灯”。他又把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比喻为一头头向北满的牛，把南满比喻为牛尾巴。他说：我们抓住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无法狂斗；放开了牛尾巴，这头牛就横冲直闯。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这条牛尾巴，要坚持南满斗争。当然很难，但是如果往北满撤，在严冬中翻越长白山，部队必然要损失不少，何况主力到了北满仍然要打仗，要牺牲。主力走了之后，地方部队可能完全难保。如果在南满坚持，虽然会有一些牺牲，但能拖住敌人，打击敌人，为全局做贡献，更何况我们是“背靠沙发”作战（指背靠朝鲜和苏联）。由于三纵和四纵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土地革命时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陈云以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做比较，鼓励大家以毛泽东反“围剿”的战术来打击敌人，主动打到敌人后方去。陈云的分析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以萧华为首的多数干部被陈云的分析所折服，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这才统一了思想，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指军区所属的三个分区）”的总方针，并对军事行动做了全面的安排，决定在4个县23万人的根据地基础上将主力打到敌后去大闹天宫，打击敌人。就在七道江会议结束的当夜，亦即1946年12月14日夜，主动请缨打到敌人后方去的四纵就派出十二师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的率领下作为第一梯队从横路一带出发，向海城、庄河方向插去。
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七道江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南满地区的斗争史上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会议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策略得到了中央和东北局的支持，并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六、四保临江
陈云和萧劲光在长白山带领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杜聿明和郑洞国也在不停地向我发动进攻。12月17日，敌军出动了6个师的兵力，其目标是打通通化、辑安（今集安）一线，占领我当时南满的指挥中心临江。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还将他的前线指挥所移至通化。
我南满部队按照七道江会议的精神，一改后退防守的被动作战为主动向外线出击。12月18日，四纵继十二师已经插至敌后，又避开敌人的据点，在胡奇才司令员率领下，十师和十一师兵分两路同时向西深入敌后，在新宾、本溪、抚顺、桓仁、宽甸的广大地区活动。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我四纵只用十几天就攻克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这就使郑洞国不得不把准备进攻临江的兵力调出两个师来用于防守。而我在内线防守的三纵也不再被动防守，而是在运动中先后歼敌1700余人。民主联军总部又派东满军区的3个师配合南满作战，迫使郑洞国调了4个师北上。1947年1月19日，我三纵将敌五十二军二师的进犯之敌击退，全歼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进攻，“一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这一仗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打的，部队减员中将近一半是由于冻伤，最困难时，陈云和萧劲光把自己的警卫班都解散了。虽然是如此艰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大家是一个极大鼓舞。
在南满军民“一保临江”时，按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紧密配合，主动打击敌人”的总方针，为了从全局上调动敌人、支援南满，林彪决定抽调部分力量，趁松花江封冻的时机出兵江南，寻机打击敌人。为此，他将前线指挥部移到松花江之南的双城。
1947年1月5日，我一纵三个师全部越过冰冻的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向分散在各处的新一军守军寻机进攻。第一仗，从新一军手中吃掉了重要据点其塔木；第二仗，在张麻子沟伏击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拥有8辆装甲车的全部美式装备的敌新一军一一三团，全歼该团1100多人；第三仗，消灭了前来援救其塔木的敌一一二团1200多人。我军还破袭了吉长铁路和中长铁路，进逼德惠、农安、四平，迫使杜聿明从南满和西满抽调兵力北援。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三下江南”中的“一下江南”，共消灭新一军将近三个团。
我军保临江和下江南的行动，使杜聿明不敢再轻率从事。为了对付我军在南满的根据地，杜聿明在通化成立了由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主持的第三绥靖区。
1月30日，在郑洞国的指挥下，以4个师的兵力再次进攻临江。我军事前有所准备，由三纵和四纵的第十师在三天之内两次对来犯之敌发起攻击，共消灭了敌七十一军的一个团，打死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四纵的第十一师则插向敌后，突然袭击宽甸、辑安一线，还攻入了桓仁县城。进攻临江的敌人只好退守通化，我军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不甘心失败，在2月13日第三次发动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
这一次用了5个师，也是分兵三路。我三纵在敌人还在向我开进时，就抓住机会于18日从侧面进攻，全歼了敌军一个团。22日，再歼敌一个团。由于我北满部队这时二下江南，杜聿明要调兵北上，本来就分散在各地的守城兵力又有减少，于是我军一举收回了金川、辉南、柳河、辑安四座县城。我四纵仍然是打到敌后，攻占了碱厂、下马塘等据点，消灭了敌青年军二○七师一个加强营和一部分保安团。然后又快速向东，顺带攻下桓仁县城。于是，我军取得了“三保临江”的胜利。
“三保临江”的同时，我北满部队的12个师于2月20日二下江南。
六纵主攻城子街，一纵负责打援。这次南下的还有我东北民主联军新组建的炮兵部队的两个团。23日，在炮兵的支持下，我六纵攻克了城子街，消灭了新一军的一个团。28日，又向德惠发起进攻（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军部就在德惠城里）。杜聿明为了增援德惠，急调在南满进攻临江的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上四平，同时调七十一军在四平的两个师北上救援德惠。3月2日，我军从德惠外围撤出，退回江北。这就是我军的“二下江南”。很明显，二下江南对南满的三保临江是很重要的支援。
在我北满部队渡江南下的战斗中，暴露了敌军一个十分明显的弱点，就是为了四处防守而造成兵力分散，当我军对敌军守点发动进攻时，他们不得不几次从南满调集兵力。所以当“二下江南”结束不久，林彪就抓住时机，发动了“三下江南”的战役。这次渡江南下的是3月6日过江的二纵和第二天过江的一纵。3月12日开始，一纵陆续在姜家屯、郭家屯歼敌，二纵则在靠山屯歼敌，三次共歼敌约6000多人。我军接着又包围了农安的敌八十七师。杜聿明为了解除农安之围，除了调兵，还打算在第二松花江的松花湖（即丰满水库）开闸放水来断我后路。为了减少损失，我军未攻下农安就返回了江北，结束了“三下江南”战役。值得一提的是，3月8日夜，我军前往包围农安的部队在德惠城外发现一支车队，由于要前去攻打农安，就只用少数力量进行包围。
在攻击中，小汽车跑掉了，其余车辆被我军俘虏。后来才知道，那辆小车中坐的就是杜聿明，他差点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为了配合“三下江南”，我南满四纵主动出击，进攻通化。战斗在3月20日打响。当敌军两个师的援军赶来时，我军撤出了战斗。通化虽未攻下，但是从南边支援了北边的“三下江南”战斗。前几次是“南打北拉”，这一次是“北打南拉”。
当北边的“三下江南”结束后，松花江已开始解冻，我军已不能随意过江，北满的敌人松了一口气，郑洞国（三下江南之后，杜聿明卧床不起，在医院中治疗）就把进攻的重点又放到了南满。从3月27日开始，以新六军为主力，加上五十二军、六十军、九十三军，还从热河方面调来十三军，再次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三路进攻。这一次使用的兵力总共有20个团，比以往几次都多，给我南满部队的压力也最大。这时，我军主力三纵和四纵在临江地区一共只有4个师，总兵力只有2.5万人左右。
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我军决定以少数兵力牵制其两翼，集中力量歼灭初到长白山突出在中路最前面的十三军八十九师。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一贯骄狂。我军在4月1日与向通化前进的敌军接火，四纵将敌人诱进柳条沟一带的伏击圈，三纵也飞速赶到。4月3日，我军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攻击，同时阻击前来援救的敌人5个团的兵力。经过一天的激战，全歼敌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共1万余人，只有敌师长带少数人逃脱，副师长以下7500多人当了我军的俘虏。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痛快。郑洞国未料到会如此迅速地损失1万多人，对以后的战事失去了信心，下令撤军。我军的“四保临江”胜利结束。
“四保临江”战役在北满“三下江南”的支援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战果。三个多月时间内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四次进攻，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还消灭了敌人4万多人，收复了11座城镇，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大大鼓舞了斗志，提高了信心，扭转了我军自四平保卫战之后的十分被动局面，逐步转为主动。而从敌军方面来看，杜聿明的“南攻北守”方针完全失败，为了处处守点，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