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毛泽东在发出了上述的电报之后，感到还有尽可能保护学校的问题，因为天津市区内还有南开大学等一大批学校。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专门交代了如何“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的问题。
中央在研究之后，同意了刘亚楼提出的意见。但是，中央考虑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尽可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而敌人又在这些工厂中修了大量工事，作为防守的据点。攻城部队应当如何对待，就是过去从来未曾遇到过的。为此，“天津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但是，毛泽东在第二天就给林彪和谭政发来了以下回电：
正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前线对如何既不影响作战，又要注意保护工厂和学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将下一步解决国民党作战部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形式总结为平津战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再加之城内地下党也努力进行护厂护校，所以天津解放时，对于工厂和学校都做了尽可能的保护。
其次，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又一个大问题。由于这时我军在地方党委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后勤的供应已经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再以过去的一些老办法由各部队自行筹集粮食物资，必须有进入城市之后的新的纪律。为此，早在1月2日，林彪和谭政就对可能进入北平和天津的部队作出了明确的纪律规定：
入城部队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是进行了“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天津之战与过去有些不同，因为天津是我国的大型工商业城市，在西柏坡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情况比以往进攻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不少准备工作也就是过去没有过的，或是过去不多见的。房舍内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头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私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由于在攻城前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所以部队在进入天津时纪律极好，基本上做到了秋毫无犯。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战前，才会成为一种供今后仿效的一种“天津方式”。
首先，部队的政工部门为了让广大战士对执行纪律的印象加深，采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大家唱。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三天没吃饭，碰上果子（按：即糕点之类的食品）店。饿着肚子不能战，看你怎么办？答案就是‘秋毫无犯’。”
还有一个当时在天津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例子：当枪炮声停止之后，天津的市民们纷纷走上了街头。这时，有人发现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只手表，手表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在清理战场时，捡到了这只手表，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这一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找不到失主。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里久等，只好把手表挂在树上，请手表的主人自己来取。
当时，部队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12月17日给林彪电报中关于对于城市中的工厂、学校等重要设施都必须“一切原封不动”地“充分注意保护”的明确指示，准备了很多上面印着“原封不动”四个字的字条，发给了每个班里。战士们凡是见到各种应当加以保护的房屋、物资等，就贴上一张这样的字条，以示注意。而这些，却正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原封不动”就成了当时指战员们入城时的一种基本要求。
谭政同志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
在攻打天津的作战中，我军指战员做到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工厂和学校，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一切原封不动，如果再仔细一点就会看出，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和我作了部队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专题报告。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指出：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致庆贺。
第三，还在攻城之前，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就对在打下天津之后尽快有序地接管天津做了充分的准备。前面已谈到，中央早已任命了很强的干部班子准备接管天津，华北局也早已从各地抽调和准备了各方面的大批干部，做好了进入天津的准备。所以，当我攻城部队进入天津时，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按毛泽东的总结，我们的接管干部也跟在后面，对各个要害部门尽快进行了接管。
1月14日，亦即攻城的那一天，中央任命的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敬就带领着一批干部到了刘亚楼的前线司令部，对接管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了衔接。15日，也就是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的这一天，接管人员就进入了天津市区。
（一）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1月15日，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在天津宣告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布告。所以，在准备攻打天津之时的1月5日，刘亚楼特地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三条意见，并经林彪和谭政报告中央军委，待军委批准之后再通知攻城部队加以执行。
也在1月15日，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经验，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政府也宣告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同时成立。
这样，我党我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序的工作顺利接管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顺利地展开了事先就已经拟定的以“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为方针的接管工作。
以武力坚决予以攻克，以迅速有序的方式进行接管。这种解放大城市的“天津方式”对今后我军攻占其他的大城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十、塘沽的漏网之鱼
在天津市的东面，就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塘沽。那里曾经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极为重视的地方，不过这时已经不可能吸引蒋介石和傅作义多少目光了。
作为平津地区最重要的海港，塘沽过去曾经在由华北支援东北的锦州地区的战事中起过一些作用。东北战场上大败之后，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就明确说过，蒋介石命令原来的“援锦兵团”从葫芦岛撤回塘沽地区驻防，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塘沽地区防守司令。在港口外的海面上，还有以马纪壮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海军。蒋介石所以还要把这些兵力放在那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准备接应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撤。
当我东北大军入关时，为了阻止敌人的南逃，切断敌人的南逃之路，控制入海口，中央军委曾经命令东野在打天津之前先打塘沽，以便控制出海口。这三条意见是：（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租界，对于解放天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林彪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七纵、二纵和八纵。可是，当东野的几个纵队开到塘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之后，都必须进行的。但是，发现塘沽前面的地势是一片盐田，沟渠纵横，对我方的进攻极为不利。塘沽的后面就是大海，敌人把兵团司令部都设在海军的军舰上，如果我们真要不顾一切地硬打，敌人必然会从海上乘船逃走。所以，以七纵邓华司令员为首的几位受命将领向东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建议目前不打塘沽，而是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这样既可以阻止平津敌人的南逃，又可以减少我军的损失。如果塘沽的那一点守军南逃江南，对江南的战局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可以供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时吸取。正因为如此，我军在这一时期的作战安排中就暂时没有消灭塘沽守军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必须坚决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不能让平津地区的敌人南逃的命令，林彪将东野十二纵放到了天津和塘沽之间，要十二纵严密监视塘沽的敌人，既不能让天津的敌人从塘沽逃跑，也不能在我军攻打天津时让塘沽的敌人前来增援天津。1949年1月3日，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和政委袁升平率领下到达了塘沽地区。
十二纵在东北时驻在沈阳，是整个东野大军入关时走在最后的一个纵队，12月4日和5日才从驻地出发。例如：
（三）敌人未加以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天津城内居住有少数外国人，有外国的企业和房地产，还有租界。到达塘沽后，纵队党委考虑到十二纵是在1948年2月才正式编成的新的纵队，虽然基础不错，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但是在东北时没有参加打锦州等硬仗，缺少攻坚经验，遂向东野总部请求能派部分部队参加攻打天津，以便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东野总部同意让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在师长温玉成的率领下随九纵一道打天津，三十五师和三十六师仍然放在天津和塘沽之间，阻击塘沽之敌可能向天津的增援。
于是，十二纵把指挥所放在了军粮城东南的大宋庄，严密监视着塘沽的敌人。
塘沽的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他被傅作义任命为塘沽防守区司令，其下的基本队伍就是他带了多年的九十二军。
另外还有八十七军和交警三旅也属于塘沽防守区，但是却驻在唐山，不在塘沽。1948年12月初，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由于我军在平绥线上发动了进攻，傅作义把北平的部队西调，北平出现了兵力空虚，就急调九十二军到北平，只给侯镜如留下了一个师在塘沽。不久，傅作义又决定将天津和塘沽的防务合并为津塘防守区，由侯镜如任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要侯镜如移驻天津，统一指挥津塘防务。侯镜如接此通知后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由于天津和塘沽之间的军事要地军粮城被我军攻占，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侯镜如就未能成行，留在了塘沽。假若侯镜如当时去了天津，那么以后在天津被俘的可能就不是陈长捷，而应当是侯镜如了。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天津会在北平之前和平解放，因为侯镜如是愿意向我军靠拢，举行起义的。
我军攻打天津之前，傅作义为了收缩兵力，下令把原来驻在唐山的八十七军和交警三旅撤到塘沽，于是不大的塘沽一下子就拥挤了起来。天津解放之后，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
但是防守兵力并不强。这是因为，八十七军是由原来的青年军改编的，没有多少作战经验，有些是有共性的，是公认的“好看不好用”的军队；交警三旅是过去的护路队伍，更未打过大仗。九十二军调走后留下的预备师三一八师是由三个补充团编成的，既不满员，又没有重武器。只有独立九十五师战斗力较强，但在参加塔山一战中损失大半，现在一个师还不到5000人。
从战斗力来说，塘沽地区真正还能有些力量的是在海上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第三舰队有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好的主力舰“重庆号”，和其他大小舰艇数十艘。不仅可以支援陆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如果需要把陆上的军队装上军舰逃走时，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有足够的炮火作掩护。
当天津被包围之后，我军为了扫清外围，已经与天津的守军天天有战斗。枪炮声使得塘沽的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纷纷做逃命的准备。侯镜如在下级的一片呼声之下，事先就把所有的船只和码头分给了各个部队，时刻等待着南京或北平的撤退命令。
1月15日，天津解放，为了尽可能地消灭一部分塘沽的国民党军队，不让其全部跑掉，我十二纵于16日凌晨3时向塘沽发动了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的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敌人也立即上船逃命。17日下午4时，我军解放塘沽，在塘沽共消灭敌人3400多人，在每一次大的作战任务之前，其余的敌人共有4万多人从海上逃走。这一支从海上逃走的敌人，也是在整个平津战场上唯一的一支未被我军消灭的国民党军队，是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唯一得以漏网的几条小鱼。
这里有一点必要的补充：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侯镜如的情况，这位黄埔一期出身的军人早年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南昌起义，1931年与组织失掉联系。1948年与地下党重新有了联系，准备寻找机会起义，但一直没有机会。他能完全控制的军队，只有九十二军，在塘沽时，他能控制的只有一个战斗力很差的三一八师，不能控制从青年军改编的八十七军，天津解放一个多月之后，更不能控制八十七军军长段云。因为段云过去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工作过，从来就以天子门生自居，当了军长以后，不仅死跟蒋介石，而且一直就不买侯镜如的账。在这种情况下，侯镜如只能一方面暗中支持九十二军军长黄翔伺机起义，一方面跟随八十七军南撤。南撤到上海之后，侯镜如去了香港，但支持三一八师于1949年10月在福州起义。三一八师起义之后，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之中，成为叶飞部下的一个独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