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荒芜的土地基本被移民“插占”完毕后，晚到的移民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途径只有两条，一是购买，二是从他人手中租赁。这时候，那些原先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人俨然就是地主身份。移民初期，土地的买卖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还未暴露，比如民国《荣县志》就说，仅用一两银子就可以“购十亩之地”。有些移民因为手里拥有的土地资源过多，无法耕种，甚至将一些土地馈赠亲友和他人。“以鸡一只、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也时有发生。
但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尤其是边远省份和动身较迟的移民，来到四川以后，发现这儿的土地有主，那儿的土地也有人耕种，政府因大量的土地已经分配完毕，对零星入川的散户也没有更好的土地政策，于是这批人就只好租佃别人的土地谋生。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成都《江氏族谱》记载说，他们的祖先“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公等忍苦耐劳，为人佣工，勤俭异常”。《廖氏族谱》记载祖先廖吉周于乾隆初年带领儿子从广东兴宁县迁往成都，落户以后，“仅存银十两，佃到水田五十亩零”。《彭氏族谱》也说他们的祖先于雍正末年正月初六由广东海丰县起程入川，“来人共八口……初居简阳观音堂，佃田耕种”。十年后，才在金堂县龙门桥购置田地，“新修瓦房以乐晚年”。
在租佃关系频繁发生的年代，由于土地资源流动迅速，一方面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容易发生土地拥有者和租佃者之间的矛盾。
广东兴宁县移民陈添爵和陈添顺兄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租种吴耀祖的土地，双方议定，租银22两必须提前一年预交。但由于陈氏兄弟租种的是新开垦的生土，出产微薄，产量不高，没银子预支来年的租息。于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十三日，陈氏兄弟就来到吴家，对吴耀祖说，我们交不起明年的租金，等这一季黄豆收上来，你还是把田地转租他人吧。当时吴耀祖倒没有说什么，可是过了几天，八月十七日，吴耀祖就带人找到陈氏兄弟说，既然你两兄弟明年不打算租我的地，那么就赶快把黄豆扯了搬到别处去。陈氏兄弟辩解说，地里的黄豆熟都没熟，你叫我扯了喝西北风？双方遂发生口角和抓扯，以致闹出人命案。
贵州遵义移民邹泳现于乾隆年间来到四川广元县，先是租种杨坤朝的地，后来发现转租土地有利可图，就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把自己佃种的一半土地转租给了他嫂子王氏前夫的儿子邹中斌。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间，土地拥有者杨坤朝觉得租息过低，不划算，于是就对邹泳现说，你租我的地太便宜了，我要求再加2000文，不然我实在吃亏大了。邹泳现想人家加租也是在理，但现在土地有一半在侄儿邹中斌手里，不如叫他承担1000文，二一添作五，大家都不吃亏。邹泳现便去找他的侄儿邹中斌商议，邹中斌一听，打死也不干，说原来是多少现在就该多少，凭什么加？邹泳现见侄儿横不讲理，就说你不加就把土地退给我，我就不信租不出去。
3月20日上午，邹泳现到田间去锄地，看见嫂子王氏和侄儿邹中斌还在地里劳动，便气势汹汹上前阻拦说，既然你们交不起租金，凭什么还种我的地。侄儿邹中斌推了邹泳现一把，双方互相抓扯，邹泳现遂用锄头打破了嫂子王氏的脑袋。
生活和创业的艰辛在当时情况下完全能够想见，随着土地和人群的流动转化，一些人成为富翁，一些人变得赤贫，并且在贫富之间不断做角色转换的家庭也大有人在。现在当我们查阅移民族谱，即能发现很多白手起家最终成为巨富的家族。他们把这样的事迹如实记录下来，告谕后代，以示家族荣光。
广东长乐县移民陈胤光由其妻率四个儿子本芳、荣芳、奕芳、柏芳来川垦荒，落户金堂县土桥乡长余沟蛇形嘴肖家塝，最初是租佃一个姓俸的人的田地，后来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终于分三次购得土地二百余亩，而且修了三座大瓦房，房间多达一百余间。
也有一些移民经商致富后，转而经营田产。比如由湖广黄安来川的钟品正因做盐运生意发了大财，便在长寿县购置田产数百亩。由湖北武昌府蒲圻县入川的涂怀安，以小贩起家，最后“商农兼营”，到第三代涂庆元时，每年岁末的土地粮租竟然高达一千多石。
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当属陈毅家族在川的经历。《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陈老总和儿子的四次谈话》一文中记载了陈毅给儿子讲的故事：陈家的祖先陈尧钦于康熙末年从湖南新宁县迁至四川乐至薛苞镇正沟湾，“尧、舜、禹”三代人都是普通农民，备尝艰辛。到了第四代“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他是个拔贡，但为人特别悭吝。有一次他到潼州府赶考，随身带了一枚咸鸭蛋下饭吃，由于过于节约，赶考回乡时这一枚咸鸭蛋尚未吃完。他后来因放高利贷迅速发家，置得田产八百亩。后来陈汤佶又把八百亩田地分给两个儿子，但儿子们都不争气，只知享福，遂坐吃山空，至1919年终于破产沦为贫民。陈毅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子女听，目的是要他们记得普通民众的疾苦，以及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
明末清初四川城市遭受的创伤也是十分严重的。就以成都为例，从野鸡和老虎出没的废墟中复原一座新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顺治十六年(1659)，四川巡抚佟凤彩给顺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修筑成都府城”，然而由于当时国力较弱，这项筑城计划未获批准。到了康熙年间，驻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员见朝廷没有重筑成都府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官员个人集资的形式重修成都城。此次捐款的主要地方官员名单有巡抚张德地、布政使司郎廷相、按察史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渲等。
重建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1丈8尺，周22里3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个，东西相距9里3分，南北相距7里7分，炮楼4座，堆房11间，门4道(东面迎晖门，南面江桥门，西面清远门，北面大安门)，外环以池”。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成都地区的商业和农垦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政府于是又动员全川各府、州、县的人力物力，采用分段承包的方式，又修筑了一次成都城。
然而依靠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毕竟不能使成都城像唐宋时期的城池那样巍峨壮观。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安康上奏朝廷，获得60万两银币彻底重修成都城。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3年，终于使劫后重生的成都城焕发出了昔日的神采。“周围9122丈，计22里8分，垛口8122个，砖高81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间，小堆房8间，八角楼4座，炮楼4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新城竣工以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
从外省进入成都的移民，为这座城市经济和文化的振兴贡献了力量。
陕西人因来自黄土高坡又性情坚忍，因此常常被赋予杨树的形象。虽然他们的外表朴实，笑容憨厚，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这就像山西商人后来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卓越表演一样，叫人意想不到。清朝初年，陕西随清军南下定居或经商的人在成都已成规模，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有棉织业中的“绒线”生产行当，这是一种新兴的手工产业。
据嘉庆《华阳县志》说，“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其次，清初成都城内的当铺也大多为陕西人所开设。这些临街的有着高大柜台的店铺，最初是贷款给初来成都赤手空拳的移民，后来才发展成为各种物品的典当行。
清朝乾隆年间，成都老东门外的水井街来了两个陕西人(也有说山西人的)。他们穿着草鞋，肩挎布包，在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里东瞧西看。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是从陕西凤翔府远道而来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人。兄弟俩姓王，都操一口浓郁的陕西腔。经过一段时间的选址和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终于择日开张了。当地居民看见酒坊的挑夫每天都从府河和好几里路以外的薛涛井挑水回来酿酒，酒坊所在地水井街慢慢飘散出扑鼻的酒香。大家提着葫芦到作坊打了一斤两斤回来品尝，真还是美酒佳酿。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全兴酒的前身。
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以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几乎濒于灭绝。可是自从移民填川的诏令发布以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陆续在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江西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芜已久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五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移民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归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江西移民还在成都城内开设有大量的银钱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钱庄。
而成都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是湖南、湖北籍的湖广人所开设。
经过各省移民含辛茹苦、夜以继日的艰苦创业，至康熙后期，成都的人口数量已经有长足的增长，“人民廛市殊倍于昔”。至乾隆年间，成都这座几乎荒废的城市又重现昔日的繁华，“商贾辐辏，阛阓喧闹，称极盛焉”。
重庆城市的修复与商贸活动的振兴情况，也跟成都类似。
明末清初重庆遭受战火的荼毒情况也比较严重，待战事平息，重庆城“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换句话说，重庆全城在遭受此次大的劫难后，仅余遗民数百家。直至康熙二年(1663)，四川总督李国英才下令修补重庆城，当然就城垣和城市建筑的保存情况来看，重庆要比成都保存得相对完好一些。此次筑城调集了清军士兵、刚入川的外省移民和返回重庆的原住居民。修补以后的重庆城三面临水，城垣全长12.6里，高10丈，共有17个城门。然而这17道城门的设置却是按照八卦“九开八闭”的形式来进行的，朝天门、通远门、南纪门、金紫门、太平门、出奇门、临江门、千斯门、东水门是敞开的，而翠微门、金汤门、定远门、凤凰门、仁和门、大安门、洪崖门、福兴门是关闭的。
由于重庆是外省移民水路入川的第一个落脚点，因而城市经济很快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新来的移民相继在城市中修建店铺，营造家庙，搭建会馆，开展各种贸易经营活动，昔日的繁华景象很快到来了。
据《近代重庆城市史》记载，当时外来移民在重庆从事的商业和手工业行当共有109行，其中湖广移民占43行，江西移民占40行，福建移民占11行，“陕西6行，江南5行，广东2行，四川省籍保宁府2行”。通过这些行业性的物资集散活动，大半个中国的商品在这儿囤积吞吐，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随着城市重建和商贸活动的日益频繁，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庆的人口已经达到56万人，耕地面积达到58439万亩。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使得残破的天府迅速重现了勃勃生机，请看一些文献记录川省复苏后的喜悦：“雍正五年，各省米谷唯四川所出最多！”“苏松镇江等地一亩收谷不过三四石，蜀地有一亩收至六七石者！”本来我国的蔗糖出产原以台湾、广东两省为最，但自从道光年以后，“川新产之糖，价廉而物美，诸省争趣之，台糖因而减市”。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由移民主宰的有着新的文化、新的产业结构、新的贸易方式的大省正在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