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阎锡山所以决定提前起义，是因形势所迫，但这并非本省形势所迫，而是全国革命形势使然。因为山西巡抚陆钟琦来晋前，虽然对山西革命党人的活动已有所闻，上任后为防范革命，又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及至武昌起义爆发，出于防止发生突变，以求自保的目的，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而是要将太原的大批武器继续运往河南，并令不可靠的新军调离太原，开往外地，而且是分批而行。显然这一举措，还没有直接威胁到新军的生存，山西清当局与新军的矛盾并未激化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因此，山西本省的形势还是比较缓和的。但是，清山西当局的运枪调兵两事，则使阎锡山等人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大量枪弹继续运至河南，那么，将会增加清河南当局的武装力量，而给南方革命军的北上造成很大阻力。同时，若新军调离太原，也就不可能使革命军到河南省境内时，山西新军出兵石家庄，迎接革命军北上，从而无法实施同盟会决定的山西革命任务。因而，提前起义，阻止清当局对运枪调兵两事的进行，就是势在必行了。这样，不仅可以以实际行动响应武昌起义，壮大全国革命的声势，而且也能分散清军力量，在客观上很好地支持革命军北上，进而挥师北京，完成“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大业。对此，阎锡山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和10月25日（辛亥九月初四）从陕西回到太原的张树帜会商起义办法时，就说“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数年辛苦，竞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张树帜表示赞同，说“既然如此，绝不失此宝贵时机”（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第84页）。之后，经过紧张筹划，在他们会商的四天后，即10月29日，便发动了太原起义。因此，可以说，阎锡山决定提前起义，是从推进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着想的，这一决定在当时虽未能卜知其后果如何，但后来太原起义成功的事实，却充分证明它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对此，从孙中山的讲话中，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在1912年9月18日晚上，他与阎锡山交谈中就说：“你原与我约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出兵接应，你提早在太原起义，对革命之影响很大”（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记》，引自邓励豪《阎锡山与孙中山》一文）。翌日在出席山西军政界的欢迎会上，其演说中又指出：“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谢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遭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0页）。
5、 太原首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军政府都督
农历九月初八（1911年10月29日）将近寒露，已是深秋。当天晚上，月色朦胧，夜风已寒气袭人，还有的秋虫在草丛中慢吟低鸣，一切显得是那样地安然平静。
就在这天晚上，一场革命风暴正在悄然掀起，太原辛亥起义正在紧张地进行。
九月初八白天，经过张树帜等人的工作，第八十五标一营已有三分之二的头目表示赞成起义，二营也被争取过来。杨彭龄、王嗣昌在向有关同志传达起义计划后，即回二营进行准备，八十五标由于已经接到开拔的命令，可以领取子弹，所以，在白天，士兵们也已从西校尉营军械库领到了子弹，每个士兵都满载而归。领到子弹后，他们又将锅碗打碎，以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
姚以价决定参加起义，并愿意出任领导起义的司令后，一方面将态度暧昧的二营后队队官岳桂（满族）囚禁起来，并命令崔春正接任其职，同时派人切断了通往城内的电话线；一方面与杨彭龄、王嗣昌、张煌、刘汉卿等人研究决定，挑选30名身强力壮、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先锋队，由杨彭龄率领，张煌带左队紧随其后，向巡抚衙门冲击。
时至半夜，二营官兵被集合起来，整装待发，每人左臂上缠着一块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旋即，一营官兵在督队官（副营长）苗文华的率领下，来到二营驻地会师。
被举为起义司令的姚以价，对着两营官兵当场宣布起义，并发表讲话。他说：“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多年，可算是穷凶极恶，并慷慨陈词历数清军入关以来对扬州、嘉定等地屠城滥杀，剃发留头等残暴罪行，以及割地赔款，勾结洋人屠杀爱国志士的种种反动行径。指出，今天我们要不再当这家奴，要救中国，就先推翻清政府不可！最后他问：我今天要率领大家拼个死活，夺取巡抚衙门，大家愿意不愿意？在场官兵齐声回答：愿服从大人命令！随即，他宣读了战斗命令：一、本军今天拂晓攻占太原。二、第一营由督队官苗文华率领，攻打满州城。三、崔春正率两队攻占军装局。四，其余部队随本司令攻打抚署。并颁布纪律：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临陈后退者斩！三，抢劫财物及奸淫妇女者斩！四，烧毁教堂及骚扰外国侨民者斩！”（刘存善：《辛亥革命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8—39页）。
宣布命令和纪律后，各队即依令而行，整队出发。时间为九月初八晨四时。同时，姚以价又派人回到菜园村，发动炮兵参加起义。
部队行至新南门（正式名称为承恩门，辛亥起义后改称首义门），天尚未破晓，即隐蔽在门西的吊桥下和城壕等低洼之处。拂晓，清道队长杨沛霖于城内率队响应，打开城门，部队顺利进入太原城内，侦探排长马孔青令人砍断了电话线，苗文华率第一营直扑满族集中居住的新满城（今新城街），二营则由杨彭龄率先锋队开路，张煌率左队官兵紧随其后，向巡抚衙门挺进。
攻打巡抚衙门的战斗，不甚激烈，却很紧张。当杨彭龄等沿海子边、桥头街、柳巷、楼儿底跑到北司街时，听到从城东南新满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知道一营那边的战斗已经打响，遂加快了前进速度。他们刚走到抚署门前，即碰见协统谭振德带着两个卫士从东骑马而来。可能他从新满城的枪声中，知道出了大事，便急忙赶来巡街，看巡抚该怎么办。所以，他一见杨彭龄等，便厉声说道：“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杨彭龄说：“协统也知道革命大义么？如知道，即指挥我们前进，否则请退”。谭振德还想阻拦，杨彭龄举枪将其击毙（《阎锡山年谱》（一），第39页）。之后杨彭龄率队进攻衙门，曹毓琪、石高田二人用石条将大门砸开，杀死门官，部队随即一拥而入。守备衙门的卫队已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四散逃走。杨彭龄等便搜索前行。进入巡抚内院，众人一边吆喝：“巡抚在哪里，巡抚在哪里？”一边寻觅。这时，从上房里走出两个老妈子，一个说，巡抚去了藩台衙门没有回来，一个则说没见大人的面。正说话间，陆钟琦披着衣服从上房走出，身着军装，手持军刀，陆光熙也从东房出来。有个士兵认出了陆钟琦，说：“他就是巡抚，开枪！”陆钟琦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仍故作镇定地说：“我八月十五来山西，接任还不到一月，有啥对不起你们的地方？”陆光熙见状急忙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而陆钟琦却说：“不要，你们照我打吧！”（《阎锡山年谱》（一），第40页）。他的话，一下子激怒了众士兵，纷纷举枪射击，在乱枪之下，父子二人倒于血泊之中，一命呜呼。
击毙陆氏父子后，起义士兵即向藩台衙门进发。到达藩台衙门时，藩台王庆平已吓得要上吊自尽，士兵们上去砍断绳索，将其解救下来，押至咨议局看管。接着，义军到巡警道搜索，里面空无一人。张煌便命令大家到坝陵桥子弹库补充弹药，之后，鲍吉庄带一排人把守官线局，张煌率大部人马前往设于太原东辑虎营一带的省咨议局。
与二营相比，苗文华率领攻打新满城的一营，却相当艰苦。由于驻防旗兵的拼死抵抗，战斗颇为激烈。后来，在阎锡山的指挥及起义炮兵的响应支持下，方告成功。
比较起来，倒是阎锡山的第八十六标作战比较顺利。其原因是，起义当夜，由于李执中跳井后，大家忙着捞他，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救出李执中后，已是29日晨2时，李执中自杀虽然未遂，但阎锡山仍恐泄露消息，想打听外边有什么反响，便随手拿起电话耳机试听有无说法，可巧听到抚署告督练公所及提学使说：武昌大智门克服，鄂乱不日可平，应先告知军、学两界。接着又听到督练公所叫八十五、八十六两标，似想让他们也听到这一好消息，以提醒这两标不要有非分之想，轻举妄动。抚署的电话，对阎锡山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震动，他担心这个消息传了下去，会影响起义的计划，遂一面差人告知八十六标本部切勿传此电话，一面听八十五标是否传此电话。其实，姚以价愿任起义军司令后，即把通向城内的电话线切断，但阎锡山不知此事，仍一直担心。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及至新满城战斗打响，知道第八十五标已经起义，阎锡山才与天甫亮时，先将本标一营管带瑞镛囚禁，接着派傅存怀等带兵到子弹库领取子弹。同时宣布“第八十六标兵变”，以保护为名，派二营排长陈锦文守护军装局，二营前队（模范队）排长张培梅、右队第三排排长金殿元率队到抚署西北酒仙桥，右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率部到抚署东北小二府巷，按先前拟定的起义部署，相机驱散驻守在那里的巡防马队，再攻进巡抚衙门后门，以配合从前门进攻的八十五标义军。
守护抚署后门的巡防马队虽然也作了一定的抵抗，但听见新满城方面枪声大作，不久，又闻知起义军攻入抚署前门，并打死了协统和巡抚，知道大势已去，便纷纷放下武器，静等接受。八十六标的起义计划顺利实现。
阎锡山这边安顿停当之后，即命令张树帜前去新满城，不久，他也在苗文华的带领下，前往指挥。并且“调枪炮队兵士于凤山、高永胜、刘德魁等，向满营南门轰击”。原来，姚以价派人去炮兵营作争取工作后，炮兵营得知八十五标一、二两营起义，班长于凤山等立即集合士兵，动员响应，阻挠响应起义的管带张洽光被迫逃跑后，炮兵遂整队由驻地菜园村向城内进发。正当攻打新满城的一营进展困难，子弹已将告罄时，炮兵入城，将炮位架在小五台城墙上，居高临下，向新满城开炮，未发数弹，太原城守尉增禧（满族，留日学生）即竖起白旗，缴械投降。至此，太原起义宣告成功。原布政使王庆平、提法使李盛铎、劝业道王大贞、提法使骆成骧、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以及太原知府周渤等，于起义后，均被押往咨议局看管。
太原起义的成功，标志着清山西当局的统治已被推翻。因此，推举新的军政首领，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以填补新旧政权交替之间的权力真空，便成为当务之急。而担负这一任务的则是山西省咨议局，因为它基本上属于一个清议的机构，并未掌握实权。同时，其议长和多数议员为民意代表，他们虽属立宪派，但对革命并不持坚决反对态度。所以，由咨议局主持召开太原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人员及省议员会议，选举都督，就成为当下比较合适的选择了。
然而，在会议之前的都督人选酝酿过程中和选举中，由于人们的观念、资历，在起义中的表现等各有不同，所以事情的进展相当复杂微妙，其中，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在会前酝酿都督人选时，阎锡山曾召集温寿泉、张树帜、乔煦、张瑜、常樾、李成林、杨沛霖、周玳、赵戴文等人研究。阎锡山主张选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当都督，认为他是两标新军的直接长官，地位较高，同时，其父姚锡光为陆军部侍郎，如果将来有什么事，他也好从中斡旋。此议虽被众人接受，但却提出，若姚鸿发不干的话，就推阎锡山为都督。在其它一些人的酝酿中，也有的提出了姚鸿发，但姚以其父现任清廷陆军部侍郎，而力辞不就。
第八十五标的张煌，安排好官线局的事后，率领其余官兵来到咨议局会议室前。其时，阎锡山、姚以价也在场。张煌即带头喊到：“举姚大人当都督！”官兵应声呼喊，枪手并举。姚以价表示谦让，官兵们又举张煌。张煌说：“我没有管辖大人的权，咱们举阎锡山吧！他要是不接，就开枪日踏了（打死之意）这个小舅子！”（刘存善：《辛亥革命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42页）。在另外一些人的酝酿中，也有人推举姚以价，但也有人说他不是同盟会员而持异议。有人认为阎锡山军职较高，提议其当都督，于是有人以同样的理由，提议选黄国梁当都督，但有人反驳说，黄不是山西人，被否定了。
而咨议局议长、山西立宪派首领梁善济却有意掌权，为此，会前就在咨议局议员中秘密活动，并让议员们都参加选举会议。选举会议正式开始后，阎锡山首先讲话，他说：“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是日非，民不聊生。我们早有革命思想，因为时机未到，所以没有行动。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全国震动，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固有这次的山西起义”。接着温寿泉、姚以价也相继发言，表示了对太原起义的态度。
发言结束后，选举开始。在这之前，梁善济散发选票，意欲选己为都督。而选举开始后，对选谁又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正在这时，张树帜从李成林手中抢过手枪，跳到台上，欲举枪击梁，意在镇压会场，被阎锡山制止。张树帜此举令众人一惊，全场悄然。张则到台上大声高呼：“大家当应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随即在台下应声高呼：“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议员们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梁善济见势不妙，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高呼：“大家应当推举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举手通过。
阎锡山就这样当上了山西军政府的都督。
军政府设于省咨议局内，人员是：温寿泉为副都督兼军政部长，黄国梁为参谋部长，常樾为军令部长，景定成为政事部长，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杜上化为总参议。决定采用黄帝纪元为年号，行文记事均用四千六百零九年。军政府门前悬挂“八卦太极图”白旗。军政府布告安民，发表起义宣言，并在《山西民报》上发表讨满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