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苏区所辖的每个区乡的客家妇女都组织了运输队、洗衣队、担架队、救护队等，以备支前所用。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中，仅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便达60万人之多，其中尤以妇女为最。1930年5月，红军攻打闽西上杭石背北时，负伤的战士被连夜抬回百里之外的四都红军医院。四都客家妇女送来鸡蛋、蔬菜、黄豆、花生等慰问伤病员，有时还演出节目和伤病员联欢，使受伤的红军战士从精神上得到鼓舞。长汀福音医院是苏区的第一所红色医院，不少省立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的女教师、女学生纷纷主动到医院当护理人员，从而弥补了医院人手之不足。在长达几月之久的“松毛岭战斗”中，长汀广大妇女自觉担负起送水、送饭和抬伤员、运送弹药等后勤工作，有力地配合红军打击了敌人。而在1933年二三月“朱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赣南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客家妇女，更是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客家妇女还自愿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在红色区域内，赣、闽广大客家妇女还担负起各区乡的站岗放哨、查问路条、维持治安、严防敌人破坏等保卫工作。长汀南阳区的客家女在站岗放哨中，严格查问来往行人，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了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张鼎丞的赞扬。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广大客家妇女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诸多客家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兴国客家女李美群，于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历经一年多监禁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因体伤和饥饿导致肺病加剧，遂于1936年春被折磨致死。毛泽东堂妹毛泽建(湖南湘潭县客家女)，在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衡北游击师，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任游击队队长，亲率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同年在作战中不幸陷敌重围，被捕入狱。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29年8月20日壮烈牺牲。闽西新泉客家女杨风英参加游击队，作战勇敢，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直至壮烈牺牲。1933年3月，闽西白砂客家女、共青团员傅翠玉带领群众以石头、木棍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1934年，长汀河龙头客家女陈二妹家，有一名养伤的红军伤员，只剩有一条腿，不能走路。当被反动军队包围时，她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将伤员背走。
当敌人赶上后，两人同时牺牲。1933年3月，曾任闽西永定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的客家女罗荣德，因掩护游击队而被捕，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被敌人枪决侥幸未死。同年秋调任永定红军医院院长，年底福建省苏维埃授予她“不屈的女战士”锦旗。1935年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工作。是年冬在执行任务时再次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临刑前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闽西永岐岭下山客家女陈康容，于1930年15岁时随父母从缅甸仰光回国，和其胞姐一道入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她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担任厦门慰问将士工作团宣传股长。1933年，国民党顽固派进驻闽西老林区，实行“三光”政策。她组织成立一支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不久被敌军逮捕。任凭敌人威胁利诱、逼取口供，她却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在狱中时，陈康容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据统计，从1927年4月至1949年10月，仅闽西牺牲的客家女英烈便达438人，其中龙岩116人、永定92人、上杭132人、武平14人、长汀53人、连城19人、漳平12人。上述这一批又一批为了革命而奋不顾身、英勇拼搏、前仆后继、光荣就义的客家妇女，不愧为女中豪杰、民族之魂！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她们。
2.送夫送子，踊跃参加红军赣南、闽西苏区广大客家妇女动员亲人和送夫送子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也着实令人钦佩。
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并广为传唱革命山歌《送郎当红军》。兴国县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李美群，1933年5月刚结婚就送丈夫、小叔和胞弟参加红军，由此推动了当地送子、送郎参加红军的热潮。而闽西广大客家妇女则组织各区乡扩红宣传队，在每年的五月、“八一”、十月的“扩红”月中，积极配合各级工农政府做好宣传工作。如1933年5月，长汀涂坊、南阳的妇女宣传队，利用民歌、登门动员等形式，动员了二百多人参加红军。她们热情地唱道：“五月里来喜洋洋，我送丈夫去前方，家中事情我会理，前方作战你担当。”长汀七星乡客家妇女吴秀英在1931年扩红运动中，一个人就动员了十余个男同志参加红军，被县苏维埃授予“扩红模范”。当时出现了许多母亲动员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当红军的动人情景；才溪发坑村客家妇女王永玉把其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红军；宁化县禾口少共区委女干部张香香带头送自己的丈夫当红军，从而带动了一百多人加入红军部队。所有这些动人场景，诚如中央苏区当时盛行的《十送红军》歌唱道：一送郎，当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资本主义切莫走，官僚财阀是仇人。
二送郎，当红军，劝你处处要留心，谁真革命谁是假，切莫把假当作真。
三送郎，当红军，阶级兄弟团结紧，自己阵地巩固好，冲锋杀敌不费神。
四送郎，当红军，服从指挥听号令，临阵脱逃是丑事，革命史上留污名。
五送郎，当红军。冲锋杀敌要力争，纵为革命牺牲了，伟大事业永继承。
六送郎，当红军，要爱家乡老百姓，工人是我亲兄弟，农民是我自家人。
七送郎，当红军，豪绅地主莫留情，仇人相见饶不得，日后他会起恶心。
八送郎，当红军，莫贪钱财莫爱金。高举红旗向前进，切莫回头念家人。
九送郎，当红军，红军战士人人敬，革命才是大出路，最后胜利属人民。
十送郎，当红军，临别赠言要记心，哥哥打仗妹生产，消灭白匪享太平。
不仅如此，中央苏区的客家妇女还掀起了制作布、草鞋的热潮。1933年7月，为了响应少共中央提出的“青年妇女制作10万双布草鞋，支援前方”之号召，宁化县妇女也完成了1753双布草鞋的任务，汀东县的妇女也完成了1570双的任务。许多妇女还用自己的嫁妆作原料，一针一线地精心制作，把一双双崭新的布鞋送给红军战士。真正是“男的参军上前线，妇女能顶半边天”。
此外，中央苏区的客家妇女还认真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赣南闽西各地普遍组织了妇女代耕队，担负起种好红军田和红军家属田的重任。如兴国长岗乡、瑞金叶坪、溪乡的青年客家女专门组织检查队，帮助解决红军家属的困难。每逢年、节，还组成慰问团(队)，为红军家属送年糕、猪肉、年画、毛巾等，使红军家属倍感温暖，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广大红军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3.大展身手，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充当主力军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大批青壮年男子参加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奔赴前线，与敌人作战，致使所在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妇女便成为当地生产建设的主力军，用她们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了经济建设的历史重任。她们积极参加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帮工组、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广泛的劳动互助活动。仅1934年5月的统计，兴国县客家妇女参加劳动互助社的就有48586人，占总劳动力的80％；长汀县客家妇女参加劳动互助社的就有536人。最突出的是上杭才溪的劳动互助社共有女劳力559人，占总劳动力的89％。赣、闽西两地客家妇女在生产支前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1933年冬至1934年春，赣南苏区旧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都进行了一番整修。瑞金9个区群众仅用50天时间，兴建新旧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旧筒车88乘，水车1009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94％。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广大客家妇女又不辞辛劳，大力开垦荒地，消灭荒田，整个赣南苏区至1933年春已开垦21万担谷田的荒地；在广大客家妇女的辛勤耕耘下，赣南苏维埃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连续几年增产，到处可见一片丰收的景象。许多地方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1933年的农业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有的区、乡高达20％；于都县苏维埃革命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斤；宁都县黄陂区苏维埃革命前亩产最高只有200斤，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递增20％。上杭才溪客家妇女因挑起生产支前重担成绩显著，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才溪区模范事迹，授予“福建省第一个模范区”的光荣称号。1933年，毛泽东为总结和推广才溪人民的典型经验，亲自来到了才溪，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通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形式，广大客家妇女合理调剂劳动力，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广大客家妇女还掀起了学习生产技术的热潮。长汀、上杭、永定等县都设立了教育生产委员会，负责指导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她们还通过乡与乡、组与组之间的劳动竞赛，调动了千家万户的妇女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就肯定了竞赛成绩：“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大得很。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差甚远，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客家妇女不愧为苏区经济建设中的“半边天”。
此外，在工业、商业等其他经济战线上，广大客家妇女也取得了卓著成绩，为保障红军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担当重任，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客家妇女还与男子一样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她们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各级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客家妇女均占有一定比例，如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客家妇女占2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以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大批客家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兴国县全县有三十多名客家妇女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4年第二次全苏大会上，中央苏区有17位客家妇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江西省妇女部部长李美群、福建省妇女部部长李坚真、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直属交通大队政治委员康克清等客家妇女。由此，中央苏区广大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中央苏区的各级苏维埃客家妇女干部与男干部一道，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涌现了“兴国模范县”这样的榜样，她(他)们创造的“第一等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也体现了客家妇女和客家男子一样的不断开拓和勇于进取的革命风貌。
就这样，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妇女和“朱毛红军”中的客家妇女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以自己的大脚片和健壮之体魄造就并传承了客家母亲“聪明贤惠、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美德，更以一种强烈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自省意识和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忧国忧民、同舟共济之心，与千千万万的客家男子一样“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了全民族妇女的彻底解放而义无反顾、驰骋疆场、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从而以其光辉的形象和骄人的业绩，在客家人、在中国人、乃至在五洲人之心目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客家民系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