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我姑妈来说,这张床给她的记忆却不是欢乐。她跟田所长的新婚之夜便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那天晚上,从这张床上发出的那声惨叫令整个那曲镇的人灵魂出窍。
由于姑妈,我很早便知道出嫁是女人命定要遇到的事。只不过姑妈出嫁得过于早了些,她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做姑娘的滋味。“新娘”这个词对她毫无意义,甚至是极度惧怕的。
新婚之夜,没有喜气的大床上蜷缩着瑟瑟发抖的新娘。田所长既听不到新娘羞答答的话语,也看不到新娘哪怕是强作的笑颜。田所长没有愤怒。从新娘的美貌中发出的芳馨燃起他心底的情欲火焰。迫不及待，他以兽性的温存——舌头舔遍新娘身体的每一个细部,哦,不是舔,是咬,爱不释手,简直爱不释手——手指头猛然插进新娘娇嫩的体内……一声尖厉的惨叫刺破夜晚的宁静。
一朵娇美的鲜花,坠入数九隆冬的废墟之中。
天空把黑色帷幕严严实实地拉住。
黑夜沉思着,许多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种种苦难……
这些事,都是我姑妈亲口讲出来的——那一年,我还在“藏八”(同学们对西藏军区八一校的简称)上学,母亲和姑妈回内地休假时一起到学校来接我，刚出校门,姑妈就一定要背着我走。母亲对姑妈笑说,看你,真把康康当大玩具了。
姑妈背着我,沿着两旁开满油菜花的那条土路,边走边跟我母亲讲她痛楚的新婚噩梦——
……新婚之夜刚刚过去,惶惑的黎明为新娘打开了通往牢狱的大门——田所长拉着新娘的手走进看守所,朝一群正在打扫院子的犯人高声喊道,都过来集合啦。
那声喊叫犹如霹雳在狱中炸响,惊恐附在犯人们的脊背上。田所长将新娘推过去,以矗立在火焰中的骄傲姿态说,都给我看好啦,看清楚,这是我老田的婆娘。她漂亮不?嗯,漂亮。当然漂亮。只要你们好好改造,好好悔过,我给你们一人发一个这样的婆娘……
田所长的胳膊在有力挥动,而他的话语不论能否改变犯人们的思想,都深深地割开我姑妈的皮肉。
——我在姑妈的背上似懂非懂地听着,只感到姑妈委屈而伤感的声调在我母亲沉重的呼吸里回响。
那时候我还不十分清楚大人们的事,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事,我想不出有什么能替姑妈包扎她心头的伤口。
姑妈对我母亲说,她想她的母亲了,而且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在我当了专业作家好几年后我才明白,姑妈当时的那番话的确是从她骨髓里说出来的。许多人在备受委屈的日子里,首先想念的亲人大概就是母亲了。尽管母亲们对自己儿女的宽慰和帮助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苍白无力的。
姑妈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我过去好像没有听我的父母提起过,连我奶奶的一张照片也没见到过。而对于我的河南老家,我曾把它想象成远方陌生国度里的一座寺院,对我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后来终于有一天,我的奶奶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面前,我惊喜我有一个这样慈祥又慈祥的奶奶。她的慈祥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仅是她的容貌、言谈、举止、穿着什么什么的,她对于我个人来讲应该是一个伟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她第一个使我有了“家”的概念。
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被班主任叫到学校传达室。那儿坐了个小脚老太太。传达室的吴大爷说,这是你奶奶,从河南老家来的。我看着她,觉得她很像一个人——哦,她的下巴跟毛主席的一样,也长着一颗痣。可惜她不是毛主席。我说,我不认识你。她给了我两个烤红薯,说家里还有,这样我就跟她走了。
奶奶说的“家”,实际是招待所,离学校十五里地。她不乘车,领着我步行。我生平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相信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我走着,埋头走着,注视着她的小脚,我很奇怪那样的小尖脚何以这般稳健——路面跟她的脚在同时歌唱。
天空中的神灵们在俯视我和我奶奶的脚步,他们高举起金色法器,在适当的位置将云彩舞蹈成嬉戏的雨水。奶奶仍不肯乘车,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大手绢,在手绢的四个角上打好结,扣在我头上,牵着我的手继续朝前走。街道两旁避雨的人以各种目光看着我们,像观赏河水中的两条去朝圣的鱼。我抖擞起精神,一步不落地紧跟我奶奶,犹如跟着毛主席在进行第二次万里长征。
奶奶说,你爸妈在西藏挣点儿钱不容易,要省着花。
每回做饭前,奶奶总要数米。戴着老花眼镜一粒一粒地仔细数。把不是米的东西数出来,扔掉。我最喜欢吃的,是她烤的红薯。奶奶的慈爱使我热爱每个星期六的下午。
一次,我得了脚气。奶奶说,不打紧,你跟奶奶害的是一样的病。她找出两条溜长的旧布,往布上面涂抹一块灰而黑,且有些黏糊的东西。我将身子扭向一边,脚尽量蜷在凳子底下。奶奶神色亲昵,一本正经地絮叨,治病还能怕脏?民间有不少秘方,都是祖传的,医院没法治的病,秘方全治。
为了更好地说服我,奶奶把缠在她那双小尖脚上的布条解开,向我证明秘方的妙用。我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忍住阵阵恶心,听任奶奶摆布。奶奶用“鸡屎秘方”把她和她孙儿的心粘在了一起。
当油菜花把三月渲染成金黄的时候,奶奶说老家的人这会儿正需要她,她得回去了。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奶奶塞给我两个烤红薯。我知道,我的愉快的星期六下午就此告别我了。我站在校门口目送她,看她的白发在微风中飘拂。她不断回头向我挥手,路两旁的大片油菜花也跟着挥动,把我手里的烤红薯挥成温热潮湿的歌……我忍住没有追上去。
奶奶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涨得眼睛发痛的金黄中,但她遗在土路上的那串脚印还在跟我喃喃交谈。我倾听着,我以为那脚印便是通往河南老家的会说话的路标——召唤着,指引着—— 一路走好,总有一天我会去河南老家好好孝敬你,给你带去不用数的干干净净的大米。
奶奶,你等着我。
等我长大。
长大了。
我以受了伤害的眼神注视我长大的这一年——1968年。这一年我满十三岁。
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姑妈家,她几乎绝望地告诉我的姑父和姑妈,我父亲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在拉萨的家也被造反派抄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去成都求成都军区的张国华政委帮忙。
姑父气得暴跳,霍地拔出手枪,脸红筋涨地咆哮,咱们谁也不用求,我老田明天就去趟林芝,王八蛋们敢不交出首长,我挨个儿崩了他……
你别胡来。母亲说,没用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打伤了,你去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我和萨萨坐在一起,心情紧张地听着,只感到屋里的空气干燥呛人。我突然对姑父多少有些感激之情了。如果他从不欺负我姑妈,也不煮耗子肉给我们吃,那他该是一位多么值得我尊敬的英雄呵。
但我永远不会对他说任何恭维的话,我只希望他此刻真的拎上手枪,像神话故事中的勇士那样去解救我那正在受难的父亲。我有些兴奋地盯着他,情不自禁地将这种兴奋以握手的方式悄悄传达给萨萨。我仿佛看见姑父已经奋身冲向了那帮王八蛋,并在血光飞溅之中将我父亲送上马,而后仰天大笑着跃马扬鞭而去……
我看着姑父放到桌上的手枪，不易觉察的微笑在我脸上划出一位凯旋而归的勇士的轮廓。
母亲决定这次带我一起走。她说她要让我也见一见张国华政委,并且要让他知道,如果我父亲已经死在了林芝,那她就要把我托付给他,然后只身一人再去林芝,一头撞死在那帮王八蛋跟前,要他们一辈子噩梦无穷。
萨萨攥紧了我的手,我的呼吸好像被什么给扼住。从萨萨惊恐的眼神中,反射出一幅图像模糊的场景—— 一场很有可能降临到我头上的灾难是我失去父亲,还失去母亲,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儿。
直到第二天母亲和我离开姑妈家的那一刻,萨萨的眼中依然充满了惊恐。她既不微笑也不掉泪,一手抓着厚厚的门帘站在那儿。我向她挥手再见,她甚至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站着。就那么站着。
我想听她再喊一声小康哥。
她喊了没有?
即使她喊了我也听不见。
我什么也听不见。
可我还是听见了。是在许多年以后听见的。听见她惊恐不安的眼睛不情愿地拨响的一段心弦。
心弦一路响去。凄厉。是关于一只雪中孤单的迷途小鸟……
到了成都，母亲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她不带我去见张国华政委了,却给我画了一张线路图,把我送上去河南老家的火车。
火车上,我跟大人们一起，按当时乘坐火车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早一晚起立唱了两遍“东方红”。
当东方还没有红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站上见到了我的三叔。
三叔领我走很长很长的路。黄色的路。看不见一处像成都那种路两旁树木成荫的景象。路面的尘土也被冻得生硬。如此路面,不知诞生出多少双像我奶奶那样坚韧的小脚。
我走着。跟三叔一起走着。我知道了,我曾经发誓长大以后要来的这个地方,它现在不可能带给我多少惊喜和欢乐,恐怕将来也不可能。它对我唯一的魅力在于我的奶奶。一想到我的奶奶,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与尘土一样生硬的脚步,踩响了一个告别童年也告别少年的季节。生硬的脚步酸楚地浪漫着,离奶奶越来越近。
路上,但凡碰见跟我奶奶年纪相仿的老太太,三叔便立刻把笑容堆到脸上,要我喊“奶奶”。我不喊。三叔告诉我,她们是自家人。还说,这儿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咱们薛家的人,所以叫“东薛村”。但我仍然不肯喊。因为她们一个个表情冷漠,甚至还带那么点儿敌视的眼神,更不用说她们本身长的模样也远不及我奶奶那么端庄耐看。
到了家,我谁也不认识,就问奶奶在哪儿。三叔点点头,嘴角微微抽搐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只示意我跟他往村外走——走着,步履怎么变得愈加蹒跚起来?像是到西藏某地的一座天葬台去参加葬礼的仪式。
不是天葬。是土葬。三叔把奶奶指给我看—— 一棵枣树下的不起眼的土坟包。
没有墓碑,没有花草,光秃秃的小坟冢建筑起我奶奶寂寞的世界。枣树的枝丫在摄取我悲伤茫然的形象,并将这形象传递给我奶奶。我扶住枣树粗糙的树干,向我奶奶传递心声——奶奶,您的孙儿来啦,但他是两手空空来的,他原来是想给您带大米来的,这是真的,奶奶,可是他顾不上,什么也顾不上啦,因为他就快要成为孤儿了。您知道吗,奶奶,如果他真的成了孤儿,那他就再也长不大了,那他也不想长大了,那他就真的长不大了呀,奶奶,那他能做的,只是跟您躺在一起,在冰凉黑暗的坟冢里彼此取暖……
下雪了。飘絮的雪舞蹈出缤纷的奢侈——雪白的大米。
从天而降的,干干净净的,送给我奶奶的雪白大米缀满一季冬天。无人敢来哄抢,无人敢来咀嚼。无人敢。那是大慈大悲的佛祖为我奶奶举行盛大祭奠而抛撒的圣物。
天地静悄悄。披一身白纱的枣树肃然恭立着合十膜拜,万物合唱起无声的乐章……
晕眩着。
我顾不上加入到合唱的行列。天地变成以哀伤织成的网,撒向我的眼睛。
网。银色的。刺眼的银色。
网的那一面,是我父母亲和我姑妈的脸。他们对于我奶奶的死讯还全然不知。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他们还在西藏翘望。翘望着，痴痴地，翘望他们遥远的故乡,翘望他们身板硬朗的老母……
银色的网。银色的网丝。抽取网丝——我奶奶是怎么死的?我奶奶怎么会死?
三叔的心被我抽得生疼,但他的唇间像粘牢了封条,什么也不肯告诉我。
三叔用银色的网丝缝向一个不愿示人的秘密。
然而过了两天,三叔终于忍不住悄悄暗示我,对于我奶奶的死,我的叔伯大哥最清楚。
家里人都管我叔伯大哥叫健,他是我大伯的长子,跟我三叔家住在同一座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院子里。健的脸膛如四合院方方正正,一米八的个子,看上去很健壮。曾任青岛市某疗养院的院长,后来病退回到了老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告老还乡。其实他并不老,才四十出头,除了有点儿哮喘,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病。
谁说我没病?健向我展示一本红色封皮的残废军人证,然后卷起他的裤脚——小腿上有一处枪伤留下的疤痕。这个疤痕是他关于许多战斗故事的序言——但凡逮住一次可以讲战斗故事的机会,他便会卷一次自己的裤脚。
老家的人,包括全村的男女老少,对他的那些战斗故事皆可倒背如流。用三叔的话说,耳朵都听起趼子了。
一个阳光炽烈的中午,几个村民正坐在高高的土埂上,健和我朝那儿走过去。我注意到,他们一边在高兴地聊着什么,一边在仔细翻寻自己棉袄里的虱子。那情景,仿佛他们忘记了世间的所有贫穷，欢乐着。嘴里咬虱子发出的“咔嚓”声响串起一个个比战斗故事更有趣味的乡间故事。可是,当他们一见到健和我,立刻像受到惊吓似的远远避开。
健若无其事地在土埂上坐下来,说,瞧见了吧,他们都怕咱,也可以说是尊敬咱。健说着,用他强壮的胳膊紧紧缚住我,让我体会他的力量。
我体会到了。只是我不该那样笑——我的笑声像奏响的军号,把健激发得跳将起来,当即舞拳弄腿地给我表演了一套少林功夫。
